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著中的五大吝嗇鬼 葛朗臺夏洛克嚴監生

文學名著中的吝嗇鬼形象

在世界文學名著中，文學大家們為我們塑造了一系列的吝嗇鬼形象，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莫哀裡筆下的阿巴貢、果戈裡筆下的潑留希金、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還有中國清末吳敬梓筆下的嚴監生。

1、葛朗臺

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巴爾扎克在他的名著《歐也妮？葛朗臺》中也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吝嗇鬼形象——葛朗臺。高中語文教材選文時只選其《家庭的苦難》一章中的一部分，並且給選文定名為《守財奴》，“守財奴”，即看守財產的奴隸，人本應是財產的主人，是財富的支配者，可是葛朗臺卻成了守財奴，“看到金子，佔有金子，便是葛朗臺的執著狂”，金錢已經使他異化。他為了財產竟逼走侄兒，折磨死妻子，剝奪獨生女對母親遺產的繼承權，不許女兒戀愛，斷送她一生的幸福。作者通過葛朗臺一生的描寫，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貪婪和吝嗇是相輔相成的，吝嗇鬼們聚斂財富時都是貪婪，在使用財富時都是吝嗇。象其他吝嗇鬼一樣，葛朗臺既貪婪成癖，又吝嗇成鬼。

但巴爾扎克畢竟是大手筆，他筆下的葛朗臺作為吝嗇鬼的典型性是“執著狂”，尤其是一個“狂”字，高度概括了葛朗臺的個性特徵。中學生欣賞這個人物形象時，只有抓住“狂”字這把鑰匙，才能深刻領會其典型性。過了七十六歲的葛朗臺老頭在看到女兒把玩自己的定情之物金梳妝匣時，竟“身子一縱，撲上梳妝匣，好似一頭老虎撲上一個睡著的嬰兒”。一個“縱”和一個“撲”字將老葛朗臺貪婪到發狂的形象活化到紙上。當獨生女宣告匣子是情人寄存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撲過去想搶回時，老頭竟“使勁一推，歐也妮便倒在母親床上。”梳妝匣上鑲嵌的金子異化了父女之情，使吝嗇鬼發狂。但搶奪女兒的情物梳妝匣把太太氣得暈死過去的現實使葛朗臺從癲狂的漩渦中跳出，變得異常清醒，“孩子，咱們別為一個匣子生氣啦，拿去吧”，老箍桶匠馬上把匣子扔到床上，並且到自己的密室拿一把金路易來也摔在床上，聲稱是送給歐也妮的。葛朗臺的“大方”，搞得太太和女兒面面相覷，莫名其妙。其中的隱祕只有吝嗇鬼自己清楚。

為一隻梳妝匣氣死了太太，女兒按律將繼承家庭財產的一半，那等於要了葛朗臺的命，狡詐的葛朗臺知道以小失大划不來，便百般討好自己的女兒，甚至常在她面前哆嗦，裝模作樣，以親情為誘餌，騙女兒放棄對亡母財產的繼承權，並且常利用女兒對情人的特有感情佔便宜。這些都表現了吝嗇鬼個性的另一個側面——“狡詐”。但葛朗臺畢竟是拜金狂。當他到彌留之際，生命力退守在眼睛裡時，他能夠睜開眼時，竟幾小時地用眼睛盯著金子，臉上的表情彷彿進了極樂世界。

當神甫把鍍金的十字架送到他脣邊，給他親吻基督的聖像，為他做臨終法事時，他竟做了一個駭人的姿勢，想把金十字架抓到手裡，這最後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臨終對女兒的遺言是“把一切照顧得好好的，到那邊來向我交帳。”一生瘋狂地追求金錢，佔有金錢，最後被金錢所累時仍竭力呼喚著金錢而走向墳墓，金錢已經使他異化成鬼，一個瘋狂狡詐的吝嗇鬼。

2、阿巴貢

阿巴貢是莫里哀喜劇《吝嗇鬼》(又名《慳吝人》)中的主人公。他生性多疑，視錢如命，就連贈你一個早安也捨不得說，而說借你一個早安。 莫里哀擅長塑造概括性很強的藝術形象。阿巴貢幾乎成了吝嗇的代名詞。莫里哀筆下的人物性格鮮明，但稍嫌單薄，近於批評家所說的"扁形人物"。莫里哀的喜劇大多遵循古典主義的"三一律"原則，衝突集中，結構嚴謹。莫里哀常用"鬧劇"手法來營造喜劇氣氛，增強喜劇的諷刺效果。

嗜錢如命，極端吝嗇是阿巴貢形象的典型特徵。他雖然擁有萬貫家財，但是“一見人伸手，就渾身抽搐”，似乎被人挖掉了五臟六腑。為了不花一文錢，他要兒子娶一個有錢的寡婦;為了不用陪嫁，他要女兒嫁給一個年已半百的老頭;自己也打算娶一個年輕可愛的姑娘而分文不費。他不給兒子錢花，逼得兒子不得不去借高利貸。為了省幾個菜錢，他把吃素的齋期延長一倍，讓廚師用八個人的飯菜招待十個客人。為了省一點馬料，他半夜親自去偷餵馬的蕎麥而遭到馬伕的痛打。他總是為自己一萬銀幣的安全擔心，懷疑所有的人都想偷他。作者用了酣暢淋漓的藝術誇張手法突出了阿巴貢種種變態心理，絕妙而逼真地勾畫了他極端吝嗇的性格特點。

喜劇真實地描寫了阿巴貢身上“積累欲”和“享受欲”之間的衝突。阿巴貢是要求享受的，他不僅需要馬車伕、廚師、女僕，也要請客喝酒，而且年逾花甲，仍希圖女色，看中了年輕美貌的瑪麗亞娜。但是這一切享受都不能威脅到他的積累。所以，他讓廚師兼做馬車伕，在酒中摻水，一心要娶不用花錢的女人。因此，當他的兒子克雷央特以一萬銀幣要挾他，讓阿巴貢在要瑪麗亞娜還是要一萬銀幣之間進行選擇時，阿巴貢寧可放棄瑪麗亞娜。

喜劇尖銳地揭露與鞭笞了阿巴貢重利盤剝的貪婪本質，他放債手段狡黠，心腸狠毒。在法定利率為五釐的當時，他卻把高利貸的利率提高到二分五釐，而且乘人之危，用一大堆破舊的傢俱與破銅爛鐵來頂替三千法郎的現金。這些破舊東西顯然是債戶們被逼得傾家蕩產時被阿巴貢攫為己有的。 喜劇的故事曲折，情節複雜，矛盾集中，結構巧妙，富有情趣。四幕七場阿巴貢的著名獨白，是吝嗇鬼的心理的絕妙寫照。阿巴貢的形象是歐洲文學史上著名的吝嗇鬼的典型。

3、潑留希金

果戈裡(1809～1852)，俄國19世紀前半葉最優秀的諷刺作家、諷刺文學流派的開拓者、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地主家庭，中學畢業後在十二月黨人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到了彼得堡，當過小公務員，薪俸微薄，生活拮据，這使他親身體驗了“小人物”的悲哀，也目睹了官僚們的荒淫無恥、貪贓枉法、腐敗墮落。1931年辭職，專門從事文學創作。

1831～1832年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狄康卡近鄉夜話》問世，書中讚揚烏克蘭人民的勤勞、智慧和善良，揭露封建主義和金錢勢力的罪惡。1835年，中篇小說集《米爾戈羅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給他帶來聲譽。《米爾戈羅德》收入四篇小說，其中《塔拉斯？布林巴》是歷史題村，塑造了哥薩克英雄布林巴的形象，歌頌了民族解放鬥爭和人民愛國主義精神。《彼得堡的故事》取材當時現實生活，展示了生活在專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劇，尤以《狂人日記》、《鼻子》和《外套》最為突出。《狂人日記》藝術構思獨特，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訊、幾篇日記，形式荒誕。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務員，受階級社會重重壓迫，處處被人侮辱蹂躪，最後被逼發瘋。《外套》寫地位卑微的小官吏唯一生存樂趣是渴望攢一點錢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剛上身便被人劫走。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後含恨死去。

1836年果戈理髮表了諷刺喜劇《欽差大臣》(又譯《巡按》)，它改變了當時俄國劇壇上充斥著從法國移植而來的思想淺薄、手法庸俗的鬧劇的局面。《欽差大臣》描寫紈絝子弟赫列斯達可夫與人打賭輸得精光，正一籌莫展，從彼得堡途經外省某市，被誤認為“欽差大臣”，在當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鬧出許多笑話。果戈理用喜劇這面鏡子照出了當時社會達官顯貴們的醜惡原形，從而揭露了農奴制俄國社會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動。

1842年果戈裡發表長篇小說《死魂靈》。描寫“詭計多端”的投機家乞乞科夫為了發財致富想出一套買空賣空、巧取豪奪的發財妙計，在N市及其周圍地主莊園賤價收購在農奴花名冊上尚未登出的死農奴，並以移民為藉口，向國家申請無主荒地，然後再將得到的土地和死農奴名單一同抵押給政府，從中漁利。作者通過乞乞科夫遍訪各地主莊園的過程，展示了俄羅斯外省地主肖像畫廊。通過對地主種種醜惡嘴臉的生動描寫。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國農奴制已到了氣息奄奄的垂死階段，客觀上反映出它必然滅亡的規律，由於思想的侷限。果戈裡並未指出俄國的出路在哪裡，但《死魂靈》以俄國“病態歷史”而震撼了整個俄羅斯。它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對俄國封建農奴制度的無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國長篇小說中，果戈裡是第一人，所以《死魂靈》歷來被認為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品。

果戈裡後來長期僑居國外，脫離了國內先進文學界，思想發生了逆轉，轉而保護、讚美農奴制，曾受到別林斯基的嚴厲譴責。他企圖續寫《死魂靈》第二部，終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將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辭世。

《死魂靈》寫於19世紀中期。當時俄國正處在尼古拉沙皇專制時代，農奴制度佔統治地位，新興的資本主義開始有所發展。在殘酷的階級剝削和壓迫下，加上天災和時疫的流行，農奴大批死亡。腐朽的官僚機構在新的人口調查沒有進行以前，不讓把死魂靈的名字從農奴冊上登出，地主仍需給已死的農奴繳納人頭稅。果戈裡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獨特個性的地主階級的典型人物潑留希金。作者採用多種藝術手段來刻畫潑留希金的形象。

通過肖像描寫來表現人物性格。果戈裡塑造的潑留希金形象，惟妙惟肖。比如，寫他的裝束，“決不定這人的男是女來”，身上掛著一長串鑰匙，“過分的給與農人的痛罵”。“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非常齷齪”，“上面不露出一些棉花團”。凸出的下巴，瘦削的面容，像個乞丐。果戈裡廖廖幾筆，就把一個貪婪、吝嗇的地主典型活畫在讀者的面前。果戈裡的刻畫人物時，善於運用誇張的藝術手法，給讀者造成鮮明的印象，從而達到諷刺和鞭撻反面人物的目的。比如，潑留希金非男非女的裝束，像“刷馬的鐵絲刷”的鬍子;他走過的“道路就用不著打掃”等，都是在用誇張的手法來突出人物的形象。通過環境描寫來展現時代的風貌，間接地刻畫了人物的性格。對潑留希金的莊園，果戈裡採用由遠及近，由大到小，由表及裡，步步深入的方法描繪了莊園的外貌、庭院的佈局和室內的陳設。“這房屋就更顯得寒磣”，“牆壁和門上，滿生著青苔”，屋內“桌子上面，竟擱著破了的椅子”，“旁邊是一口集擺的鐘”，“蜘蛛已經在這裡結了網”，寫字桌上放著“一個不過胡桃大小的擠過汁的二檸檬”，一個“內浮三個蒼蠅”的酒杯，“一把發黃的牙刷”。牆壁上“亂到毫無意思的掛著許多畫”，燭臺上“灰塵蒙得很厚，至於彷彿是蠶繭”，屋子的一角“躺著一堆舊東西”，“上面積著極厚的灰埃”……通過這些描寫，使讀者看到了主人公的生活環境，給人以鮮明、強烈的印象。

果戈裡還善於把敘述、描寫和議論結合起來，對農奴主進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小說前半部分寫乞乞科夫看到的潑留希金的莊園，側重於描寫。後半部分側重於敘述，在敘述之中，既有描寫，也有議論。潑留希金“也曾為體面的失、體面的父”，主婦亡故後，“潑留希金就像一切鰥夫一樣，急躁，吝嗇，猜疑了起來”。他的吝嗇，“也日見其分明”。“孤獨的生活，又給貪婪新添了許多油”，對人的情感，“更日見其淺薄，微弱”，“對於跑來想從他的農產物裡買些什麼的買主”，“更難商量”了。從此，潑留希金這個慳吝鬼，“乾草和穀子腐料了，糧堆和草堆都變成真正的肥堆”，“地窖裡的麵粉硬得像石頭一樣”，所有的東西都收進倉庫，“在那裡面黴爛，變灰”。潑留希金又是一個巨大的浪費者，潑留希金“就是這樣一個人”。在這一部分中，關於“人類情感”議論，關於“是一個鬼，不是人”的論文，作者都以飽含辛辣諷刺和無情嘲笑的犀利語言，對農奴主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4、夏洛克

《威尼斯商人》是中國舞臺上影響力最大的莎翁作品，他筆下的商人夏洛克一直以來被界定為貪婪、殘忍，他的形象就是一個站在正義對立面的小丑，吝嗇、自私、心胸狹隘、惟利是圖、貪婪、老於世故、能言善變，他在法庭上的失敗讓人拍手稱快。

在夏洛克的性格中確實存在著複雜性。在他身上，引起人們憎惡和引起人們憐憫的截然相反、互相對立的性格因素是那樣完美、和諧地統一起來，共同形成了這一形象的有機整體。使他成為莎士比亞筆下的不朽典型和莎評家們關注的焦點之一，而這也正是作者對歐洲文學史的獨特貢獻。在基督教經典《新約全書》的“四福音書裡，都把殺害耶穌的罪責推到猶太人頭上，而替羅馬總督彼拉多開脫罪責。這種宗教神話從虛構到寫定，始終體現了基督教排斥異端的一個重要方面——排猶主義。這一宗教經典，後來成為基督教世界迫害猶太人的神聖依據。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給資本主義分類的時候，特別替猶太血統的資產階級立了一個專名，叫做“社會遺棄者型資本主義”[9]。這一理論概括十分鮮明地揭示了西方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排猶主義。從公元四世紀以後，歐洲逐步基督教化並實行政教合一，猶太民族在生活中開始了苦難的歷程，在文學中則毫無例外地充當起反角、丑角。

自從歐洲中世紀有了通俗的宗教劇以來，出現在舞臺上的猶太人總是定了型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是滅絕人性的。一句話，他們的任務是為觀眾提供嘲笑、唾罵的活靶子。而到《威尼斯商人》裡，這個猶太人雖然仍作為敲骨吸髓的貪婪的高利貸者出現，然而他的身上卻帶上了不可忽視的人情味，使得這一形象不僅因其性格上的缺陷惹人厭惡，也因其在基督教世界中受排斥、受迫害命運引人同情。後代的文學家們越來越關猶太民族的命運，如歐洲歷史小說之父司特在他的代表作《艾凡赫》中，就曾以人道主義的筆觸，描繪了艾薩克和蕊貝卡這一對猶太父女的形象，而莎士比亞大約是最早在文學領域裡流露這種情緒的作家之一。夏洛克性格中的矛盾反映了劇作家莎士比亞的主體意識中的雙重矛盾。莎士比亞既是生活在基督教世界裡的基督徒，又是生活在文藝復興時代具備了人文主義思想的劇作家。從前者的立場出發，他否定夏洛克，給他的性格塗抹了許多灰暗的底色;從後者出發，他同情夏洛克，因為猶太人和基督徒一樣都是人。劇作家正是在這種矛盾的思想支配之下，才塑造出夏洛克這個既卑屈——因而值得同情、又凶狠——因而令人厭惡的複雜性格。

5、嚴監生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追求功名富貴、利慾薰心、虛偽自私的讀書人的群醜形象，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魯迅)

嚴監生名嚴大育，字致和，是個膽小有錢的人。雖則膽小，但並非善良之輩。他妻子病臥在床，生命垂危，側室趙氏假意殷勤，騙取正妻王氏答應把她扶為正房，王氏剛一吐話，嚴監生“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只這一件事，就把嚴監生外柔內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質揭示出來了。從整個一回看，嚴監生替哥哥還錢，賄賂王德王仁，與趙氏完婚，為王氏辦喪事等等，一年之內，著實花了不少錢，單發喪就用去四五千兩銀子，但這並不能說明他的大方。

正相反，嚴監生是個典型的慳吝鬼，他花費的銀子，實在都出於不得已，有兩個細節可以使讀者體悟到嚴監生性格深處的苛刻貪吝：其一，當王氏死後，趙氏提起要送與兩位舅爺趕考盤程銀子時，嚴監生聽而不言，“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這個猝然之間的暗暗發狠的動作，正是他此刻憐惜銀子、憎惡兩個舅爺的心理流露。其二，嚴監生臨終之際，伸著兩個指頭就是不肯斷氣，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媽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勸，但都沒有說中，最後還是趙氏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裡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直到趙氏挑掉一根燈草，他方才點點頭，嚥了氣。這細節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極著名的一例，它對那些慳吝鄉紳的揭露諷刺可謂入木三分，同時也為嚴監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極傳神的一筆。

當然，我們也應認識到嚴監生性格的複雜性。他的性格中有慳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憐的一面，還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錢作為護身符，來消災弭難，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後，他延請名醫，煎服人蔘，毫不含糊。王氏死後，他深情悼念，“伏著靈床子又哭了一場”，這不是“做戲”的眼淚，誠如閒齋老人的評語：“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這裡寫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於他沒有家族優勢，至死也怕嚴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窩囊。

至於對財產的聚斂，主要靠兩種方式：一是靠剝削來佔有;二是靠慘淡經營，精打細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來減少開支。他愛財、聚財，但有時不乏慷慨。這是與他沒有家族優勢，沒有功名地位的處境是分不開的。但是他並不甘心屈從別人，這種心態在他臨終託孤於內兄的沉痛遺言中充分地揭示出來了，他說：“我死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著進個學，免得像我一樣，終日受大房的氣。”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錢之外，還得有功名權勢，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風凜凜。臨終前的一席話，可謂是他人生經驗的總結。總之，他是一個在統治階級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嗇、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對嚴監生這個人物的畸形靈魂多層面發掘，有利於全面領會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轉多姿的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