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帝30年不上朝的真正原因：是無為而治嗎？

一、少年萬曆的煩惱

萬曆皇帝人如其號，在位時間長達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最長的一個皇帝。而同時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一個皇帝，他的陵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髮掘，是新中國成立後主動發掘的唯一帝王陵，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他的遺骨被付之一炬。作為皇帝，在位時間長實在不是什麼好事，據說當初考古學家之所以選擇發掘定陵，主要就是考慮到萬曆在位時間長，陵寢裡的陪葬品應該比較豐富。

此外，在位時間越長，趕上的事情也越多，承擔的責任也越大，在萬曆統治的四十八年裡，發生了許多事情，許多導致明朝滅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萬曆時期找到源頭，因此史學家們給萬曆的蓋棺定論是——“明亡於萬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漫長的統治帶給萬曆的“寂寞身後事”有兩個：一是開棺焚屍; 二是遺臭萬年。實在是倒黴透了。

明亡於萬曆，早已是史界定論，大眾共識。但是經驗語我：凡是輕視古人，將歷史事件簡單化的看法，多半是不全面的。因此，有必要揭開蓋在萬曆身上的這口大黑鍋，看看裡面到底有些什麼。

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萬曆的成長經歷。

萬曆名諱朱翊鈞，是隆慶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李貴妃，他既非嫡出，也非長子，按照明代“立嫡，無嫡立長”的繼承法則，他本沒有機會登上皇位。但是命運之神卻偏偏“垂青”朱翊鈞，陳皇后身體不好，沒有生育，他的兩個哥哥又先後夭折，朱翊鈞就以長子的身份取得了皇位繼承權。隆慶二年，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當時他只有五歲。

朱翊鈞小的時候聰明乖巧，很會來事。有一天，隆慶皇帝閒來無事，就在宮中策馬賓士，朱翊鈞見此情景上前勸諫：“陛下是天下之主，獨自騎馬賓士，萬一摔下來怎麼辦？” 五歲的孩子就知道從江山社稷出發考慮問題，而且寓關愛於批評，表達了對父親安全的擔憂，體現了孝道。隆慶聽後十分高興，翻身下馬，與朱翊鈞親近。他一定在心裡想：我兒如此懂事，朱家江山後繼有人了。

不僅深得父親的喜愛，朱翊鈞也憑藉聰明智慧，得到了皇后的認可。陳皇后患病期間，朱翊鈞隨母親李貴妃一同侍候起居，皇后聽到朱翊鈞的腳步聲就十分高興，支撐著病體勉強起身。有時候陳皇后拿出經書考問朱翊鈞，朱翊鈞都能大聲地回答，陳皇后和李貴妃都非常高興，兩宮之間的關係也因此相處得十分融洽。

擺平了皇上和皇后，朱翊鈞登上皇位只是時間問題。四年以後，隆慶駕崩，朱翊鈞繼位，年號萬曆，時年九歲。

登上皇位以後，萬曆受到全方位的“培養”，也受到全方位的管教與約束，太后以培養一代英主為己任，對萬曆管教極為嚴格。萬曆對母親極為恭敬懼怕，直到大婚以前，萬曆一直與母親慈聖太后共同居住在乾清宮，在太后的眼皮下工作、學習和生活。

工作上主要依靠首輔張居正，張居正精明能幹，將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萬曆只是在張居正的引導下走走程式，參與一些象徵性和禮儀性的活動，並在此過程中逐漸學習處理政務。

學習上也由張居正主管，學習內容主要是經書、書法和歷史，張居正親自給小皇帝安排老師，親自編定教材和講章，有時還親自授課。 生活上主要由太監馮保負責照顧，萬曆稱馮保為“大伴”，與馮保形影不離，他的一舉一動，也都在馮保的監督之下。

張居正和馮保關係密切，兩人又深得太后的信任，太后經常通過兩人瞭解萬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狀況，如果萬曆做了什麼錯事，張居正和馮保就會向太后報告，太后就會給予萬曆處罰，有時能罰脆幾個小時。

這樣，太后至上而下，張居正和馮保至下而上，形成一個鐵三角，對萬曆進行規範，就像一個緊箍咒戴在萬曆的頭上。萬曆勤奮好學，他把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寫於座右，時時提醒自己。

作為皇帝，萬曆的一言一行都有極高的道德標準，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約束，不能有一絲一毫的任意妄為，雖然貴為皇帝，但由於缺乏自由，他的生活幸福指數，還比不上一個地主家的少爺，有時連賞賜太監、宮女的錢都拿不出來。

隨著年齡的增長，套在萬曆頭上的緊箍咒也逐漸有所鬆動。萬曆六年，在十四歲的時候，萬曆舉行了大婚，雖然大婚的時間和物件都是秉承母后的意思，但是婚後太后從乾清宮搬到慈寧宮，從此萬曆脫離了母后的日夜監視。萬曆十年，長子朱常洛誕生，雖然萬曆不喜歡他的長子，但自從他當上父親以後，太后不再幹預他的生活。同年，張居正去世，萬曆擺脫了張居正的影響，真正實現了親政。

親政以後，萬曆並沒有表現出大權獨攬後的張狂與放任，仍然熱愛讀書學習，他命人把歷代祖先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太監在北京城內廣泛收羅各個領域新出版的圖書供他閱讀。

這樣一個聰明孝順的孩子，勤奮好學的青年，宅心仁厚的皇帝，幾年以後卻不再上朝，被稱為“萬曆怠政”，並背上了“明亡於萬曆”的罵名。

這是為什麼呢？

二、明代“國嘴”

思考越少，話就越多;修養越深，性格就越內斂。經過長期的捆綁式教育，萬曆的性格變得不慍不火、中規中矩、深沉內斂，應該說他是明代最“溫柔”的一個皇帝，甚至有點軟弱可欺。以至於他所寵愛的鄭貴妃總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與萬曆的軟弱忍讓的情況相反，他的朝臣們正變得越來越無所畏懼，他們利用萬曆的軟弱，不斷打著各種旗號，以諍諫的名義，全方位地收拾萬曆，以至於萬曆親政以後，仍然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這種語言暴力所帶來的痛苦，難以言表，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其中的滋味。

萬曆長期不上朝，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躲避朝臣噴向他的口水。也許有人會說，皇帝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還怕朝臣抨擊，殺幾個不就完了？事實上，只有昏君才會濫用刑罰，像萬曆這樣經過長期儒家經典教育的君主，是不會採用這種行為方式的。

對於官員們來說，他們之所以無所畏懼，除了萬曆的放縱以外，還有機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御史著重監察官員和機關，屬於一般監督。六科監督六部的業務，屬於專業監督。一個對人，一個對事。事實上人和事是分不開的，兩者在現實中沒有太大的區別，兩者之間也可以互相彈劾。御史巡視各地，被稱為“道官”，給事中在六科辦公室辦公，被稱為“科臣”，因此言官也被統稱為“科道官”。給事中還有封駁的權力，可以否定皇帝的決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詣的朱元璋創立的，目的就在於鼓勵大臣直言進諫，以便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保障國家的大政方針正確，從而確保朱家江山萬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訓》對後世有絕對的權威，後世的臣子們可以拿著《祖訓》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擔心受到處罰，言官們以此為恃，有恃無恐。

明代講究名節，許多官員不怕受罰、不惜掛冠而去，拼個魚死網破，也要維護他們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員只要被彈劾，不論是否被冤枉，就會立即主動辭職，直到事情查清為止，以示清白。言官制度有助於懲惡揚善，培養講政治、講正氣、講名節的官場文化，孟森認為明代士氣之盛，死節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萬曆早期引起群臣進諫的主要事件是國本之爭，即立太子的問題。因為萬曆不喜歡他的長子朱常洛，想立他所寵愛的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大臣們以維護祖製為名，掀起了勸諫的狂潮，這場長時間的君臣拉鋸戰被稱為“國本之爭”。

萬曆不喜歡朱常洛母子，是因為他們與一樁醜事聯絡在一起。萬曆九年(1581年)的一天，萬曆皇帝像以往一樣來到慈寧宮向他的母后請安，不巧的是太后不在慈寧宮，慈寧宮的一名年僅十七歲宮女王氏向十九歲的萬曆獻茶，萬曆見這位宮女端莊秀美、姿色宜人，一時衝動寵幸了她。這件事情做得很不合適宜，時間是在向母后問安時，地點在母后宮中，人物是母后身邊的宮女，事件是淫事，所有要素均不符合儒家倫理道德。

明代講究禮義廉恥，對於飽讀聖賢之書的萬曆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失禮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在他內心肯定不想讓人知道這件事。然而王氏十分不給面子，竟然暗結朱胎，懷了龍種，將皇帝這點隱私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令他十分難堪。

身邊美女如雲的萬曆怎麼會看上母后宮中的一個宮女，而且還有如此高的命中率？他是一時衝動，還是掉進了別人有意設計的陷阱？這位宮女是純屬被動，還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有意設計？如果說其中有陰謀，她是自己主動勾引，還是秉承太后懿旨？我們無法知道具體的細節，但我們可以想象，萬曆肯定對這個“拉鍊門”事件的女主角有所不滿。

慈聖皇太后一直期待著皇長孫的誕生，對於這次兔子吃窩邊草的事件不僅不見怪，還十分欣喜，第二年六月，她要求萬曆承認此事，並封宮女王氏為恭妃，萬曆本想抵賴，但是太后拿出了太監所記內起居注，他只好承認。八月，被冊封升級的王恭妃不負眾望地產下了一個兒子，萬曆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同年三月，年僅十四歲大興人鄭氏被選入宮並冊封為淑嬪，在以後的兩年裡，鄭氏依靠她的美貌、聰明以及在歌舞、詩詞等方面的良好修養征服了萬曆，不久就被封為德妃，萬曆與鄭氏的感情是真正的愛情。

萬曆十四年(1586年)，鄭氏為萬曆產下了他們的愛子朱常洵，萬曆大喜過望，打算晉封鄭德妃為地位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而先前為萬曆產下長子的恭妃王氏卻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於是宮中盛傳萬曆欲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並寫有信物交鄭貴妃儲存。

按照明代“立嫡、無嫡立長、兄終弟及”的繼位制度。朱常洵是沒有機會超過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鄭貴妃可以升為皇后，這樣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則，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立朱常洵為太子。

“國嘴們”相信萬曆晉封鄭德妃為皇貴妃是為朱常洵接班鋪路搭橋，於是紛紛上疏指責皇帝專寵鄭貴妃，要求按照制度和習慣先晉封皇長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冊立東宮”，由此拉開了對明代政治影響深遠的國本之爭的帷幕。

對於國本之爭，大多數人都認為錯在萬曆，但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萬曆很可能有廢長立幼的想法，長子朱常洛是“拉鍊門”事件的產物，次子朱常洵則是真正愛情的結晶，萬曆心中應該厚薄不均，群臣的批評並非完全是無理取鬧。但是按照《大話西遊》裡唐僧的說法，萬曆廢長立幼只是一個構想，還沒有成為事實。況且皇后還年輕，生嫡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萬曆並沒有違反祖制，所以群臣沒有必要搬出觀音姐姐(朱元璋)，逼迫孫悟空(萬曆)就範。

當時的文臣中，希望通過刺激皇帝使皇帝記住他們名字甚至希望通過皇帝一頓斥罵、痛打、貶謫而沽取清譽的人不在少數。維護繼位祖制，在政治上永遠正確，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炒題，那些批評萬曆的言官動機並不單純。

萬曆認為冊封貴妃與立儲沒有關係，大臣不該把這兩件事聯絡起來，他斥責群臣“屢借風聞之語”，找他的毛病，而對於“鬻貨欺君，嗜利不軌”這類真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實在是“好生可惡”。對於這類奏章，他說：“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於是“卷而封之”，這就是萬曆“不批”的由來。

黨爭形成以後，言官淪為黨爭的打手和先鋒，其擁有的監察權和話語權淪為鬥爭的工具，各種冠冕堂皇的議題背後，往往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令執政者眼花繚亂，進退失據，出現了朝廷大員甚至皇帝被小小言官左右的奇特現象。

萬曆二十九年冬，萬曆正式冊封朱常洛為東宮太子，然而國本問題不僅沒有因此結束，反而變本加厲，那些在黨爭中受到皇帝處理的人利用繼位問題製造了“《憂危竑議》妖書案”、“《續憂危竑議》妖書案”、“梃擊案”等案件，以此打擊政敵、轉移焦點或是報復皇帝。

與進諫動機日趨複雜化相適應，萬曆的冷處理也不斷升級，由不批發展到不朝、不任免官員，這種“獨到”的處理方式，被許多人認為是怠政。

四、無為而治

萬曆十五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曆宣佈實行“靜攝”，從此不上朝。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萬曆三大徵”指的是平定寧夏蒙古哱拜之亂、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以及抗倭援朝戰爭。這三場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困難重重，但最終取得完全的勝利。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如果沒有萬曆皇帝的運籌帷幄，就不可能決勝千里之外，可以說萬曆的戰功遠超康乾。

在現代社會，政府決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召開會議決策; 二是批示公文決策。對於會議，我們現在強調要開小會、開短會，涉及到的人蔘會，無關人員沒有必要陪綁，大範圍的全體會議一年也開不了幾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開全會，人多嘴雜，並不適合問政，尤其是在口水滿天飛的時期，上朝只能是給大家提供吵架的機會，對於政務的處理，沒有什麼益處，將其取締，對於遏制不正之風，倒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處，也是召開小範圍會議，召見相關人員或是通過公文(奏摺)等渠道。

開啟《明史？神宗本紀》可以看到，關於萬曆十五年以後朝政的記載，與萬曆十五年以前的並沒有區別。賑濟荒災、整頓吏治、平定叛亂、治理河道、發展經濟、對外交往等工作，一個也沒有少，私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樣子，反而能看出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的執政能力也在不斷增長，許多疑難雜症得到妥善處理，尤其是“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尤其來之不易。

工人喜歡把活幹在明處，老闆則願意在幕後控制，萬曆作為明朝最大的老闆，每天不上朝，改為“靜攝”，其實質也是在幕後操縱。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有制度的保證和道家理論的支撐。

明代完善的制度，為萬曆實行“靜攝”提供了條件。朱元璋奪得天下以後，為確保皇權不受威脅，子孫後代長治久安，在總結歷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精心設計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體現在《皇明祖訓》、《太祖寶訓》中。在祖訓中，朱元璋不厭其煩地加以訓誡，事無鉅細，幾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機構設定、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為規範、後宮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體而細緻的規定，建構了權力運作和制衡網路。

應該說朱元璋在制度建設上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各項制度不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數制度從維護皇權的角度看，極具合理性。以至於清朝幾乎全盤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對朱元璋佩服得五體投地，發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人治社會也可以有法制，朱元璋的制度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無論皇帝在與不在，政府官員各司其職，各項政務按部就班，社會運轉有條不紊，形成了“神明自運”的統治局面，皇帝無須事必躬親。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明朝滅亡以後，社會還在有序執行，四川官兵在無政府狀態下仍在組織抵抗張獻忠大西政權，使得大西政權在四川無法立足。

萬曆的“靜攝”還是以道家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一種執政理念，其精髓就在於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尋訪張三丰，朱棣更是為之大興土木，修建武當山供奉真武大帝。來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問政風格頗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簡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卻做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萬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爺爺嘉靖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響並非都是消極的，漢代初年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實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政策，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漢代的國力在此期間迅速增長，為後來漢武帝北擊匈奴創造了條件。萬曆的“靜攝”，同樣有利於在“三大徵”之後休養生息，恢復國力。

人們常說萬曆怠政的另一個理由是“不任免官員”， 導致“官曹空虛”，造成政務荒廢。這個問題同樣也應該放到黨爭和無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這麼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那些空缺的職務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給事中)，並非幹實事的官員，在黨爭的背景下，言官是黨爭的先鋒和口水戰的主力，將其裁汰對於抑制黨爭和口水戰，十分有效。此外減少言官數量，對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節約行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通過分析我們弄清了萬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虛”的真實原因，以此作為怠政的依據是不合理的。萬曆的“靜攝”不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種十分高深的、太極拳似的執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