清朝衙门潜规则 要想做得大官必须要会说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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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但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关系链”。下属没有上司的保护不行,封疆大吏必须有更硬的京官做后台才能坐得稳,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说白了就是做官必须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为清代衙门风气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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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
顺治时有一位给事中,叫任克溥,他谈到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奉迎上司。按说,迎来送往本是小事情,但有的下级官员往往因为招待上级不周而受到羞辱;馈送礼物更在严禁之列,但上司往往以交往的疏密、送礼多少来定下官的优劣。官员精神有限,竭尽心思,奉侍上官还唯恐不周,哪有时间处理政务呢?顺治皇帝也承认,下级官员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钻营结纳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
天下最繁忙的衙门,莫过于州县,父母官们即使每天勤勉公事,还唯恐精力不济。但决定他们升迁的往往并不在于“勤勉公事”,而是看他在上司面前走动得是否勤,送得是否多。省会所在的附州、附县,每天就是一件事:围着上司转,自辰时到申时,片刻不离上司身边,上司也认为这样的官员有才能。而那些没有侍候在旁的下官,尽管留心民间疾苦,但因为不会逢迎上司,也免不了受到处罚,或有降级之虞。
在下属的命运掌握在上司之手时,下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巴结、逢迎、献媚、送礼。乾隆八年(1743年),陈宏谋任江西巡抚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下属只求上司刮目看顾,不问自己能否尽职”,“一遇民事,唯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则前后更不暇计。”乾隆末年,有大学士、各部长官尽管年龄可以给王爷当爷爷、做父亲,却甘心拜王爷为老师,自己做门生;还有的交结宰相的仆从,终日与之为伍,目的就是为了能巴结上宰相。
七分交结,还要动真的,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乾隆年间,一位官员向权贵献媚,他的妻子最初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妈,后来见于敏中势力衰落,又经常前往尚书梁国治家。纪晓岚为此写了一首诗嘲讽道:“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乾隆帝曾有个“理论”,就是“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这话是对最高级别的大学士说的,但却有一种示范效应,因而大小官员都学会了循规蹈矩,整个帝国弥漫着“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的氛围。
曾国藩也说,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他预见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做官要会说“官话”
清代官场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说话,而是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
勒保是嘉庆朝名臣,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问道:“你们做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回答:“能说话者最讨便宜。”嘉庆帝对勒保的回答深表赞成,说:“是啊,工于应对,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现他的长处;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口才好掩盖了自己的短处而展示长处,虽然事后觉察,但当前已被他蒙混过去了。再者说来,政事不依赖上奏、汇报就不能畅达,有极好的事,往往会被不善词令的说坏。我每当遇到那些朴实无华的官吏,一定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同治六年(1867年),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时,先与道员商谈掩埋暴露各处尸骸的事,正在此时,巡抚、布政使司接连发文要陈其元办这件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3个月,共埋葬4万多棺,但因故还有1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将实际情况向巡抚、藩司作了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后来藩司下文,认为掩埋1700棺的县令办事认真,为此记了大功;而南汇县因为还有1万余棺没有下葬,陈其元被申饬一番。当初,陈上报时幕僚本来粉饰其词,以“掩埋净尽”作为初稿,陈却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年就不能再办,这1万多尸柩最终将暴露在外。”经历这件事以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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