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抗戰時期中國其他黨派的抗戰活動與貢獻

歷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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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介紹除國共兩黨之外當時中國其他黨派的抗戰活動與貢獻，希望從側面瞭解抗戰，以得到一個全面些印象。

延續十四年的抗日戰爭，若在較為正常的國家國民心中，本應為“偉大的衛國戰爭”，原本如一盤散沙的中華民國，在空前國家危機面前出現了空前團結。無論黨派、民族、階層，幾乎無不排除私見，戮力衛國。一個還未進入工業化的農業弱國，單獨面對一個連第一軍事和工業強國美國都頭疼不已的日本的瘋狂侵略，苦撐14年最終取得勝利，在當時的世界歷史上，可說獨一無二。相較而言，號稱“歐洲第一路軍強國”的法國，其國力軍力，與中國相比，天壤之別，卻在德國進攻下迅速瓦解，以至於亡國。主宰地球近百年的大英帝國，在德國的的進攻之下，僅靠英吉利海峽才得幸免（我並不想貶低英倫空戰等悲壯史實，但若英國與歐洲本土相聯，必定與法國結果相同，否則丘吉爾決不會以“母國”之尊屢次要求美國參戰），至於亞洲殖民地，日軍一到，望風披靡，具體事件，無須贅述。

抗戰以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位首腦和主幹，其他各黨派均有貢獻，並均以“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為旗幟。即使現在宣稱為“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所打旗號，也是“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我們這些後人，已經脫離意識形態時代，本應該以國家為最高立場，全面瞭解、考察、研究抗戰的歷史，以求得到一個全面的印象，若再局於黨派之見，任意抹煞、詆譭與自己信仰不相合的抗戰英烈，則必是辱及自己的國家、民族，為外人所不齒。世界二戰史研究，對於中國戰區甚不重視，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國共之間互相攻擊，不承認對方的抗戰貢獻，而當時其他黨派，由於傾向不同，也捲入此紛爭當中，抗戰貢獻也被“敵方”抹煞，埋沒無聞。以至於西方學界，雲山霧罩，竟也分門別派起來。親共者，便論述國民黨腐敗、軟弱，消極抗戰；反共者，便論述共產黨借抗戰發展，遊而不擊。持中間論者，綜合兩派觀點，便以為中國抗戰不值一提，遠不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流。數百萬先烈拋頭灑血，換得中國還存在於世界，竟然是這樣的身後事，何其不公平乃爾。

說這些多餘的話，無非希望有興趣看到此文的諸公，無論信仰何等主義，都能心平氣和，若文中有史料引用不當或觀點不確之處，可指出，本人萬分歡迎。惟請不以“國、共”“左、右”而任意褒貶。

中國青年黨在抗戰時期，已經成為有著相當政治力量的政黨。其自己所說“中國第三大黨”，確實實至名歸，並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經在德國、比利時、法國里昂等地建立支部，發展黨員60多人的青年黨，在巴黎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被稱為“青年黨三巨頭”其二的曾琦、李璜便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一為執行委員會委員。1925年，青年黨總部由巴黎遷至上海，1926年召開第一全國代表大會，“三巨頭”另一位左舜生成為中央常務委員。其時，青年黨黨員數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安徽、山西、山東、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漢等城市陸續成立了二三十個團體，並先後建立黨部。1929年，在上海創辦了“黨校”——行知學院。而宣傳其國家主義主張和募集資金的實體，便有上海的大陸書店、愛文書店，成都的國魂書店，重慶的肇文書店，瀋陽的長城書店等。當時青年黨的具體黨員數，尚未見有資料，但從1947年時，湖南的青年黨員達20000多人，預備黨員10000多人，而湖南青年黨黨務在全國僅排第五來看，抗戰時期的青年黨員數絕不會少。而因為青年黨在東北和四川活動頗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實力人物被囊括入黨，如東北軍入關後，天津市長、東北軍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長等，均是青年黨黨員，四川“其組織之龐大，黨員之眾多，與地方實力之雄厚，皆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相對而言，其他中間黨派不但成立時間較青年黨為晚，而且組織規模無一能與之相比。青年黨對於抗戰時期的政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從抗戰期間四川實力派與國民黨、共產黨的交往、溝通，往往需要青年黨居中牽線便可看出。

以“國家主義”為信仰的青年黨，一向強調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面對著國家空前的危機，表現出來的，是難得的相忍為國的精神。

在青年黨創立之初，便以“反共”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對於國民黨，也因為其曾經聯俄容共，後又一黨專政而大加反對。因此在共產黨眼裡，是“最反動勢力的結晶”，在國民黨眼中，則是“少數無恥文蠹，思想封建，行為卑劣之反革命集團”，“鮮有知其為禍亦不減於共產黨者”。可說都是你死我活，勢不兩立。

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國、共兩黨都還沒有提到停止黨爭，團結御辱的時候，青年黨領風氣之先，提出“國事至此，一切政見異同已成次要之問題，當前急務，惟如何團結全國已渙散之人心，共臨大敵”。10月3日，在青年黨機關刊物《民生週報》上發表《我們的主張》，慷慨言道：“我們很誠懇地忠實宣言，我們目前的憂慮，只有國難；我們的仇人，只是日本。我們在內政上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願意犧牲。”在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尚未對此做出迴應的時候，便提出“（一）停止對國民黨之革命活動；（二）停止對國民黨之攻擊言論”。而對於原本“反共必須徹底，不可再事敷衍”的共產黨，也改變了方針，將“外抗強權”的目標從蘇聯改為日本，將“內除國賊”的目標從共產黨改為漢奸賣國賊。

中國的歷史上，不乏外敵入侵而內爭不止的範例。放棄自己的主張，主動願意與鬥爭多年的敵人攜手，無論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著較大組織以及相當政治軍事實力的青年黨，如果僅僅將抗戰停留在口頭上，很自然會讓人想到“儲存實力”。所幸，身為國家主義者，他們並非口是心非。

為敘述方便，以南北兩方作簡要介紹。

南方：

1931 年10 月，左舜生和陳啟天在上海組織“抗日急進會”，開展抗日活動。12 月，李璜、左舜生、陳啟天等與熊希齡、馬相伯、沈鈞儒、黃炎培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駐守上海閘北的是青年黨員翁照垣指揮的十九路軍第156 旅。元月28日夜，軍部命令翁照垣將防地移交憲兵團，由於民眾挽留換防阻滯。不料駐滬日軍發動突然襲擊。翁照垣不待軍命，奮起抗擊，爾後轉守吳淞，浴血奮戰，蜚聲中外。《申報》報道翁事蹟時，稱讚為“富於謀略，勇敢過人”。2月17日，章太炎在《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文中說：“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國青年黨還組織了鐵血軍（又稱義勇軍鐵血團），由戴天人率領開赴淞滬前線，受翁照垣指揮，參加保衛吳淞的戰鬥，在潘家宅戰鬥中有4人戰死。

北方：

1932 年4 月，李璜受青年黨中央派遣，攜各方人士捐獻的14 萬元鉅款到北方，專門負責組織和支援東北義勇軍。他在天津設立中國青年黨抗日義勇軍總部，由原張學良祕書王捷俠、原東北講武堂政治教官王堯（豎心旁）廬和王師曾3 位青年黨員組織野戰抗日會，王捷俠任總指揮，分頭活動。王捷俠率120 餘名青年黨員到熱河，與馬占山餘部聯絡，並打出了“熱河抗日義勇軍第八梯團”的旗號，其隊伍在保衛熱河的戰鬥中損失過半。

同時，青年黨參與發起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青年黨員、東北大學教授霍維周當選為該會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長。救國會組織了東北學生軍，由青年黨員苗可秀任大隊長。

進入東北參加抗日活動的青年黨員人數眾多，據載有2000餘人。其中很多是加入東北義勇軍。僅犧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黨員就達700餘人，其中以苗可秀最為傑出。

1932 年7 月，苗可秀奉救國會命令出關，到遼東加入鄧鐵梅領導的東北民眾自衛軍，深得鄧鐵梅器重，被委以總參議要職，並主持軍官學校。1934 年2 月，苗可秀組織少年鐵血軍，提出“愛護老百姓，喚醒偽滿軍，團結義勇軍，打倒日本人”口號，用游擊戰術打擊敵人，日軍井上中將驚為“神軍”。同年5 月鄧鐵梅被捕殉國後，苗可秀整頓自衛軍餘部，繼續堅持戰鬥。1935 年6 月，苗可秀在戰鬥中負傷被俘，拒絕日寇誘降，於7 月25日在鳳凰城殉國，年僅29 歲。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翁照垣憤然離開十九路軍。經李璜引薦，翁照垣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軍第117 師師長，其中下級軍官也多為青年黨員。長城抗戰中，第117 師轉戰冀東盧龍、遷安、豐潤、玉田等處，其營長、青年黨員胡鍾麟在馬蘭峪戰死。

至於在政治方面，參加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投身戰時政府，推動憲政，都活躍著青年黨的身影。因為涉及到“抗戰期間是否要憲政”的論爭，不易說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贅述。

相對於青年黨的實力，這些作為已然是竭盡所能，無論規模大小，成敗如何，作為後人的我們都該拿他們作為國家英雄來祭奠和懷念。有的論者說1934年後，青年黨的抗日活動基本停止，說他們不再抗日，而專門反共，實在有些荒謬。其一，1934年之後，青年黨已經加入到國民政府，將自己的抵抗運動納入到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當中，既然擁護政府，那麼與政府步調一致，不再獨樹一幟，便是順理成章。否則，政出多門，軍令不一，難免出現“事變”、“摩擦”之類的事件。在國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中的青年黨員一直在戰鬥，只不過，不再是以青年黨為標榜罷了。其二，青年黨自從提出團結御辱的口號之後，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在抗戰結束之前一直是團結，而並非攻擊，一直到抗戰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黨第三次省市幹部大會上，一些骨幹要求進行徹底的反共工作，卻沒有被大會通過，大多數青年黨領袖仍然秉承相忍為國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黨極為重要，而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黨和其他黨派與共產黨積極聯絡，尋求支援之下完成的。

先人用血汗做出的業績，後人用墨寫的謊言來掩蓋，實在是國家極大的悲劇。

相對於青年黨來說，中國國家社會黨的規模要小得多。而影響卻並不遜色，雖然其正式以“國家社會黨”為黨名活動應該算在1934年，但歷史卻可追溯到清末，其領導人均為社會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務委員為張君勱、張東蓀、湯鄉茗、羅文幹、陸鼎揆、諸青來、盧韓昌，執行委員則有梁實秋、樑秋水、徐公勉、黃炎培。

國社黨的所遵循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在強調愛國的同時，一面反對共產主義，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弊點”，從而推行“漸進的社會主義”。張君勱一貫“反共”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同時進行。於是，國社黨也如青年黨一般，即被共產黨敵視，又為國民政府所打壓。北伐時期，北伐軍佔領上海，立即封閉國社黨建立的吳淞政治大學，張君勱也曾被國民政府綁架，以至於一條腿受傷，終身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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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爆發時，國社黨的黨員據他們自稱有10000多人，在全國除陝西和甘肅之外均有黨部，其中以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四川等省規模較大。但作為黨魁的張君勱雖然是憲政專家和學者，卻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和政黨領導人，在提高本黨聲望和力量方面並不在行。如青年黨一般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從而進行抗戰，國社黨力有未逮，因此，國社黨的抗戰主要是在政治層面。

所謂政治層面，國社黨的作為主要為兩點：其一，促成中國的政治統一，各黨派團結，一致抗日；其二，積極推動國府行憲，實現戰時憲政。

1938年4月13 日，張君勱以國社黨代表身份，致信蔣介石與汪精衛，言道：“……同人等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願為公等確實宣告者也。更有進者，方全民族存亡，間不容髮，除萬眾一心對於國民政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表達了放棄以往政見和恩怨，服從政府，一致對外的態度。

“七七事變”後，張君勱作為國社黨的實際領袖，參加了國民政府組織召開的廬山談話會，後又帶領國社黨參加了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

至於推動戰時憲政，功過是非，實難有個中肯評價，但其出發點絕非借國難而發展本黨在朝勢力。張君勱其人，極有原則與操守，即使是參加抗戰後所召開的“偽國大”，因為對政府對憲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職務，還拒絕民社黨（國社黨和民主憲政黨後合併為民主社會黨）人接受內閣部長職位，僅僅派一人充當行政院政務委員，可見其並非爭權奪利之人。推動戰時民主憲政的原因，是認為只有憲政與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國人心，集合全國力量一致對外。

是不是國社黨就沒有人直接參加武裝抗戰呢？也不盡然，有一個公案，值得在這裡一說。

上文有關青年黨的抗戰事蹟，說到東北抗日鐵血軍司令苗可秀，而與苗可秀並肩作戰的還有一位少年英雄趙侗。一般人認為，苗與趙都是青年黨員，但據很多與趙侗共過事的共產黨員的回憶，趙侗是國社黨員。

趙侗與苗可秀一樣，都是東北大學學生，九一八事變後與苗一起入關，後又一同出關參加鄧鐵梅的自衛軍。鄧鐵梅殉國後，與苗可秀組建少年鐵血軍與日寇作戰。1935年苗可秀殉國後，趙為鐵血軍司令。由於鐵血軍在戰鬥中損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補充，趙侗不得不入關尋找救國會謀求給養，由白承潤代理司令。然而，趙入關後不久，鐵血軍就在日寇的圍剿下失敗。趙侗於是在北平一帶組織國民抗日軍與日軍周旋。其母趙洪文國也是位巾幗英雄，全力支援兒子的抗日事業，毀家紓難，四處購買軍火，做抗日宣傳，被譽為“游擊隊之母”。

趙侗的國民抗日軍後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而趙侗始終未加入共產黨，後脫離隊伍南下重慶。在這裡便出現了懸疑，共產黨說趙侗是叛變，意圖拉走部隊而未得逞，國民黨方面則說趙侗是奉國府之命南下述職。在重慶，趙侗及其母親受到極高的待遇，被譽為“當代岳飛”，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

1939年6月29日，趙侗奉命率200人組成“抗日挺進隊”北返河北抗日根據地。1939年12月，途徑河北新富、靈壽兩縣交界的陳莊時，突遭伏擊，趙侗戰死，時年僅28歲。其妹趙理智亦同時殉難，年僅20歲。

令人痛心的是，伏擊趙侗所部的，是第十八集團軍120師所部。這一點，可從《聶榮臻回憶錄》和當時重慶出版的林夕所著《趙侗之死》得到雙重印證。這自然只是當時抗日敵後戰場諸多“摩擦”中的一個而已。

究竟趙侗的黨派身份是青年黨還是國社黨，筆者手頭資料難以最後確定。而無論其為何黨何派，均為民族脊樑，抗戰英烈，是值得後人追悼與懷念的。

中國致公黨的名頭要比上述兩黨響亮得多，究其根本原因，是最後站對了隊。其實，作為海外華人的政黨，在國內的影響，應是比不上上述兩黨及其他很多黨派的。不過，中國致公黨在抗戰期間的貢獻，卻是中間黨派中數一數二，不可抹煞。

若論致公黨的淵源，本應該和國民政府的執政黨國民黨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到抗戰爆發之前，致公黨與國民黨的關係，甚至可說是水火不容。

致公黨的前身是洪門致公堂。洪門，就是人們熟悉的天地會。滿清政權逐漸鞏固後，一些洪門人士為躲避鎮壓，紛紛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平天國失敗後，逃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門人士大量增加。而在海外的華人，無依無靠，備受壓榨，洪門組織“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 ，使得南洋華僑“蜂擁從之”，美洲華僑參加者達“十之八九”。

而在海外募集資金，招收同志準備起義的孫中山，為了有助於革命大業，也在1904年1月在洪門大佬、三藩致公堂盟長黃三德的建議和策劃下，在檀香山國安會館加入洪門：“由三德先寫介紹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國安會館各昆仲，許其加盟。孫文親在五祖像前發三十六誓，願遵守洪門二十一條例，十條禁。於是洪門封以洪棍之職，孫文欣然受之” 。

從此，洪門中人稱孫中山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門負責。在武昌起義前，由孫中山發動的十次起義所需資金絕大部分是由洪門人士和廣大華僑捐贈。美洲洪門甚至將溫哥華、多倫多、維多利亞三地四所致公堂大樓抵押拍賣，為孫中山籌集急需資金。

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重抵美國舊金山，為了緩解同盟會與致公堂的矛盾，更是命同盟會員全部加入致公堂。革命黨與致公堂的關係此時最為緊密。

武昌起義成功後，各地致公堂竭盡全力為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造勢：“連日籌劃發電報，用各埠致公堂名義，各華僑團體名義，一日而發三數十封，電報之費逾千——謂臨時總統非孫君莫屬。”孫中山當選後，繼而賀電如雲。

然而，從此時開始，孫中山與致公堂的關係便愈趨愈遠，以至反目。

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為黨而始。

為了應和新時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領導人們，如黃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將洪門改為正式政黨，在國內政壇某得一席之地，以維護海外華僑的利益。他們屢次向孫中山發電要求洪門在國內立案，黃三德更是親自回國面見孫中山提出要求。可孫中山對此十分冷淡，要洪門通過廣東都督胡漢民具呈。而胡漢民也拖延不辦，黃三德等了一個月，毫無音訊，便屢次催促孫中山，孫中山仍以交胡辦理推託。黃三德大怒，認為“孫推歸胡，胡又推歸孫，兩人扯貓尾，有意壓迫洪門，不準其正式立案。蓋為其自己組織政黨起見，欲消滅洪門而吸收之，不願意洪門再成勢力也。此種心事，真是對不起洪門”。

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門支援。可嫌隙在前，南洋華僑在鄧澤如的推動下尚能給予支援，而美洲致公堂則應者寥寥，籌款更無從談起。黃三德直言不諱：“先生衰時則倚庇於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難於此又欲與洪門親密。先生休矣。”

到護國戰爭時，美洲致公堂籌款甚為積極，但所有款項都匯往雲南，不交與孫中山。孫中山也以不同意其再次提出改堂為黨的立案要求作為報復。雙方的裂痕進一步增大。

1919年，孫中山欲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要求海外致公堂全部改組為國民黨支部，並要求黃三德發函。黃三德不從，兩人大吵一架，一個說“你為洪門大佬，你有命令，當然要聽，你不肯發函，是你反對我，不是洪門反對我”，一個言“民國時代，人人有自由權，三德不能強迫洪門人士服從我，，此公函我斷不發。你現在有權力，謂我反對你，你想將我槍斃嗎”，不歡而散。自此，雙方可說徹底決裂。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門、上海等地的洪門代表在香港召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改堂為黨，推舉孫中山死敵陳炯明為總理，唐紹儀副之。之所以推舉陳炯明，其一，是陳與孫為敵人，所謂“敵人的敵人既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陳氏在漳州、廣東主政時頗有政聲，為人稱道，即使後兵敗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黨舉之以自重；其三，陳在軍事失利後，欲圖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則是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鎮壓廣州商團的舉動大失致公黨人心。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恩怨，應以政見不合論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贅述。花費許多筆墨敘述致公黨來龍去脈，是想說明，致公黨雖在辛亥革命前與革命黨榮辱與共，但在民國建立後便和國民黨分道揚鑣，直至正式建黨，更是視國民政府和此時正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為仇敵。日後抗戰軍興，致公黨上下能盡棄前嫌，全力支援抗戰，應是難能可貴。

陳炯明主政致公黨後，推動黨務，整理內部，使得致公黨逐漸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他並推出“建國主義、建亞主義、建世主義”的“三建主義”為黨綱。僅從1925年建黨到1926年2月，便有十萬黨員登記。到1933年陳炯明去世時，“除美洲原有機關外，已成立南洋群島及國內各總支分部多起，爾時合計已登記之黨員，當有四十餘萬”。

現在的致公黨總是刻意隱蔽陳炯明為黨魁的歷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為黨魁，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陳炯明對致公黨貢獻頗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僅是美洲總支部主席。

對於陳炯明這樣的人物，以及致公黨這樣的政黨，日本人自不會放過。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派人收買陳炯明，為陳斷然拒絕。並領導致公黨開展抗日活動，陳炯明發表《敬告國人書》，呼籲“即由全國較有組織之職業團體、區域團體、宗教團體、慈善團體、武裝團體、婦女團體及其他一切團體，基於自覺的決心，採取超越黨派，實行國民自決主義，齊集救國旗幟之下，共赴國難”。1931年10月10日，致公黨中央本部電告各埠，準備救國事宜，號召“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

淞滬抗戰之時，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開幹事會，作出三項決議：“一、以致公黨名義呼籲支援堅守在上海的十九路軍；二、迅速成立洪門籌餉局機構，發動募捐；三、組織華僑青年航空救國”。1932 年3 月，致公黨又聯合華僑建立“美洲華僑抗日救國後援會”。11 月，該會召開全體職員大會，向東北抗日義勇軍捐款10 萬大洋。1933年2月，致公黨派遣美國華僑救國義勇軍團至南京，支援國內抗日鬥爭。

致公黨通過其在各國的組織，積極發動海外華僑捐款。據統計，南洋一帶每年匯回的抗日專款達七億多元，美洲華僑每年匯回的款額也有二至三億元。僅以司徒美堂為首的領導人在抗戰期間共捐款五千四百萬美元，他們用捐款買了100輛救護車，交給中國駐紐約領事館。

須知，這時候的國民政府，還是國民黨為執政黨。致公黨此時已不再追究“衰時則倚庇於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的舊賬。數以億計的血汗錢源源不斷地匯向國內。

除捐錢捐物，致公黨還組織人員直接回國參戰。1938年年日本侵佔大鵬灣，馬來亞致公黨負責人官文森組織“惠僑救鄉會”，以人力、物力支援廣東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他還用個人資金建立“文森隊”，回國參加抗日救國工作。同時，組織華僑青年接受軍訓，建立抗日武裝，與日軍作戰。

菲律賓致公黨主辦“洪光學校”，輸送了不少青年骨幹回國參戰，很多是參加了致公黨原本並不認可的八路軍、新四軍，其中不少青年在對日作戰中殉國。

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中國，這個為海外遊子所熱愛的國家，欠她這些孩子太多。

“第三黨”這個名稱，據說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對於參加國民參政會時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戲稱，後來為人們所接受。現在名稱，便是名列八大民主黨派的農工民主黨。這是在1947年所最後確定的黨名，其黨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稱謂，但因為在其參加抗戰時期的國民參政會時期，是以“第三黨”聞名於世。所以本文也以“第三黨”稱之。

如果上述三黨可被劃歸“右派”的話，那麼第三黨便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和共產黨淵源極深，甚至難分你我。

1927年4月，蔣介石“清共”之後，與之分庭抗禮的武漢國民政府仍然打著“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旗號。其中心人物就是著名的鄧演達，此人既是國民黨左派的最為堅決者，也是第三黨的創始人。

為人們所熟悉的“寧漢合流”發生後，鄧演達參加了共產黨的南昌起義，並與宋慶齡、柳亞子、林祖涵、吳玉章、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等22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名發表《中央委員會宣言》，提出蔣介石、汪精衛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是曲解三民主義、譭棄“三大政策”的新軍閥，是總理的罪人，表示要“一本總理創造本黨之精神，與一切假冒本黨名義者堅決鬥爭。”

這是第三黨的雛形階段，已經和共產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鄧演達1927年11月1日起草《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將之發表，標誌這個新黨的誕生，更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總部——蘇聯。至於在國內進行組黨工作的譚平山、章伯鈞，均是被開除或是自動脫黨的前共產黨員。

雖然鄧演達打出得旗號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但在國內的黨員所決定的黨名，是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建立的“中華革命黨”。1928年春，這個中華革命黨在上海召開祕密會議，推定譚平山、章伯鈞、季方、鄭太樸、朱蘊山、鄧初民、張申府、馬哲民等組成中央主席團，以鄧演達為總負責人，鄧回國前由譚平山代理。6月13日，中央主席團釋出《訓令第一號》，開始聯絡被清洗出國民黨的青年以及具有中共組織背景的黃埔軍校學生組織反蔣活動。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後不同意用中華革命黨黨名，仍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為黨名。8月9日，鄧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選舉出中央幹部會，鄧為總幹事，鄭太樸負責組織，章伯鈞負責宣傳，黃琪翔負責設計，季方負責總務，李世璋負責民運，彭澤民負責僑務。決定出版機關報《革命行動日報》和機關刊《革命行動》。在此之後，建立了北方和南方幹部會，發展黨員，成員達千餘人。

臨時委員會的政治綱領，總結起來便是進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而當務之急，便是堅決反蔣，並且動用軍事在內的一切手段。

這自然不能為蔣介石所容，1931年8月，鄧演達被捕，11月29日被祕密殺害。

鄧演達的死，對於臨時委員會打擊甚大，雖然推舉出黃琪翔為總負責人，但失去了在黃埔軍校學生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鄧，使得反蔣活動難以為繼。

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緊接著又是一二八淞滬抗戰，臨時委員會開始了抗戰活動。黃琪翔通過與蔡廷鍇的戰友關係，率領臨時委員會成員參加了淞滬抗戰。餘力奎、何自堅率領一團在太倉與日軍激戰，李世璋、朱蘊山積極調集物資給予援助。

不過此時的臨時委員會還沒有產生團結御辱的想法，雖然堅決抗日，卻也堅決反蔣。先後參加了福建事變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尤其是在福建事變時，將臨時委員會解散，參加了“生產人民黨”。兩個事變固然打著“抗日”的招牌，但畢竟是在民族危急時刻造成本國摩擦，產生內耗。

福建事變後，臨時委員會恢復組織，並在1935年11月召開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將黨名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這便是通稱的“第三黨”了。

重現建立後的第三黨發表了《臨時行動綱領》，恢復大革命時期的“聯俄”“聯共”口號，宗旨仍然是“反蔣抗日”。

直到1936年2月，為了響應共產黨的“十大綱領”，第三黨才在《“組織反日陣線”提議宣言》中提出“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後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之下，形成鞏固的聯合陣線，組織統一的行動”，有條件的提出團結抗日。

這也許可以解釋在1937年國防參政會召開時，李濟深提議邀請第三黨參加，蔣介石仍保持著敵意，說道：“鄧演達被殺了，第三黨已不存在。”但作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蔣最後也表現出了大度，恢復了譚平山、徐謙等人黨籍，並邀請章伯鈞擔任後來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將自己納入到全國共同抗戰的軌道中後，第三黨發揮了除國共兩黨之外最大的軍事抗戰能力。

1937年8月13日的淞滬第二次戰役，黃琪翔擔任了第八集團軍副司令，後擔任前敵總司令部副司令，9月下旬又擔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全力指揮對日作戰。9月底，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時，黃親自趕到松江，指揮所有兵力與日軍血戰。第三黨黨員裘朝慎等在戰鬥中殉國。

在敵後，第三黨黨員劉春、何世琨、王一帆、覃漢川在河北，吳健東、張雲川在安徽組織游擊隊與日軍周旋。在晉冀豫一線，更是有6000多人的抗日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