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帝中學歷最高的是哪一位？

《後漢書》、《太平御覽》等權威史籍說起劉秀的學習時，是“略通大義”“大義略舉”，不少人據此認為他學習成績不好。甚至，有人聯絡他上學期間的其他活動，說他不務正業。其實，權威史籍的記載和他一生努力學習工作的事實表明，他在太學的學習成績是很好的。劉秀是怎樣成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不僅有很高的學歷，而且有與之相符的“學力”：他能夠學以致用。

世界教育史上有確切文字記載的、由統一的中央政府設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學，是西漢武帝劉徹設立的太學。

公元前124年，劉徹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孫弘等人的建議，正式建立太學，專門研究學術，傳授學問，是帝國的最高學府。

當時，太學規模很小，只有5個老師、50個正式學生：設5個五經博士(教師)，分別傳授《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每個老師帶10個弟子(太學生)。

由於招生名額太少，正式在冊的學生只能由朝廷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的高幹子弟而來。不過，各郡國可以選拔保送“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學子，作為旁聽生，不佔編制，數量也不多。

一年後，他們經過考試，如果能通一經以上，就能排隊依次做官。

由於太學成為從政的重要途徑，所以入學需求十分旺盛，學校的規模不斷擴大。昭帝時學生增至100人，宣帝時1000人，成帝時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門科學，也是藝術，有其自身的規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規律，不注重教育內涵的提煉、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產品的使用(學生就業)，只注重學校規模的盲目擴大和學生人數的隨意增多，甚至於在學歷等問題上摻雜使假，教育的社會作用就會大打折扣，乃至於在某些方面成為社會危害。

比如，王莽輔政和代漢以後，就大規模擴充太學。

王莽為了籠絡廣大讀書人，迅速擴大太學招生規模，乍看好像是重視教育，其實是搞面子工程，違背教育規律，同時也違背幹部人才成長規律。

無論如何，太學擴招，使劉秀從一個回鄉知識青年有了到國家最高學府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讓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學擴招同時也使不少太學生不能像武帝時期那樣學得好即可做官。在這種政治生態齷齪、潛規則盛行的條件下，他們出身寒微，沒有背景，學了幾年後不能及時就業，不得不回家去。他們中的一部分作為有知識、有文化的最早覺醒者，成為打碎舊世界、建設新社會的積極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輔政的王莽為了最終稱帝，拼命拉攏讀書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學擴招。

他擴建學生宿舍，增設經學學科，增加教師編制，把每個教師所帶學生的名額擴大到360人，使太學生的員額迅速擴大到萬人。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發達、教學條件日益現代化的今天，一個教師要帶好幾十個學生也是個重活兒。

在那個沒有投影儀和麥克風的時代，一個教師要帶數百名學生，必須經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還命令各地把擅長各種學問，甚至方技的人，公費送到京城太學。他還在各郡縣設立太學分校。

劉秀來到太學，師從廬江人許子威學習《尚書》。

這時的太學，老師的教學效果已遠不如以前。

太學的老師稱博士，意思是博學多能。博士不是職稱，而是一種官職，其崗位職責除了教書，還要制禮、藏書、議政(包括備朝廷顧問)。不過，這樣也有個好處，就是老師並非待在象牙塔裡，講起課來便於理論聯絡實際。

這時的太學，學生的來源也很複雜，人數太多，年齡、學識、家庭背景差別很大，管理是很靈活的。其實不靈活也沒辦法，學校的學生規模急劇膨脹，根本來不及建立以及實施嚴格的管理制度，連老師都不夠用，何談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並不在意什麼教學質量，把讀書人攏在一起玩罷了。

這種靈活的管理表現在教學方法上，就是由於老師太少，學生太多，學校必須這樣：

一是講大課;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級學生替老師講課;三是允許學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學，以及向校外專家求教。

這種靈活的管理表現在學生管理上，就是寬進寬出。

這時候的入學條件比武帝時鬆多了，進校後，學制也沒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沒有嚴重違法違紀行為，你想學到鬍子白都行。定期考試，通過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給你官做。

也就是說，不是你學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還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學到一定時候出去做官或者幹其他事兒，啥時候抽時間回來再學幾天也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不得不靈活，或者說“被靈活”的管理，並不利於尋章索句、引經據典的教學和研究，反而歪打正著，有利於那些善於理論聯絡實際、學以致用的學生髮展。

劉秀同學的學習成績是很好的。

《後漢書》《太平御覽》等權威史籍說起劉秀的學習時，是“略通大義”“大義略舉”，不少人據此認為他學習成績不好。

甚至，有人聯絡他上學期間的其他活動，說他不務正業。

其實，權威史籍的記載和他一生努力學習工作的事實表明，他在太學的學習成績是很好的。

劉秀是怎樣成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不僅有很高的學歷，而且有與之相符的“學力”：他能夠學以致用！

我國的經學在兩漢時期，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個版本的區別與爭論，在太學裡的教學內容主要是今文經學，而私學的主要教材，則是古文經學。

那麼，經學的今古文之別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秦始皇統一天下時，為了讓全國人民用一個腦袋想問題，大搞“焚書坑儒”。這段歷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實是一場文化浩劫，儒家經典幾乎全被滅了。

到了西漢初年，流行的儒家經典幾乎沒有舊典文字，主要靠倖存的經師口授，他們的學生記錄下來。同學們記錄時用的文字是西漢通行的隸書，屬於當時的“今文”，所以，這類經書被稱為“今文經書”。

而當年秦始皇燒書時，有幾個儒生冒著生命危險把一些儒家書籍藏起來。這些書到了漢朝陸續被發現整理出來。由於這些書是用先秦時通行的小篆字型寫的，所以，被稱為“古文經書”。

這兩種經學雖然傳播的主要內容都是儒家經典，但精神內涵和治學方法卻差別很大。

今文經學講究微言大義。

這類教材畢竟是大師們口授記錄下來的，誰也記不了那麼準，那麼全，同學們只要“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同時，今文經學還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引入時下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等理論，宣傳君權神授，根據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來解釋自然現象和人事變遷，很得大漢王朝君臣的歡心，所以被列為官學教材。

古文經學則講究名物訓詁，要求按字義講經，注重考證，經書上沒有的東西不能亂扯。同時，古文經學也反對讖緯靈異。

大漢君臣對古文經學不太感冒，又不便說得太直白，就不讓它進官學課堂，只讓它作為私學的教材讓大家學著玩。

囉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劉秀同學入太學，老師是今文經師、中大夫許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書》;學習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實質，“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並注重理論聯絡實際。

所以，史家說他“略通大義”“大義略舉”，並不是說他“學得不怎麼樣”“只知道大概”，而是說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書》的精神實質！

劉秀同學跟其他同學不一樣，他不是枯燈黃卷、皓首窮經的那種，他非常善於把理論與實際、學習與實踐結合起來！

這段學習生活讓劉秀受益終生，不妨再說幾句。

當時細紙還沒有發明出來，課本都是用竹簡、木牘和帛書寫的，又沒有鋼筆、鉛筆，更沒有電腦和投影儀，寫字是很費勁兒的。恰恰教學方式又是老師口授、學生記錄，老師海闊天空地發揮，有時甚至用幾萬幾十萬字來解釋一句話。如果老師口齒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學生了。

所以，誰當時在太學裡學習，需要動腦子是肯定的，同時也是個體力活兒。

有的從國小到老，還弄不懂一經;有的甚至日夜埋頭、死記苦讀，最後累死在孤燈下。

對於很多人來說，朝中無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讀。雖說書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畢竟有希望。還有，少數高幹子弟為了附庸風雅，也想方設法到太學裡讀一回。

雖然朝廷多次說要加強素質教育，並且安排刪減經書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見素質教育的問題最遲在前漢末期就提出了，但兩千多年了至今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很值得深思。

我認為關鍵是政策導向問題，即沒有建立起科學的人才評價體系。

各行各業、各個方面的社會評價體系太重要了，它是社會資源配置、社會資料分配的基礎和依據。

但是，這種包括人才評價體系在內的社會評價體系又往往不被人們重視，甚至還常常被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亂。

前者是人們認識水平問題，後者則是陰謀家要渾水摸魚。

比如太學生，武帝時只要考試通過就能做官，通過經學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職就越高。劉秀上太學時雖然大家畢業後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須考得好。

這樣，當考得怎麼樣成為對學生的主要評價標準時，哪個學生(還有他們的家長)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考試上？

無獨有偶，做官也是這樣：主要憑關係，大家就都去削尖腦袋找關係;主要憑學歷，大家就一窩蜂去搞學歷;主要看政績，大家就想方設法搞看得見的政績。

總之，人才評價體系一頭牽著素質教育，一頭牽著用人機制，重要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