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也積極反腐？看看朱元璋當年是怎麼反腐的？

作為中國古代史上，一位極其充滿爭議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一件尤其充滿爭議的大功業，便是那場終其整個執政生涯的反貪風暴。

對於歷代開國帝王而言，反貪本不是個稀奇事。中國每個完成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開基建國之後，都會把整肅吏治，當成頭等大事來抓。流傳至今的業績與美談，也從來都不少。

對這件事，朱元璋的認真程度，卻堪稱前無古人，甚至創下了各種中國歷史之最：最嚴苛的量刑標準，貪汙六十兩白銀就是死刑。最殘暴到酷烈的多種刑罰，從凌遲處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腳勞動改造，可謂聳人聽聞。還有最早的“群眾反貪運動”，平頭百姓只要頭頂一本國家法典《大誥》，就能大張旗鼓，把貪腐官員送到京城治罪。更有最長的持續時間和最徹底嚴格的查辦：寧可錯殺絕不放過，發現一個就追查到底，冒頭一個就抓一大批，鬧出大案多起，數萬官員落馬，酷烈的反貪整肅，持續近三十年。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涉及官員數目最多、波及範圍最廣的一次大規模懲貪行動，也是政治強人朱元璋，至今爭議不斷的事蹟之一：褒獎者認為，這場運動懲治了腐敗，弘揚了正義，縱然幾百年後的好些後人讀來，也深感揚眉吐氣。但貶低者同樣大有人在，好些人認為，雖然懲貪沒錯，但手段太殘暴，株連無辜也太多，矯枉卻更過正。更有人言之鑿鑿認定：饒是朱元璋手段用盡，可後來的明王朝，卻依舊貪腐腐敗嚴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貪，其實最後還是失敗收場。

到底是轟轟烈烈的成功，還是勞而無功的失敗，且讓我們從頭梳理一下。

一、明初腐敗很嚴重

朱元璋對於腐敗的痛恨，很大程度上，來自早年悲苦的記憶：那個給予了成長苦難的元王朝，堪稱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最為腐敗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稱帝后的多次回憶中所說：那時候的官員，只知道敲詐勒索，暴虐害民，從不知為民解憂。他自己的父母兄長，雖說是死於饑荒，但本該發下的救濟糧，正是被貪官汙吏們剋扣。所以腐敗，便是他的切齒仇敵。

然而當朱元璋歷經奮鬥，終於君臨天下後，卻吃驚的發現：這個他切齒的仇敵，非但沒有隨著元朝的覆滅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體裡迅猛擴散。

明朝開國後的困難局面，眾所周知的一條，便是“窮”：元朝的失敗統治，經濟崩潰，天災頻繁。外加元末十多年戰亂破壞。到處都是焦土荒地，戰前幾萬人的鄉鎮，經常戰後就剩幾百人。農民更大量逃亡，好多村莊空空蕩蕩，大明朝的所謂萬里江山，其實建立在一片破磚爛瓦的廢墟上。

這樣的爛攤子，想要穩定政權，甚至開創盛世。沒有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幾乎就是痴人說夢。但這時明朝面臨的比“窮”更大的難題，卻是“貪”。

元朝的貪腐風氣，好比頑固的病毒，一有風吹草動，蟄伏期後便能傳染。偏偏明朝開國後，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襲元制，各級官員，好多也都是元朝的舊臣，衙門裡的小吏們，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條，搞起貪汙腐敗，從來輕車熟路。

有了如上便利條件，隨著明朝政權穩固，腐敗的“平臺”，也就隨即搭起。雖說朱元璋一心體恤民力，登基之後就出臺各種優惠政策，田賦定到最低，新墾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制度下的工匠們，更給改善生活，給予補貼。甚至連佃農的地位也提升，不再是地主家的奴才，真個是一心一意解放生產力。

但隨著腐敗抬頭，這樣的好經，也就給念歪了。比如朝廷收稅，地方官吏們便勾搭連環，各種加碼，在浙江地區，老百姓除了交國家稅賦外，各種攤派的附加稅，就多達七八種，總數比朝廷規定的田賦，更多處一輩多。國家的公款稅糧，更經常被人層層扒皮剋扣，甚至老百姓明明交了稅，還沒送到京城，路上稅糧就被各級官員分光，像潁州衛指揮使陳勝，一次性貪汙衛所稅糧，就多達三十八萬石。

發展到後來，風氣就更惡劣。地方上的豪強大戶們，和官府勾搭連環，做起事情來，更是橫行霸道，各種顛倒黑白的事情遍上演了：像浙江的地主趙淑，憑著一張元朝過期的地契，花錢疏通了官府，便輕易霸佔了大批糧田。好些原本有了土地，終於可以安居樂業的農民們，再次流離失所。蘇州地區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被世豪大戶們拖欠的稅糧，竟多達七十五萬石，後來被朝廷逼得急了，蘇州知府陳應竟把這批地主欠的糧食，轉給窮百姓買單，誰家要是交不上，就拿燒紅的烙鐵燙，人送綽號“陳烙鐵”……

地方腐敗滋生，京城也好不到哪去。中央六部的官員，好些平時就是混日子，聽憑衙門小吏們糊弄，學起撈錢來，卻一個賽一個快。競相開發貪腐新花樣：比如戶部發行寶鈔（紙幣），每次都截留私分一百多萬。刑部尚書開濟，收了錢後竟能把死刑犯掉包，犯了死罪的人，硬讓他給撈出來。兵部侍郎王志更有商業頭腦，從提拔官員到追捕逃軍，件件都能明碼標價，花多少錢辦多少事，一次受賄就是二十二萬。

腐敗如此橫行，好不容易穩定的大明朝局，也又開始動盪不安。僅明朝立國頭三年，各地軍戶逃亡就有四萬多人。農民逃亡更是天文數字。然後湖北蘄州，羅縣，外加四川廣東，先後爆發數萬人規模的農民起義。僅《明實錄》統計，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就多達一百多起。雖然陣仗沒法和元末比，但照此狀況下去，重演元末農民大起義，只能是時間問題。

如果說如上狀況，已足讓朱元璋暴怒，那麼另一件情況，更讓朱元璋怒極：那些跟隨他南征北戰，為他立下無數汗馬功勞的功臣宿將們，不但沒起好作用，反而競相墮落加速度，成了貪腐的“重災區”。

明朝開國的時候，為了表彰諸多功臣的貢獻，開始大行封賞，從公爵到子爵，前後陸續封了一百多人，其中公爵便有二十五位。這些大功臣們，不但有豐厚爵位和肥沃良田，很多人位高權重，極其顯赫囂張。

這樣一來，貪腐風氣的香風一薰，好些大功臣就飄飄然。眼看著刀槍入庫，不但忙不迭地開始享受，辦事也越發囂張。比如名將涼國公藍玉，從來喜歡霸佔良田，而且還經常搶掠百姓為奴，民憤一直極大。永嘉候朱亮祖，駐兵廣東的時候不但貪爆害民，更羅織罪名，將阻攔其違法的縣令道同陷害致死。濟寧侯顧時，每天除了喝得花天酒地，就是到處兼併土地，正當軍務從來不管。剩下的好些功臣也更如此，從攀比享樂到搶男霸女，歪事辦得一籮筐。

要是這群人，都是宋初“杯酒釋兵權”後的的土地主，危害也未必大，偏偏這群人除了有錢有爵位，手裡更有兵有權，於是互相勾連，搞起腐敗同盟，甚至走私不法，都成了家常便飯。比如丞相胡惟庸，連他家的家奴，都成天出去公開走私貨物，沿途官吏誰敢阻攔，接著就是一頓暴打。

如上嚴峻的事實，從明朝開國起，就不斷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裡。也終於因此下了決心。以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要革這個“弊”，也只有幹一件事：反貪！

二、反腐先把制度抓

洪武二年（1367年）二月二十九日，朱元璋突然給群臣，發了一份奇特的詔書。

這詔書說奇特，是因為它更像一番表白。

“我當年還在民間的時候，經常看到元朝的官員欺辱百姓，敲詐勒索，現在想來，依然深惡痛絕啊。我希望大明朝的官員們，遇到類似的情況，都能夠嚴懲不貸。每一個官員，都可以奉公守法。你們要知道，如果你們廉潔奉公，清白做人，那就像走在坦途大道上一樣，但是，如果你們膽敢貪汙腐敗，那麼就像走進荊棘密佈之中，就算能活著出去，也是遍體鱗傷。”

這份詔書，先追憶童年，再提要求，最後發警告。核心就是一件事：朝廷要反腐敗了。

後人說起之後的這場反貪風暴，批評非常多的一點就是：這場反貪運動，抓人很多，殺人不少，但是制度建設，卻極其缺失。

而如果仔細看史實，我們卻會發現一個不一樣的答案：朱元璋首先整頓的，不是貪官們，卻恰是制度。

這裡首當其衝的，便是官吏考課制度。通俗點說，就是官員的工作評估。

在這件事上，朱元璋一個對症下藥的舉措，便是首先制定了《授職到任須知》，也就是先抓教育。

明初腐敗滋生的一大原因，不是官員沒道德，而是官員沒能耐。各地的衙門小吏，全是貪腐老手。官員卻是外面來的，到任後倆眼一抹黑，就算想捲起袖子反腐，也是心有餘力不足。

而這個問題，正是《授職到任須知》的編訂原因：沒能耐？那就要加強學習。這本冊子上，詳列了地方官員為官一地，必須要完成了三十一項工作，包括地方司法行政，稅賦徵收，乃至民生管理等各方面。尤其厲害的是，這不是普通的流水賬，相反每一項工作要務中，還仔細羅列了其中應當注意的多種問題。比如徵收稅賦，不但要懂你在任的地方，有多少田畝，更要搞清楚其中軍田，民田，官田各有多少，每一種賦稅徵收中，貪官汙吏們可能會撈錢貪腐的手段有哪些。如此細緻，堪稱官場規則的百科全書。如果學過了這東西，依然禍害了老百姓，那就不是能力問題了。

而這“百科全書”的另一大作用，就是給官員套緊箍咒。其中每一條工作內容，都是考核官員的硬標準。工作評定的時候，每個地方官都要參照此冊子，一條一條對照評估，哪條不符合，就等著倒黴吧。而後朱元璋又編訂《六部執掌》和《責任條例》，上級考核下級，全按照裡面的規矩來。有章可循，犯法必究。

而隨著學習的深入，明王朝的官員考核模式，也逐步固定下來。首先是考滿制度，也就是官員每三年一次考核，三次考核為“滿”，成績好就能升官。這制度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基本固定下來：京城六部五品以下官員的“考滿”，本部官員負責寫評語，然後監察御史稽核，最後戶部再審查。軍中文職官員“考滿”，監察御史負責，軍職首領由布政司稽核，按察司再審查。至於御史和布政司，則由皇帝親自稽核。就這樣相互審查考核，各部門之間，也就互相制衡牽制。

與“考滿”制度相輔相成的，便是“考察”制度。“考滿”抓的是官員任期滿後的考核，“考察”則抓的是官員任職期間的工作評估。考核京官的叫“京察”，考核地方官的叫“外察”，同樣是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制度和模式基本固定下來，京官不定期考核，地方官每三年一次進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聯合考核，發現政績不合格，就可立刻撤職，“考滿”就沒指望了。

倆項考核模式的完善，也使朱元璋逐步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監督體系，全國官員的一舉一動，便處在牢牢掌握下。這期間另一個制度修正，便是罷掉了元朝的御史臺，建立了大明的都察院。雖說都是御史，但跟御史臺比，都察院的話語權顯然更大，可以巡視地方，考核官員，彈劾不法行為。這個改變，與明朝“考滿”“考察”的變遷一脈相承。官小權大的御史們，便好似反腐的利器，割除腐敗，十分方便有效。

經過這一系列苦心積慮的經營，在修正了元朝體制漏洞後，朱元璋逐步建立一套監管嚴格，執行力強大的督查體制。舉國官員，便已是案板上的魚肉，一經發現不法，立刻就能拿下。

三、反貪風暴，冤案祭旗

在完善督查體制的同時，從洪武四年（1371年）開始，朱元璋又完成了另一件事：機構精簡。從這年開始，明朝各級衙門，官員大規模縮編，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原先全國四千四百九十三個官員，已經減到了五百五十一人，算上衙門裡的吏，總共也就五六千。

也幾乎是在同時，一直加溫的反腐行動，在洪武九年（1376年）正式爆發：空印案。

空印案，號稱“洪武四大案”之一。也是朱元璋時代諸多官場大案中，最先爆發的一個。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場拉開反腐大風暴的整肅事件，卻是徹底的冤案。牽涉其中的官員，非但沒有所謂的貪腐分子，相反，卻不乏以廉潔奉公著稱的楷模人物。

“空印案”的發生，起自明朝開國後一項財政制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戶部彙報是年的財政賬目。地方官的財務報表，必須要和戶部稽核的完全無誤，這樣才算過關。

這看似是個簡單的事，但放在當時，卻極其折騰人：明朝財務制度極嚴，戶部和地方的財務報表，哪怕有一個地方核算的不對，就要重新造冊申報。造冊倒還好辦，蓋章卻是難題。地方官造好圖冊，在地方上蓋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對，一旦發現有錯，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冊後再蓋章，然後再跑京城。在沒有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年月裡，這就是一場玩命折騰的折返跑。

被折騰的久了，好些機靈的官員，也就想出了辦法。公章當然不能帶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預選蓋好幾個空白圖冊，帶到京城備用。一旦發現有錯，就可現場辦公修改，十分方便容易。

日久天長，這個好經驗就推廣開來，成了明朝財政工作裡一個心知肚明的潛規則。而一直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末，朱元璋本人，也無意中發現了這個規則。

幾乎所有人看來，這不是什麼大事，往最大了說，也不過是鑽規則空子。一沒貪汙二沒腐敗，頂多是個工作失誤。而且自從明朝建國後，雖然考核制度嚴格，但對工作失誤，朱元璋一向還算寬容。之前幾年，出現過的官員失職問題，只要沒有貪腐行為，處罰基本也寬容。

但這次卻真不同，朱元璋聞訊後竟然暴怒，立刻下令嚴查。很快查清來龍去脈，有個膽大的平民鄭士利，一看要出大事，也壯著膽子上奏摺，繞彎子賠小心說情，意思是官員也是為了幹工作，您就網開一面吧。

誰知這奏摺送上去，本想著滅火，卻更像火上澆油。朱元璋立刻火速出手：說好話的鄭士利，被罰去做了苦力。而涉事的官員更慘：戶部尚書周肅以及各地衙門管理印章的官員，全部被處死刑。副手統統被杖責後充軍。外加事件爆發後，上奏摺說情講好話的官員，以及涉案各省的按察司主官，也都統統論罪。整一年折騰下來，僅判死刑的官員就有數百，因為此事獲罪的各級官吏，更多達數千人。

特別冤枉的是，這件事牽涉進來的官員，貪官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都是兢兢業業幹活的好官。其中竟還有幾位大明知名的廉政標兵：典型就是濟寧知府方克勤，此人是明初著名的清官，治理濟寧三年，把原本破敗不堪的城市，變成欣欣向榮的樂土，素來是百姓稱道的父母官。就因為負責管理印章，也慘遭無辜躺槍，結果被蒙冤殺害。遇難的時候，濟寧百姓家家白衣素裝，自發哀悼。

而對這場冤案，工於心計的朱元璋，也並非不知實情。但以他自己的話說：“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將空印執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他最憤怒的，不是這個工作方式問題，而是眼皮底下，被騙的好苦。藉此大辦一場，就是為了立威。

威風立起來了，接下來的事，就更成了雷霆風暴，從洪武九年（1376年）起，各地打擊官場歪風的力度，一天比一天嚴苛，從中央到地方，相繼有官員落馬。僅就這一年，按照御史韓宜可的奏報，在鳳陽因為犯貪汙罪被罰勞改的官員，數量就已經突破萬人。而這僅僅是開始，到了第二年，連線各地的驛道上，擠滿了流放充軍的犯官，連朱元璋本人都承認：今年各地都缺官員，好不容易補充上一批，沒多久又快全抓光了。

大明王朝號稱史上最嚴苛的法律，也以極強的執行力推廣：六十兩白銀就是死刑，受賄一百二十貫就是充軍。逮著的真貪官也格外多，僅中央官員，就有戶部尚書趙逸和工部侍郎韓鐸相繼論死，地方上抓出來的貪官更是一大批，好些都是罪大惡極者：比如大名通判劉汝霖勒索百姓，被論罪處死，福建布政使陳泰下鄉擾民，被抓到京城梟首示眾。新科進士陳昇等三人，去崑山水災地區賑災，跟當地士紳吃了頓飯，收了一千多貫錢的禮物，朱元璋二話不說，立刻派錦衣衛送來繩索，勒令三人自盡。臨淮和嵩山倆縣，當地官員接受賄賂，逼他人代服勞役，事發後朱元璋大手一揮：倆縣所有官員，全部處死！

轟轟烈烈的懲貪行動，就這樣全國展開，當時各地的土地廟，都用來處決貪官。處決的方式，便是“扒皮塞草”，人殺了，然後剝皮塞草做成標本，擺在衙門裡警戒後來者。期間又有胡惟庸案發，大批功臣宿將被整頓，王朝上下，一片血雨腥風。

持續的整肅風暴，在洪武九年的大案後，曾一度漸漸平靜。到洪武十六年左右的時候，風聲也漸漸鬆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設立三法司，更制定《府州縣官為政八事》，作為地方官員行政準則。大案鬧過了，貪官殺過了，規矩樹立了，恐怖的懲貪風暴，似乎也該過去了。

然而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月初九，吏部奏報官員考核結果，舉國四千多官員，稱職的只有四百三十九人，有貪腐行為的，竟還有一百七十多人。這個不太高的比例，卻再次激起朱元璋的大怒。不久之後，他用一份新的昭告，再次公佈了肅貪的決心：我執政已經十八年了，一心要任用賢才，開創盛世。然而各地的官員，大多都不稱職，而且好多官員還內外勾結，貪腐害民，這樣的情況，我怎麼能不憂慮啊！

於是雄心勃勃的朱元璋，再次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反貪大整肅：郭桓案。

比起諸多無辜官員躺槍的空印案，郭桓案倒不是太冤：這年三月，御史餘敏等人，告發戶部侍郎郭桓有貪汙行為，朱元璋立刻重手追查，一番順藤摸瓜，果然查出了大收穫：郭桓一干人等，不但貪汙糧食四千多萬石，而且勾搭連環，涉及到了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至德等高官。而且郭桓本人還收受地方賄賂，協助當地地主逃避國家賦稅，侵吞國家錢糧。沒查幾天，案子越查越大。

但朱元璋是真不怕事情大，既然要查，那就往根子裡刨。結果刨到最後，不但刨出了朝廷的大蛀蟲，還挖出了地方腐敗的潛規則：這幫人上下勾結，每年收稅的時候巧立名目，加徵攤派勒索百姓，收錢的花樣有十多種不說。還幫助豪強地主兼併土地，鬧得大批農民傾家蕩產。

事情清楚了，朱元璋處理也迅速：中央六部涉事的主犯，一律統統處死。禮部，兵部，工部，戶部四個部的主犯，也就是郭桓，王志，麥至德，王惠迪四人，統統判了死刑，這樣還不算，六部凡是涉及此事的辦事官員，也一律統統處死。這堪稱是大明官場有史以來最驚天的大地震：此時胡惟庸已伏法，宰相制度廢除，六部便是明朝政府最高機關，如此一鬧，高官幾乎全殺光。

各基層官員自然也無法倖免，從六部開始，各州府縣鄉一路查，查到誰辦誰，就連地方上與之勾結的富戶地主們，好些也都被治罪。如貴溪夏氏，蘇州姚氏，這幾個當地有名的豪強地主，統統被砍了頭。前後算起來，整個案件中僅處死刑者，數目竟高達三萬人。

也因為這案子鬧得動靜太大，又發生在經濟富庶的江南地區，以至於當地人人自危，好些富戶更紛紛求告，一看殺得差不多了。朱元璋又用了一種特殊的辦法結案：從頭到尾審理此案，判決人犯上萬的右審刑吳庸，也被朱元璋處死。罪名是株連太多，擾民過度。

比起“立威”的“空印案”來，株連更多的郭桓案，也有著更深的意味：在郭桓案之前，明王朝雖然重手治貪，也懲辦眾多腐敗分子，但都是冒出一個抓一個，而這一次，朱元璋的整肅，卻指向了盤根錯節的貪腐系統：江南豪強地主的威脅，一直令朱元璋頭大，借這樣一個案子，打壓各地豪強，同時摧毀地方腐敗的勾連繫統，才是他要做的事。

而在地主豪強的威風被滅掉後，雖說為了安撫人心，拿吳庸當了替罪羊。但與此同時，朱元璋的另一個行動，卻轟轟烈烈展開：發動群眾。

這年十月，朱元璋親自作序的《御製大誥》全國頒發，這部法律典籍，用活靈活現的案例，解釋了各類法律條文，更收錄了自朱元璋登基之後，全國各地發生的種種貪腐案件。且文字以白話為主，通俗易懂。朱元璋下令，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們，都要人手一本《大誥》，不識字的，就要找各村德高望重的老人，集合大家當場講讀學習。就連監獄裡的犯人，誰讀這個讀的好，還能獲得減刑。尤其厲害的是，只要老百姓發現官員貪腐，頭頂這本寶典，就能把官員捆了送京城治罪。其中還真有這麼幹的：一個叫陳壽六的農民，綁了腐敗分子到京城，得到全國通報表揚。

而這件事情，也更折射了朱元璋如上折騰的終極目標：他不僅僅是因為痛恨腐敗，更是要一心一意，建設一個他理想中的世界。

於是終其一生，他一直在動作，伴隨著貪腐風暴的進行，官員的威風，地主的威風，統統被掃下去了。然後規定官員不能輕易下鄉，農村找德高望重的長者來管理。而且村村都要有老人走街串巷，每天傳達朱元璋的指示。這正是他心目中的“大明新農村。”

而與全國上下學《大誥》熱潮對應的，是更加猛烈的懲貪風暴，郭桓案後，在他執政生涯的最後十二年裡，肅貪的力度，再也沒有放鬆過，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是他反貪風暴的最高潮時期，每年都有大批官員不幸落馬。而這時他的矛頭，又藉著藍玉案的時機，對準了剩餘的功臣宿將們，如傅友德等戰功卓著的功臣們，其獲罪身死的主要罪名，都離不開“貪汙”二字。

而持續的整肅，也成了官場的不二噩夢。如江西等地的地方官，在這十年之中，竟然沒有一個能平安做到任期滿的。按照許多野史的說法，他執政的最後十年，幾乎到了“無日不殺人”的地步。更邪乎的說法是，那時朱元璋每天，只要玉帶在腰下面，就要多殺人，玉帶在腰上面，還能少殺一點。雖說傳言不足信。但真實的記錄中：官員每天早晨上班，晚上能平安回來，全家就像過節一般高興——高興多活一天。

而在這種大清洗般的圍剿下，貪官固然殺了不少，清官卻也好多陪綁，除了空印案中的諸多冤魂外，戶部尚書滕德懋，出名的清官廉吏，也因被告發捲入了貪腐案，被安了“盜用軍糧十萬石”的罪名含冤遇害。等著事情過去了，一次朱元璋去滕德懋家，竟發現滕家極度窮苦，然後剝開滕德懋的屍體，又發現他腹中只有野草，半顆糧食都沒有，這才明白自己辦錯了案。

之所以出現類似的冤屈，除了株連過多，冤假錯案難免外，卻也由於晚年朱元璋偏激的性格：垂暮之年的他，性格也越發暴烈，特別是在太子朱標與妻子馬皇后相繼離世後，處理起類似案子來，更是從速從重。如此一來，好些人更視做官為畏途，好多詩書傳家的書香門第，為了逃避做官，竟不讓子女讀書。好多官員為了能平安退休，放著官位不做，不惜裝瘋賣傻，只求朱元璋放自己回家養老。典型如御史袁凱，為了求退休裝瘋，為了裝瘋裝得像，更當著朱元璋使者的面啃狗屎，一番賣力表演，終於換來告老還鄉。按照《明史》的說法，到了二十多年後的明朝宣德年間，很多親歷過那個時代的官員，回憶起那場血雨腥風，依然連連後怕。

四、非議難掩大功業

朱元璋的反貪風暴，雖說有各種問題，也招來爭論不斷。但無論多少汙點，卻也難掩其驕人的成果。

經過數場浩大的反腐風暴，元末貪腐的流毒，在大明王朝的國土上，終於開始艱難的刮除。以《二十四史札記》裡的稱讚，便是“整頓一代之作用”。在朱元璋執政的後半段，以《明史》裡的說法，哪怕是窮鄉僻壤，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員也不敢胡作非為。更湧現出了一批清官廉吏。正是這清明的吏治，奠定了明朝百年的盛世。

而尤其影響最直接的，便是與反腐風暴同時鋪展的，大明王朝三十年的經濟建設：在朱元璋執政的三十年裡，包括興修水利，修築驛站，乃至動用數十萬人的洪武大移民。樣樣都是中國古代史上空前的工程。如此浩大的動用民力，卻能穩妥完成，沒有發生各類動亂。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清明的吏治。明朝，在一片廢墟的開國基礎上，用三十年的時間，實現了經濟的騰飛，締造了富庶太平的洪武盛世。這場爭議洶洶的懲貪風暴，實為重要強心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