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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親手斬殺倭寇最多的英雄竟然在明朝

史上親手斬殺倭寇最多的英雄竟然在明朝

這事得慢慢從明朝嘉靖年間說起。朱厚熜執政的嘉靖年間,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戰爭極多。南方的倭寇,外加北方的韃靼部落,每年輪流侵擾,史稱“南倭北虜”之患。論及影響,北方的韃靼侵擾,打得明王朝頭疼,每年都是幾萬人肆虐,邊關敗績連連,軍民死傷慘重。而東南的倭寇劫掠,卻更讓明王朝心疼:明王朝的財政稅收,絕大多數都指望東南沿海,倭寇一打劫,不但財產損失慘重,連帶著是年的當地稅賦,也都一股腦泡湯。

史上親手斬殺倭寇最多的英雄竟然在明朝

因此自從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倭患越鬧越凶,嘉靖皇帝朱厚熜,也越來越急,平倭的招數,能使的都使了,除了厲行海禁,嚴打走私外,更調兵遣將,集結精銳部隊到東南,多次重拳出擊,非要滅了倭患不可。但嚴打的結果,卻是經常被打慘。反映到戰場效果上,起初的明軍,更是灰頭土臉,多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戰況十分丟人。而且前線的作戰過程,還經常比想象得更衰:經常是沒打幾下,全副武裝的明軍,就做鳥獸散,被倭寇追得撒腿跑。之所以鬧成這樣,原因很多。首先倭寇問題,並非是海盜打劫這麼簡單,成員也不止日本人。論及因素,既因為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國內亂作一團,各色武士浪人結夥流竄,侵擾程度加劇。更因為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展,傳統的海禁政策已經過時,各地走私猖獗,明王朝既不開放民間貿易,更無力制止走私,於是走私團伙與日本海盜互相勾結,背後還有沿海當地大戶撐腰,以至於局面鬧得不可收拾。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軍事因素。發展到嘉靖年間,明朝傳統的衛所制度,早已經敗壞不堪,軍屯大量流失,士兵更紛紛逃亡,勉強服役的,絕大多數都是老弱殘兵,戰鬥力極其不靠譜,上了戰場,更缺少殺敵立功的勇氣,招呼倆下子就跑路,那是常有的事。而倭寇這邊,更絕非簡單的強盜團伙,相反軍事素質極高,首先說武器,雖然在戰船和弓弩技術上,倭寇遠遜明朝,但是火槍技術卻極先進,特別是常年和葡萄牙人打交道,不但火器製造技術突飛猛進,戰術也日益成熟,還出現了線形射擊戰術,好些能征善戰的明朝猛將,都是陣亡在倭寇的火槍下。

除了火器外,倭寇的戰刀工藝也極好,特別是著名的武士刀,效能更強於明朝軍刀。而且就作戰而言,倭寇中的“真倭”,大多都是日本的浪人武士,即使放在日本,也都是戰鬥力強悍的職業軍官,這麼群人湊在一起,軍事素養極高,臨陣作戰,戰術紀律也極強,他們最擅長使用長蛇陣,將老弱兵隱藏在中間,精壯士兵打先鋒或者殿後,作戰時候的花招更是多,尤其缺德的是,針對明軍紀律敗壞的特點,倭寇還常故意把財寶美女扔到地上,引誘明軍哄搶,然後趁機衝殺。甚至好些以戰鬥力強著稱的明軍,都被這種雷人戰法打垮。但作為一支曾經橫掃天下的虎師,在歷經多次失敗後,明軍很快煥發了鬥志,一批仁人志士們採取募兵的方式,很快摔打出多支善打硬仗的鐵血軍隊,一群新興的名將也相繼脫穎而出。在嘉靖時代的最後二十年裡,東南抗倭戰局,在這些將士的浴血奮戰下,終於艱難的朝好的方向扭轉著,並最終於嘉靖四十五(1566年)年,隨著最後一股倭寇團伙在越南萬橋山被殲滅,肆虐明朝近二百年的倭寇之患,終於徹底肅清。這是大明軍人的卓越功勳。

而在嘉靖年間跌宕起伏的抗倭戰爭中,湧現出的將星也格外多。但是,在曾經作為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幕僚,幾乎全程參加抗倭戰爭的明朝大才子徐文長眼中,這些人裡真正匹配得上“名將”身份的,滿打滿算不過三人:譚綸,戚繼光,俞大猷。而三人當中,對比職業武將戚繼光和俞大猷,譚綸,卻是唯一文官身份。

一:文官帶兵不簡單

三大名將中,論在後世的知名度,譚綸恐怕是最小。但論行政職務,他卻是最高,且另外倆位將星戚繼光和俞大猷,也都曾做過他的下屬。特別是今天已公認是民族英雄的戚繼光,和譚綸的淵源非常深,軍旅中最光輝的生涯,幾乎都是二人同呼吸共命運。而之所以說他,除了上述原因外,卻還因一個重要意義:譚綸的戎馬生涯,堪稱明朝“文官帶兵”景象的縮影。說起明朝“文官帶兵”這事,即使是好些現代人也唏噓,覺得外行的文官,偏要操持軍務,能打勝仗才叫怪。甚至一些專業史家,指摘明朝的弊病時,這也是重要一條。

這些指摘,確實也有一定道理,“文官帶兵”制度發展到明朝中期,已經成了一項固定制度。明初只能由公侯擔任,權力極大的“總兵”職務,到了明朝中後期,雖然依舊是武將的最高官職,卻早被牢牢壓制,不說上面有總督和巡撫倆個文職壓著,就連七品的御史,也可以不拿這官當回事。按照正德年間名臣楊一清的說法,文官面前,武將已經越發沒地位,就連一些以往雜役才做的事,武將們也心甘情願被文臣使喚,平日工作往來,更是畢恭畢敬。這個制度當然也有問題,武將日益被邊緣化,戰鬥熱情受打擊,而且文臣武將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越發惡化,文臣瞧武將是老粗,武將們雖說大多沒膽反抗,但心裡卻怨怒,打起仗來更是陽奉陰違。由於文武不和而造成的敗仗,在明朝也一直不少。

但是明朝的文官帶兵,比起之前宋代來,雖說表面類似,卻至少還有一個重要進步:並不是所有的文臣,都能獲得帶兵的機會,明朝中期的文臣,更不會像宋代的範雍之流那樣,只憑著日常工作表現好點,哪怕半點軍務不懂,也能成為統兵一方的大帥。一介文官,想要在明朝帶兵,既要有真本事,更得有相關的歷練。而在這方面,明朝的政治體制,也有一套成熟的選拔培養流程。而作為明朝儒將的代表,譚綸正是從這個培養流程中摔打出來的。譚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進士,登第的時候很年輕,才二十四歲,但名次卻不算好,沒機會成為庶吉士,僅授官南京禮部六品主事。清水衙門裡的小角色。

雖說正經學業不成,而且授官也不理想,但早年起的譚綸,也是個小有名氣的青年,有名的不務正業。喜歡的學問,都是正經老夫子眼裡的閒篇:不但喜歡軍事,好讀兵書,而且還常寫心得體會。甚至日常生活中遇到些許小事,哪怕碰上鬥蛐蛐這類閒事,也常和軍事聯絡起來,研究兵法從來著迷。其作品《說物寓武》,就是此中的得意之作。這愛好在後人看來,屬於軍事天賦。但在當時好些人看來,純屬閒的難受。而且譚綸早年幹過的閒事,還不止這條,更喜歡戲曲藝術,不但愛好填詞,更喜好琢磨曲牌,一研究起來,也同樣入迷。而後來的人生裡,看似不務正業的譚綸,在這兩件入迷的事上,都做出了不小的成就。

當然這兩件閒事裡,倒也體現了譚綸的一大優點:認真。只要願意幹的事,就會傾注百分百的心血,不幹好不罷休。步入仕途後,他這認真的特點,也很快嶄露頭角。外加他天資聰穎,說話辦事穩重。沒過多久,竟也進入了朝廷的視野,成為栽培物件,很快就換了工作:升調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雖然還是在清水衙門的南京,但這個調動卻非同小可,南京的衙門,絕大多數是閒職,唯獨不清閒的,卻是執掌東南兵權的南京兵部。而職方司,更是其中極其重要的衙門:日常掌管各地軍事資料,戰時更要負責制定作戰方略,工作瑣碎辛苦。但這個職務,卻是明朝“文官帶兵”的一個重要跳板,通常擔當這個職務的,都是朝廷眼中,未來統兵打仗的角色。給這個崗位既是考察,更是難得的磨練機會。比如弘治年間的軍事家劉大夏,便是從這個崗位走出來的。

在這個崗位上,譚綸一樣做得認真,尤其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辛苦瑣碎的工作,大明軍備的實際情況,也逐漸瞭然於胸。怎樣打勝仗,也是這位青年書生一直苦苦思考的問題。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一場意外的危機,卻令常年苦苦思考的譚綸,得到了一展身手的機會:有股囂張的倭寇,居然突破明朝水師的層層防禦,一下殺到南京城下,訊息傳來,整個南京都亂了套,官員們慌了神,守軍們也嚇得哆嗦,眼看一場浩劫在所難免。危急時刻,譚綸卻猛得站了出來,甚至主動請命,臨時招募了周圍一群壯丁,總共五百多人,簡單教授點武藝戰術,就急火火上了戰場,按照軍事常識,這群人去打倭寇,還不夠給人塞牙縫的,但譚綸有辦法,一是會做動員,他口才很好,諸如民族大義之類的話一說,立刻把大家煽動得嗷嗷叫。然後也會抓戰機,趁著倭寇們剛登岸,腳跟都沒站穩,就突然發起攻擊,而且是倆面夾擊,一部分人正面衝,另一部分人側面打,一下把倭寇切割成兩半。而譚綸本人也不含糊,帶頭衝在第一線。就這樣連衝帶殺,竟然就把敵人打垮了。這仗打完,譚綸一戰成名,成了朝中擅長用兵的俊才,接著又得到新考驗:就任台州知府。

二:譚戚共事,黃金搭檔

在嘉靖年間,台州知府可是苦差事,雖然當地物產豐富,商貿發達,卻正處於倭寇侵擾的前線。倭寇鬧得最凶的那些年,這裡常被“光顧”。到了這個新崗位上,當初從南京嚐到募兵甜頭的譚綸,這次故伎重演,利用朝廷許可,在當地招兵買馬,編練新軍,很快又練出了一支千人的勁旅。這支他苦心打造的部隊,長期學習荊楚劍法和方陣,作戰紀律性極強,而且勇猛無比。多次挫敗倭寇進攻,幾年下來,戰果累累。雖然一直勝仗,但譚綸很快就發現力不從心,自己的這些軍事本領,最強的是駕馭將領和管理士兵,但具體到手把手訓練,實在不是所長,累死累活這麼多年,最多也只能訓練這點人馬,每年用來保衛地方,尚且勉強,至於乘勝追擊,徹底殲滅倭寇,實在不夠用。

而這也是譚綸台州知府任上的最大收穫,他認清了自己,為了實現肅清海疆的理想,他迫切需要的,是一位擅長練兵,精通軍務,且志同道合的搭檔。苦苦幹了幾年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譚綸終於等來了這個搭檔,也是他一生的戰友:參將戚繼光。作為一個卓越的軍事家,戚繼光經過幾次戰鬥,也發現了明朝政府軍的問題:士氣低落,作戰怯懦,毫無積極性。指望這幫人掃平倭寇,八輩子都沒戲,得練兵。而在練兵這事上,戚繼光胃口更大,他決心訓練一支數千人的鐵血精銳,作為平定倭寇的專用部隊。想法很好,但做起來不容易,謹慎的戚繼光,也給出了自己的時間估算:至少得三年。

也就是說,三年裡,戚繼光的主要任務,只有練兵。諸如倭寇侵擾,保衛疆土之類的事,基本要靠譚綸苦苦支撐。要碰到一般知府,聽到這計劃得跳腳。但譚綸卻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驅逐倭寇,建功立業,是他的夢想,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精準的判斷眼光,這個叫戚繼光的青年將領,是大明朝不世出的練兵人才,他說三年,準錯不了。於是接下來的三年裡,譚綸一直苦苦支撐,三年間,倭寇多次大規模進犯,譚綸手裡兵少,硬碰硬沒戲,就想盡辦法抓防守,除了修繕各類衛所工事外,還開動腦筋使計策,敵人進攻的時候,及時得到訊息,把百姓安全轉移入堡壘,嚴防死守不叫鬼子搶走一粒糧,等著敵人受挫了,再瞅準機會打幾把,倒也有不少斬獲。除了辛苦支撐外,作為知府,譚綸也不遺餘力,儘可能為戚繼光提供後勤支援,能幫的忙,能扛的事,他全乾了。

戚繼光果然不負所托,幾年辛苦磨練,終於練出了一支虎師,而後倆人密切配合,在臺州多次挫敗倭寇進犯,尤其著名的,便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台州九戰。這場歷時月餘的慘烈廝殺中,戚繼光的新軍正面打,譚綸的親軍側面抄,二人密切配合,連續九次告捷,給予浙江倭寇毀滅性打擊。戰後盤點:明軍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斬首倭寇上千人,令溺死倭寇過萬,總殲敵數量數萬人,堪稱明朝抗倭戰爭以來的最輝煌勝利。此戰之後,飽受倭寇肆虐的浙江省,從此永享太平,再不見倭寇侵擾。而這支譚綸配合,戚繼光苦心訓練的虎師,正是大名鼎鼎的戚家軍。

台州九戰的輝煌戰果,令二人名揚天下,甚至還獲得了一個並稱綽號:譚戚。但不久之後,這對老搭檔卻不得不拆分:譚綸先因公調任福建參政,其後又逢親人過世,回家丁憂。期間也曾短暫復出,平定過饒平林朝曦的叛亂,建樹頗多。而這時的老戰友戚繼光,卻在浙江和福建之間折返跑,自從台州九戰後,浙江太平了,福建卻遭殃了,不敢去浙江找倒黴的倭寇,一股腦全跑去了福建。戚繼光起初也曾奉命救援,歷經橫嶼和牛田之戰,殲滅數千倭寇,滿以為萬事大吉,誰知他前腳剛走,後腳倭寇又捲土重來。戰鬥一直不停。

而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的戰局更惡化了,一股兩萬多人的倭寇,竟然攻克了福建興化,明朝調集重兵,戚繼光,俞大猷外加劉顯,三位名將大軍壓境,可這麼大軍事行動,更要有個總指揮。於是譚綸再次出馬,以福建巡撫的身份坐鎮指揮。這次譚綸也不含糊,不但巧妙調和了三位猛將的關係,而且從容部署,依照三人不同的作戰特點分工:戚繼光戰鬥力強,負責正面突破,劉顯擅長山地戰突襲,負責側面包抄,俞大猷精通水戰,負責斷敵後路。這樣一分工,戰況立刻順利,明軍摧枯拉朽一般,一舉收復興化城。戰後盤點,明軍殲敵三千多人,解救被擄百姓兩千多,次年二月,譚綸更與戚繼光密切配合,在仙遊之戰中全殲兩萬倭寇。至此,福建倭患,完全肅清。

和其他幾位抗倭名將最大的不同是,如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人,都有自己專門招募的親信部隊。但譚綸卻是另外情況,按照他自己的話說,自己帶將比帶兵強。事實也正是如此,譚綸性格穩重,戰略眼光卓越,外加作戰身先士卒,哪怕再驕橫的武將,對這也極佩服,外加此人熟悉人情世故,善於駕馭拿捏武將脾氣,因此行軍打仗,再難處關係的武將,和他的脾氣也能對路,配合十分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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