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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相富弼 為大宋撬開遼夏同盟

一代名相富弼 為大宋撬開遼夏同盟

因西夏國的消亡,西夏文沒能“活”下來,出土的西夏文著作《德行集》等成為天書。前兩年,有人研究發現,《德行集》的一段文字,實際上節譯自蘇軾的《富鄭公(即富弼)神道碑》,是現存最早的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的蘇軾作品。這個發現表明西夏人對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視,也表明東坡詩文在西夏如同在遼國一樣有過廣泛的影響。

一代名相富弼 為大宋撬開遼夏同盟

遼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對手和威脅,但都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與漢唐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相比,遼和西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遊牧民族佔有了農耕地區,統治區兼有遊牧、農耕等多種生活方式,這必然使他們更深刻地受到漢文化——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的影響。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清醒地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地。

在富弼看來,遼和西夏強盛的原因,正是由於他們進入了農耕區,這些農耕區的漢族英豪皆為其所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寇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

西夏國建立後,富弼最早意識到了宋遼夏三角關係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並率軍侵宋,不久富弼上書論事,在力主討伐西夏的同時,指出西夏通過聯姻與遼保持密切關係,他們極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勢,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為聲勢,或者藉助對方軍隊,如果形成這樣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煩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須避免兩面作戰,那樣的話,“即國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間?”所以決“不可使至於此極也”,凡涉及遼、夏的外交活動,他都以此為處理問題的基本原則。

1042年,富弼擔心的問題終於出現了。遼國大兵壓境,與西夏形成掎角之勢,大宋頓時危急。富弼受命奔走於遼宋之間,他的任務,是化解與遼國發生戰爭的危險,並儘量降低代價。他投入全部的身心從事這項工作,在那樣的條件下,可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終商談增加歲幣數額的時候,諳熟宋遼夏三角關係的富弼,不動聲色地把西夏“磨”了進去。

遼國引火燒身

從效果看,富弼出使遼國十分成功。他透徹的分析,令遼興宗打消了舉兵南侵的念頭,漫天的戰爭陰雲消散。由於雙方交涉深入務實,和約訂立後,產生了很強的約束力。數十年後,蘇軾所撰《富鄭公神道碑》說:“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增幣二十萬”,這是當時雙方談判的結果。與澶淵之盟一樣,這次“熙寧增幣”歷來也聚訟不已,花錢買和平,宋朝這一特有的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麼,或許永遠是見仁見智的話題。

按照宋朝史料記載,在大致商量好這個價碼後,富弼附帶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為後來很多事打下了伏筆。在簽訂盟約前,富弼和副使張茂實手拿兩份國書、三份誓書,來跟負責接待的遼國大臣說話,遼大臣很奇怪:怎麼用得了這麼多份?富弼答道:我們是做了多手準備。聯姻的事談成的話,就需要以姻事盟誓;如果貴國能令西夏停戰,那歲入金帛增20萬,這需要一套國書、誓書;如果貴國不能約束西夏,那歲增10萬,就是另一套檔案了。所以我們準備了國書二,誓書三。

這並不是討價還價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將法。雙方已基本談好價碼,再攔腰砍一刀,20萬減成10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富弼附帶的這個條件,在遼興宗看來根本不算個事,哪裡值得了10萬?

党項首領元昊的家族與遼世代聯姻,以此結成同盟關係。遼國強大,党項較弱,因此遼國一向佔有主導地位。元昊建立西夏後,與大宋交戰不已,更要仰仗遼國,在遼興宗面前裝孫子,獻貢獻寶。因此,說到約束西夏,興宗自感小事一樁,不假思索就與宋朝訂立了盟約。

但遼興宗對三角關係微妙性的瞭解,真的遠遠不如富弼。

元昊裝孫子,獻貢獻寶,都是為了利用遼國力量,與之結成同盟共同對付宋朝。如今西夏與宋朝掐得死去活來,損失極為慘重,好處還沒撈著;而遼國利用這個機會撈了一大筆好處,並單方面與宋訂立和約,把盟友西夏撂在一邊不管。元昊正氣不打一處來,遼興宗派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前往西夏,諭令元昊與宋講和。元昊滿腔怒火爆發,怒斥遼國使者,兩國從此交惡。

遼國境內有不少党項部族,兩國友好時,這不是什麼問題。當元昊對遼國滿腹怨言,無處發洩時,就開始招誘這些部落歸降,遼夏邊境失去了平靜,小騷擾、小衝突不斷。遼國為此築了威塞城鎮守邊疆。遼夏同盟關係破裂,雙邊關係不斷激化,潛藏著更大的衝突。

宋遼和談成功四五個月後,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請和。有人認為,是連年戰爭讓西夏撐不住了,損失慘重、國力衰弱,無力支援下去。但宋夏打了三四年都沒有停戰跡象,偏偏在宋遼和談後不久請和,說明三國關係微妙的變化,對西夏有著更深刻的影響。

不久,富弼出任樞密副使,在外交事務上發揮了更大作用。他對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對外交事務的恰當處理,使宋與遼、與西夏出現了長期的和平,也使宋在三國關係中佔到主動地位。

助宋走出戰爭泥潭

樞密副使的職位,是皇帝派人反覆說服富弼接受的。這個職位級別高,地位重要,別人想都想不來,但富弼卻拒絕了多次。

出使遼國之前,富弼就曾辭謝提拔。和談成功後,從皇帝到百姓都認為他立下大功一件,朝廷多次要提拔他,都被他堅決辭謝了。

此次出使遼國,富弼投入了全部的身心。他前後兩次出使,第一次臨出發時他的女兒夭折,第二次接受使命時,他夫人生下一個男嬰,家裡來報信,他“皆亟行不顧”。出使過程中,遭遇諸多艱辛,他都默默承受。其間的種種表現,贏得了朝野高度讚譽。石介在《慶曆聖德詩》中,極力稱譽他的赤膽忠心:“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練金鍛鐵。”後來蘇軾在《富鄭公神道碑》中也大為欽佩:“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

和談成功,富弼歸來,重用他的呼聲甚高。宋仁宗也確實先後幾次要提拔他,但富弼都“死辭不拜”。

富弼堅決拒絕提拔,是基於兩點考慮。其一,以增加歲幣的方式謀得和平,他覺得不能算是功勞,這種無奈的權宜之計,決不是長久之策。他反覆上書並面奏:“朝廷方事西略,河北無備,臣奉使所以不敢死爭者,實慮興戎,以敗國事,功於何有,而遽受賞哉?”

其二,盟約初定,他擔心遼國毀約。和約一簽,很多人認為大事已定,跟沒事了一樣。如此,萬一遼國別生野心,毀壞盟約,宋朝又將陷入困境。因此他以拒絕提拔、賞賜表明態度,希望“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

近一年後,宋仁宗再度任命他為樞密副使,並派宰相特別向他傳話:這是朝廷需要你這樣的人才,並不是對使遼的論功行賞。如此,富弼才接受了這次任命。

這期間,宋夏和談持續進行,雙方在稱謂上發生爭議。元昊上書,自稱男,尊宋仁宗為“父皇帝”。富弼堅決不同意這樣確定雙方關係,認為元昊應該向宋稱臣。做兒子,對元昊來說無所謂,沒損失,還能得到大量賞賜;而稱臣,則要遵守臣節,對西夏能產生較強約束,並且西夏是否臣屬於宋,關係到宋、遼和夏三國關係的大局。西夏對遼已稱臣,如果不對宋稱臣,那輩分就亂了,更會造成外交上的失衡,極大增強遼的外交優勢和貪慾之心。遼國君臣會唯我獨尊,自認為天下第一。這樣極不利於宋遼關係的發展,將使宋的外交陷入被動,更不利於宋正統地位的確立。況且此時遼夏關係緊張,西夏才來求和,宋朝沒必要讓步。於是,朝廷採納了富弼的建議,拒絕了元昊的使者。迫於壓力,元昊最終同意向宋稱臣,宋夏關係迴歸至君臣狀態。雙方議定舉行冊封禮,由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

就在冊封使者將要前往西夏時,遼國派使者前來宋朝,朝廷就令冊封使者暫不出發,想等待遼使到來,看看他們的態度再決定宋朝的行止,以免因此得罪了遼國。這時,富弼站出來上奏,請求讓冊封使者速行,“虜使未至而行,則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後行,則恩歸契丹矣”。在富弼看來,宋冊封元昊,是天經地義之行為,不需看遼國臉色,若等待遼國使者至後再對夏行冊封之禮,則元昊將對遼國感恩,有利於恢復遼夏關係,而不利於宋對遼夏的分化瓦解戰略。富弼對三國關係的準確把握,說服了宋仁宗,於是“遂遣使行”。西夏與宋因此結束戰爭狀態。

坐觀遼夏相鬥

隨後,西夏與遼國迅速進入戰爭狀態。遼國境內党項族人叛亂,投歸西夏。遼興宗派兵征討,元昊出兵援救,竟然殺了遼國招討使蕭普達。遼興宗大怒,從各地抽調數十萬大軍,會於西南邊境,準備大舉討伐西夏。

古代情報工作遲滯,宋朝君臣對遼夏變故尚不了然,對於遼國大軍異動的原因產生懷疑,很擔心他們與西夏聯兵南侵。但富弼對遼夏關係的發展卻比較瞭解,他斷言這一次遼國絕對不會南侵,“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其中第七條說,“契丹始與元昊約,同困中國,今契丹背約受中國益幣,元昊屢出怨言,契丹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族屢殺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發兵西伐,必無會合入寇之理”。

但有的大臣還是不放心,認為小心為上,應向沿邊地區調兵,以備遼國突襲。富弼笑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這時候,遼國正傾力對付西夏,如果宋朝不明不白大量調兵趕熱鬧,難免不讓遼國起疑,那局面可就混亂了。宋仁宗再次信任富弼,沒有調兵。而遼國確實沒對大宋動任何心思,他們的目標是元昊。

遼國起兵十多萬,分三路向西夏境內殺去。大軍渡過黃河,前行400裡都沒有遇到抵抗。隨後在賀蘭山北麓捕捉到西夏主力,遼軍縱兵進擊,把西夏軍隊打得大敗。

元昊與宋軍作戰習慣打勝仗,這次一戰即敗,不免有些氣餒。他了解到遼國援兵仍源源不斷前來,心中大懼,使出緩兵之計,派使者向遼興宗謝罪請降。興宗召集眾將商議,大將蕭惠說:“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親臨,大軍並集,如若不將西夏一舉征服,將來後悔莫及。”興宗覺得有理,下令遼軍追擊。元昊見議和不成,率軍急退,邊退邊施行焦土政策,將方圓數百里地面糧草燒盡。這一招擊中遼軍要害,他們一向不帶糧草,以戰養戰。如此一來,後勤供應全無保障,因缺少草料,戰馬病亡大半。此時,元昊再次派人前來請降,遼國君臣計議未定,元昊突然率領大軍襲來。遼軍戰鬥素養很高,匆忙迎戰,仍把西夏軍打得敗退。遼軍正待追擊,突然天起狂風,飛沙走石,撲向遼軍。遼人最為迷信,極崇信鬼神,狂風一吹,將士都心驚肉跳,軍心大亂。而西夏軍對自己地面上的這種風沙早已習以為常,乘機衝殺過去,將遼軍打得大敗,遼興宗本人只帶了幾十個隨從逃脫。這場大戰發生在河曲,故稱“河曲之戰”。

第二年,遼國又興兵大舉進攻西夏,仍沒佔到上風。1049年,遼軍再度西征,仍拿西夏沒辦法。至此,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

富弼成功出使遼國,解除了戰爭危機,為大宋立下一件大功。同時他還利用自己對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大宋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正是這些作為,一向拒絕寫作碑誌的蘇軾,爽快地答應了其子富紹庭求寫碑文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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