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鄂妃為何對順治帝有如此強的吸引力？

董鄂氏的一生可用“紅顏薄命”四個字概括，她的悲劇不僅在於她入宮前的特殊經歷，更在於無法掙脫滿蒙聯姻的桎梏，她的一生給後世留下太多的話題……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是順治在世時所冊封的第三位皇后，但董鄂氏的皇后身份卻是在去世後追封的。

她的身世、她的得寵以及順治在她去世後的出家之念， 都給她短暫的生命增添了令人回味的因素。

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的骨灰被安置在順治孝陵的地宮之內，而在清東陵中順治的地宮是惟一沒有被盜過的，她與他在身後的確得到了長久的寧靜。

在所有清一代的宮掖中，董鄂氏都是最具傳奇色彩的一位人物。民間還一度盛行董鄂氏實際是漢女的說法，此人名董白(字小宛)，系蘇州著名歌伎，才貌雙全。

在清軍南下時董氏被掠，因貌美絕倫而被送至北京皇宮，成為順治帝的寵妃。

實際上，這位蘇州名伎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就已經被江南才子冒襄金屋藏嬌，媒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錢謙益。而清軍在順治二年南下時，冒家的財產確實被洗劫一空，但董小宛並未成為戰利品被送到北京。

董小宛因肺結核病醫治無效，在順治八年去世，享年28歲。顯而易見，董小宛並非董鄂妃。

《清史稿·后妃傳》對董鄂妃有如下記述：“董鄂氏，內大臣鄂碩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寵冠三宮，十三年八月立為賢妃，十二月進為皇貴妃，行冊立禮，頒赦。”且不說皇貴妃在後宮的地位僅次於皇后，在冊立皇貴妃時大赦天下，已經是極不尋常的跡象，順治在八年、十一年兩次冊立皇后均未大赦天下，不難看出皇貴妃董鄂氏在順治心中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地位。

鄂碩隸屬滿洲正白旗，從天聰九年(1634年)以來歷經戰陣、屢立戰功，被賜予世襲子爵。

鄂碩之女生於崇德四年(1639年)，在盛行早婚的時代，13歲左右基本完婚，比順治小一歲的董鄂氏何以要遲至18歲始入宮掖？更何況，18歲也早就過了入宮待選的年齡。

在清代官方的記載中，對董鄂氏入宮前的身世一直諱莫如深。

在西方人撰寫的有關著作對此卻有所披露，《湯若望傳》一書指出：“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憐，當這位軍人因此斥責他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斥責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一個極怪異的耳摑。

這位軍人於是乃因怨憤致死……皇帝遂將這位軍人的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據陳垣先生考證：這位軍人的夫人就是被封為皇貴妃的董鄂氏，而董鄂氏的前夫就是順治的弟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

順治朝實錄也的確留下了耐人尋味的文字：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在順治十三年七月九年級去世，七月初九“禮部擇吉於八月十九日冊妃，上以和碩襄親王薨逝，不忍舉行……”因襄親王之死而不忍心冊封董鄂氏，足以反映出順治、董鄂氏、襄親王之間存在著不同尋常的關係。

已經為人婦的董鄂氏能在順治的視野中出現，很可能同清代實行的命婦輪流到後宮侍奉后妃的制度有一定的關係。已經成為襄親王妃的董鄂氏自然在命婦之列，到宮內侍奉后妃，也就為順治同她的不期而遇提供了條件。

可真應了那句“夢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值得注意的是，孝莊皇太后在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五頒佈了懿命，以“嚴上下之體，杜絕嫌疑”為由，停止實施這個歷代都沒有的命婦入侍制度。

皇太后很可能已經聽到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的某些風流韻事。按照太后的佈置冊立內侄孫女為皇后即將舉行，此時哪能節外生枝;再說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又是個很看重禮法的人，一旦得知王妃紅杏出牆、移情別戀，肯定無法忍受;為了滿蒙聯姻、為了家庭的和睦，孝莊決定立即把一切都消滅在萌芽中，切斷順治同董鄂氏幽會的途徑，讓他們把剛剛萌生的戀情冷卻、淡化，在無聲無息中消失。

從順治十一年四月到順治十三年八月十九的兩年多中都發生過什麼，已經無從考察，但可以想像得出太后的禁令並未能阻斷順治同董鄂氏的戀情，而且最終一些風聲還是傳到了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耳中。

為此，董鄂氏受到了丈夫的“斥責”，而順治竟打了這個滿腹委屈的丈夫一個“耳摑”。

博穆博果爾“乃因怨憤”在七月九年級去世，董鄂氏作為未亡人而進宮。

董鄂氏對順治為何會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在為悼念董鄂氏所寫的“孝獻皇后行狀”中，順治寫道：“後至儉，不用金玉，誦《四書》及《易》，已經卒業，習書未久即精，朕喻以禪學，參究若有所悟。”對《四書》、《易經》的學習，對書法的精通以及對禪學的領悟都使得董鄂氏同順治在文化上志趣相投，彼此之間有說不盡的話題。

對順治來說後宮佳麗雖多，但不是來自蒙古草原就是來自滿洲世家，幾乎個個目不識丁。

已經熟讀經史子集的少年天子，又焉能尋覓到知音！平心而論，董鄂氏比起那些漢族才女，還相差甚遠，但對於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順治，卻是難得的紅顏知己。

順治帝熾熱而又持久的愛，不僅在後宮，也在董鄂氏的心頭蕩激起巨濤。

難以擺脫的負罪感與情投意合的愉悅糾纏在一起，然而博穆博果爾之死，的確令董鄂氏在內心深處懷有負罪感，撫今追昔，百感千愁，“恨不相逢未嫁時”！她最終得到冊封，堂而皇之地登上皇貴妃的寶座，並在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下皇四子，而且此子一出生就被立為皇太子……寵冠三宮也使得她成為眾矢之的，在情感激烈競爭的後宮，誰也不願意成為失敗者。

當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時，順治立即追封皇四子為榮親王。

儘管在順治諸子中皇四子是第一個得到親王封爵的，董鄂氏仍能感受到妃嬪中那些幸災樂禍的目光……順治依然堅持立董鄂氏孝獻端敬皇后御製行狀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子榮親王生的兒子為皇太子，然而經受喪子打擊之後的董鄂氏，已經虛弱到難以再承受生育的重負，一再向皇帝表示不必以己子為太子。

也許正是考慮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體狀況，廢后之念再次在順治的胸中湧動。

本來他同第二個皇后就毫無感情可言，為了日後董鄂氏的處境，他必須讓董鄂氏正位中宮。

深知其中厲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順治已經停止向皇后進箋奏後，“長跪頓首固請”，並以“陛下若遽廢皇后，妾必不敢生”，力勸順治放棄廢后之念。

滿蒙聯姻籠罩著後宮，就像一條掙不脫的枷鎖，禁錮著多情天子與他的心上人。

董鄂氏一方面品嚐著摯愛，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順治十四年她的父親鄂碩去世，對此董鄂氏的反應並非異常悲痛，因為她正擔心父親會依仗皇貴妃父親的身份在外面招搖生事，父親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牽掛，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

順治的愛已經成為董鄂氏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負，她在等級森嚴的後宮活得非常累。

順治“偶免朝，則諫毋倦勤”，惟恐落下“君王從此不早朝”的指責;當順治在“日講”後，和她探討“章句大義”時，“輒喜”;而當順治讓她一同閱奏摺時，則起身謝道“不敢幹政”。

至於對太后她更是全力侍奉，“左右趣走”，即使她在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子之後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連月子都沒能坐，就要竭盡全力去侍奉生病的太后，而皇后卻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盡婦道。

當她在喪子之後內心痛苦不堪的情況下，依然要強顏歡笑，出現在太后的身邊，“左右趣走”……長此以往，又怎能不應了“紅顏薄命”？心力交瘁的董鄂氏終於病倒，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初八(1660年9月23日)辭世，享年22歲。

董鄂氏去世所激起的波瀾比當年入宮還要劇烈，為了追封董鄂氏為皇后順治已經鬧到尋死覓活的地步。

按照傳統，妃嬪只有在所生育的兒子繼承了皇位，才能母以子貴被尊為皇后。

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順治做出過激的舉動，孝莊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為皇后。

但在議諡時又出現了問題，儘管已經增加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12個字，依然沒有出現皇后諡號中所必須有的兩個字——“天”、“聖”，如“承天輔聖”(順治祖母孝慈高皇后)、“輔天協聖”(順治嫡母孝端文皇后)。

漢化程度已經相當深的順治當然明白，董鄂氏既不是從大清門抬進來的，也不是母以子貴熬上來的，雖然他貴為天子但對森嚴的封建禮數竟也無可奈何。

就像那首被稱為出自順治手筆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題壁詩”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來不自由”！順治失去董鄂妃後的情緒失控，遠遠超過了他的父親皇太極。

在葬禮結束後，順治帝又掀起出家當和尚的軒然大波，他讓玉林通的弟子行森和尚為自己剃度，以表示棄天下如敝屣的決心。

順治的出家念頭在董鄂氏去世時已經萌生，但他的未了情還要用手中的權力去了結——追封董鄂氏為皇后、為她舉行隆重的葬禮，一旦把這兩件事辦妥，他就要遁入空門了。

順治的剃度，實際是一個從漸悟到頓悟的過程，從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會寺同和尚憨璞會面後，順治又同玉林、木陳、行森等禪師頻繁接觸。

這當然有爭取逃入空門士人的考慮，因為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後，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靈上的某種慰藉。

據當時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維克特·瑞奇(Vctor Ricci)所記：“許多忠於明朝的志士們不願受滿洲統治而出家當了和尚，不少學者、詩人、畫家棲身寺廟。”他們中有的以“思明”為法號;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禎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十幾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賦詩：“一聲長嘯出紅塵，忠孝原來是法身”，以詩言志;還有的把時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縊的故君——崇禎的詩文，編輯成冊，名曰《新蒲綠》。“儒之門幾無人”“率被釋氏牽之去”以及空門不空，在當時都是非常突出的。

順治先後詔令在禪門中頗有影響的玉林、木陳禪師進京論道。

木陳不僅是“新蒲綠”的編輯者，還在順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開堂說法，而當時的舟山在魯王朱以海的控制之下，其政治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陳在進京後，被順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當時稱為西苑)居住堪稱是志趣相投，心有靈犀。

順治的博學多聞、禮賢下士，已經把木陳胸臆間的故國之思、華夷之別盪滌殆盡。

在其離京前夕(順治十七年五月)曾揮毫寫下：“惜別君王重，多愁會晤難。

何由能縮地，長此共盤桓。”惜別之情、眷戀之意已經躍然而現。

“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的木陳，在南歸後還寫了一篇頗有政治色彩的文章《從周錄》，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之意，還對明清鼎革的合理性進行了論證，其文曰：“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興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託首陽以自高，則已違乎周、清從違之義矣。”這一番議論，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疇、吳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陳已非彼木陳！而木陳“以比丘尼不得為君父報仇”的告誡，更是順治期待已久的。

滿漢合作基礎的擴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禮禪也是個雙刃劍，即瓦解了禪門，使得相當一部分禪師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現實。

與此同時也把順治的思緒引向了空門，他曾對木陳說過“朕於財寶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覺風雲聚散沒甚關晴”。

順治甚至拜玉林為師，法號“行痴”，用現在的話也算得上是個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機鋒問答，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

關於順治出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被炒得沸沸揚揚，吳梅村還以此為題寫了首長詩。

而在《清詩紀事》中還收錄了一首署名為福臨寫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題壁詩”。

雖然可以斷定此詩並非順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袈裟披最難。朕乃山河大地主，憂國憂民時轉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來不自由，江山坐到幾時休”等句，確實反映出順治不堪塵世禮法束縛的心境。

產生於清乾隆時期的著名小說《紅樓夢》中便安排主人公賈寶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禮教奪去生命後，毅然拋棄榮華富貴出家當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於順治強烈的出家之念。

該書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時很可能聽到有關順治試圖遁入佛門的真實情況，正是有了這種生活積澱，《紅樓夢》這部鉅著也才具有如此強的震撼力。

但順治的出家，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及時趕到北京的玉林制止了順治的出家之舉。玉林明確表示：如果皇帝不放棄出家之念，就將燒死行森。熊熊燃燒的柴堆迫使順治讓步，依然留在塵世當皇帝。

為此他安排最得寵的太監吳良輔作為皇帝的替身在憫忠寺出家，以了結皇帝的未遂之願，並在十八年的正月八年級御駕降臨憫忠寺，參加吳良輔的剃度儀式。

過度的悲傷、主持葬禮的疲憊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傷害了順治帝本來就多病的身體。

順治在十幾歲時得了肺結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結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現出病態的亢進，用中醫的觀點來解釋就是陰虛陽亢，而當時順治又處於青春期，縱慾之事時有發生。

然而病態的亢進耗盡了他體內的元氣，以至才20歲出頭就已經陰陽俱虛，氣血兩虧。

順治對董鄂妃的寵愛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獨承雨露”，實際上皇帝同她經常“分床而居”，彼此如同老友一般，更多的是心靈上的溝通。

而董鄂妃的去世，已經使得順治的命門火虛弱到隨時就能熄滅的程度。

順治在參加吳良輔的剃度儀式後5天去世，按照他的遺囑：由行森在景山舉行火化儀式，奉命來京的行森在四月十七日為順治舉行了秉炬，其遺體及生前御用物品全部焚燒。

順治的骨灰葬在他生前擇定的墓地——位於遵化馬蘭峪的清東陵。

令順治沒能料到的是，他逝後的諡號“章”也未能系在董鄂氏的皇后諡號上，這就意味著孝獻皇后不可能配享太廟……然而無論是禮教還是名分，對於紫禁城裡所發生的長達數年的驚世駭俗的生死之戀，不也都是無可奈何嗎？！

順治在參加吳良輔的剃度儀式後的當天下午就感到有些身體不適。

到了第二天——正月九年級，就已經出現出痘的症狀(當時人把生天花稱為出痘)。

從關外來到中原的滿洲人，本來對天花病毒就缺乏免疫力，而成年人出天花往往會危及生命，因而每年的冬季及初春順治都要到南苑去避痘。

但順治十七年的冬季卻是個例外，順治不僅未去避痘，反而為了董鄂妃的葬禮弄得心力交瘁，疲憊不堪，天花病毒乘虛而入。

到了正月初六順治病危，這天凌晨麻勒吉與漢族學士王熙到皇帝病榻旁奉命撰寫遺詔。

據王熙在《自撰年譜》中所記：在寫完第一段後“遂奏明：恐聖體過勞，容臣奉過面諭，詳細擬就進呈，遂出至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撰擬，凡三次進覽，三蒙欽定，日入時始完。

至夜，聖駕賓天。”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在正月初七子刻在養心殿去世，時年24歲。

不難看出，順治的遺詔在去他世之前已經由本人審閱定稿，然而遺詔是在申時才公佈的。

公佈遺詔是在順治去世之後4個時辰(8個小時)，而且遺詔已經變成了罪己詔。

曾經參與撰寫遺詔的王熙在遺詔公佈後，便把自己儲存的所有同遺詔有關的文字記錄全部付之一炬，而且此後對所有涉及的內容守口如瓶。

據孟森先生考證“其間必有太后及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8個小時足夠修改了。

在這份罪己詔中的第十條就涉及到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端敬皇后於皇太后恪盡孝道，輔佐朕躬，內政聿修。朕仰奉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未能以禮止情，諸事窬潰不經，朕之罪一也”。

把對董鄂氏的葬禮逾度寫進罪己詔，的確反映了孝莊的強烈不滿，在她看來順治如果不如此傷感、勞神，又怎能會染上痘症並因此撒手而去。

而[美]A.W.恆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福臨傳》中也有如下的評論：“在這份以福臨名義釋出的遺詔，把福臨裝扮成因為有某些過失而下罪己詔者，例如加予寵妃的那些破例的榮譽和為她的死而舉行的奢侈的葬禮……可能是他的母親孝莊皇后希望抬高她自己的侄女或侄孫女而堅決要加進去的。”孝莊的情緒使得端敬皇后的堂妹貞妃董鄂氏陷入深深的恐懼中，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煩，為了董鄂氏家族不至於受到牽連，她決定犧牲自己，以為順治殉葬來換取皇太后的寬恕，才20出頭的她從容地走了。

雖說這是她自己的抉擇，但其中……儘管康熙追封貞妃董鄂氏為皇考貞妃，但當兩年後順治的孝陵竣工之後，在地宮中同順治合葬的只有孝獻端敬皇后和剛剛去世的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

至於追隨先帝而去的貞妃，則被葬在孝陵東邊妃嬪陵寢。當康熙在三十二年開始為嫡母孝惠營建陵寢時，便在原有妃嬪陵寢的基礎上營建孝東陵——修建地宮、地宮上的寶城、方城、明城、隆恩殿、東西配殿……而貞妃不過是葬在孝東陵的28位嬪妃中的一個。

生前並未得寵，但卻要成為堂姐的替罪羊;雖然殉葬，死後依然備受冷落;名分以及合葬地宮的哀榮都同她無緣……

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雖然沒有留下一兒半女，但她卻留下一位為清王朝立下汗馬功勞的弟弟費揚古。

費揚古生於順治二年(1645年)，比孝獻端敬皇后小6歲，在他的腦海中姐姐的印象已經非常模糊，但他卻承襲了姐姐辦事認真、為人謙和、追求完美的性格。

當他的父親在順治十四年去世時，13歲的費揚古就承襲了父親在一年前(順治十三年)因女兒被封為皇貴妃而晉升的伯爵。

13歲的小伯爵懂得約束自己，在姐姐最得寵的時候，不敢有任何放縱自己的言行，而且抓緊時間學習文韜武略，為將來建功立業奠定基礎。

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年輕的費揚古在安親王嶽樂帳下效力，因戰功卓著被授予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

費揚古不是憑藉外戚的身份，而是憑藉自己的功績而躋身於政壇。在清王朝抗擊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戰爭中，費揚古更是大顯身手。

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以伊犁為統治中心的漠西蒙古中實力最為雄厚的一支——準噶爾部，在首領噶爾丹率領下揮師東進，並於次年五月越過杭愛山大舉進攻漠北的土謝圖部，又乘勝渡過土拉河侵入車臣部牧地，漠北各部紛紛南奔，請求歸附清朝。

如果清廷不接受漠北各部(又稱喀爾喀各部)內附，他們必然被準噶爾部所吞併，將成為清王朝北部的巨大威脅;如果允許喀爾喀各部內附，噶爾丹就可能以追擊為名而內犯。

儘管情況如此嚴峻，但康熙絕不會錯過臣服漠北各部的天賜良機。在此之前，漠北各部已經對清王朝“間通使，間為寇”，準噶爾的侵略使得他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於是康熙下達了允許喀爾喀各部內附的命令，並在靠近邊界的牧場予以安置，調撥歸化城的糧食用來賑濟他們。

漠北各部在內附後也同漠南內蒙古一樣編旗，被編為三十七旗，且建立匯宗寺以安置各部喇嘛。

康熙“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禦朔方”的做法，的確收到了“較長城更堅”的效果。

佔領漠北的噶爾丹愈發不可一世，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以追擊喀爾喀各部為名，率領軍隊數十萬南下，“已進汛界”。

噶爾丹“志在不小”，於是康熙決定御駕親征，開始了同噶爾丹之間的第一次戰爭。

但此次親征由於康熙病倒在軍前，只得委託裕親王福全等指揮此次戰事，而費揚古就是裕親王福全麾下的一員得力將領。

雙方在烏蘭布通展開激戰，噶爾丹在被擊潰後率餘部渡過西拉木倫河逃回漠北。

在此之後，噶爾丹依然時時越過克魯倫河，南下侵略巴顏烏闌一帶。

為了防禦噶爾丹，康熙任命費揚古為安北將軍，駐守歸化(今呼和浩特——內蒙古自治區首府)。

為了解決噶爾丹對內蒙古的軍事威脅，康熙在三十五年(1695年)二月，再次御駕親征。

此次親征兵分三路，東路由薩布素負責，率領數千軍隊駐守蒙古東部，防止噶爾丹向東逃竄;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的費揚古是西路統帥，西路是此次征戰的主力，兵力四萬六千有餘;中路由康熙親自率領，兵力約三萬三千。

按照事先的部署，中路軍在四月七年級從北京出發，而西路軍在三月份分別從寧夏、歸化出發，五月底中路和西路在土拉河以北會師。

西路軍在行進途中因天氣惡劣影響了進度，為了避免不能按期到達使得康熙率領的中路軍獨自承受巨大的壓力，費揚古親自率領一萬四千精銳日夜兼程……而當康熙抵達克魯倫河以南時，“北岸已無一帳”，噶爾丹早已“拔營宵遁”。

噶爾丹在向西逃竄的途中“遺老弱輜重”，在經過五晝夜的狂奔後抵達位於庫侖(今烏蘭巴托)的昭莫多(蒙語大樹)，但卻被費揚古所率領的西路軍迎頭予以阻擊。

費揚古在昭莫多同噶爾丹展開激戰，噶爾丹的主力全部被殲滅。

從此費揚古的名字就同康熙盔甲昭莫多、同大敗噶爾丹緊密聯絡在一起。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這是準噶爾部的一名善彈箏笳的老樂工被俘後，在康熙皇帝所舉行的慶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壯淒涼的歌，從歌詞中可以看出：噶爾丹率領的準噶爾部在佔領漠北喀爾喀三部後試圖向南擴張、飲馬黃河的狂妄之心，也反映出在昭莫多之戰重創下噶爾丹精銳喪盡、處於窮途末路的可悲境地。

噶爾丹在天山以北的故地已經被他兄長僧格的兒子策妄阿拉布坦所佔有，進退失據。

由於噶爾丹拒絕康熙的招撫，費揚古在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二月又參加了第三次對噶爾丹的戰爭，但雙方還未來得及交戰，噶爾丹就在這一年閏三月十三日一命嗚呼。

費揚古因在平定噶爾丹戰爭中的傑出貢獻，被封為一等公爵。

自第一次在烏蘭布通交戰到噶爾丹兵敗身亡，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裡費揚古駐紮在歸化，由於他能約束布眾、軍紀嚴明，深得民心，當第三次討伐噶爾丹的戰事結束後，他奉命調離，當他從該城開拔時，歸化的商人、百姓紛紛給他送行，不久為他修祠立像，以紀念他在抗擊噶爾丹、戍邊衛民及綏靖地方的過程中所立下的功績。

以至清政府在任命下一任駐歸化將軍時，竟然任命了一個與他同名的人，但此費揚古是預親王多鐸的小兒子，這一任命足以反映出：出自董鄂氏的費揚古，在蒙、漢百姓中所享有的崇高聲譽。

安息在孝陵地宮中的孝獻端敬皇后的靈魂，應該感到欣慰了……

本文選自《正說清朝十二后妃》，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李景屏 谷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