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人為何認為乾隆帝驕傲自大？

牛津大學教授沈艾娣圍繞乾隆皇帝致喬治三世的信，講述了20世紀初大眾對於中外關係認識的起源。這是她研究馬嘎爾尼使團中文翻譯李自標的“副產品”，因為想要給他寫本傳記，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她對乾隆皇帝給喬治三世的信產生了興趣。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上述文字出自1793年乾隆帝給喬治三世的書信，這封信由當時來華訪問的英國使臣馬嘎爾尼代收。長期以來，這段話被視為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世界觀、乾隆帝驕傲自大的典型表現，並且成為“清王朝為何逐漸落後西方”這個問題的一個解釋。這不僅是中國人曾接受的歷史常識，同時也是歐美人歷史教育中的成見，甚至至今依然如此。

正因為這樣，沈艾娣在講座中表示她關注並研究這個問題，就是寫給歐美教授世界史的人看的，因為他們到今天還抱持著原有的認識，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史學界已經對前述認識提出不同意見——乾隆帝並不是那麼驕傲自大，清王朝也並非是閉關鎖國。一個新近的研究例證就是Matthew W. Mosca(馬世嘉)2013年出版的新書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這個研究表明，乾隆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喜馬拉雅之外的威脅。

那麼，歐美人對乾隆帝以及清朝的成見是如何形成的？乾隆帝給喬治三世的這封信是否就是華夏中心世界觀的直接表現？

歐美人的成見：乾隆皇帝驕傲自大、無平等外交？

在歐美，甚至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對乾隆皇帝給喬治三世的信都還有這樣的認識：乾隆皇帝驕傲自大，意識不到崛起的西方文明，他拒絕了來自西方的禮物也就是拒絕了西方的文明和技術;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國”的主子地位自居，以為來訪的英國使團是來中國朝貢，所以要求使節行跪拜禮。

沈艾娣不同意上述觀點。首先，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之前，清廷皇宮裡就有西方製造的器物，乾隆並不拒絕，他對西方技術文明有了解;其次，乾隆帝對外面的世界也並未一無所知，Mosca的研究成果證明了這一點。另外，沈艾娣在翻閱馬嘎尼爾訪華檔案時也發現在使團離開中國以後，乾隆即已意識到英國可能會對中國造成威脅，並做了兩個決定，一個是部署海防，第二個是要求海關不可提高稅率，免得英國人以此找到進一步行動的理由。

還有，以“跪拜禮”來說這和歐洲的主權平等原則相對立也並不準確。歐洲也存在有等級的外交關係，比如羅馬教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們都認為自己的地位超過國王。所以，當時的英國向奧匈帝國派駐大使，是被對方拒絕，因為奧匈帝國認為英國是王國，兩國並不平等。荷蘭、葡萄牙為何會對中國皇帝磕頭行李，因為他們在歐洲也是一樣的處境。在歐洲，直到1815年維也納會議，才第一次確立了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

所以，對18世紀的英國人來說，乾隆皇帝要求“跪拜禮”也並非是出乎其意料。而且，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之前，英國就已經出現了這樣一幅具有諷刺性質的漫畫：英國大使正向中國皇帝單膝下跪行禮。這表明，英國人已經料想到會有這樣的場面，只是要提醒出訪大使避免給中國皇帝磕頭跪拜，這樣的內容在馬嘎爾尼的日記中也有體現。

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之後的故事是這樣的：1793年，馬嘎爾尼出使中國尋求貿易合作失敗。1816年，阿美士德來訪中國，尋求貿易合作再次失敗。後來就發生了鴉片戰爭。英國人將乾隆帝給喬治三世的這封信放在戰爭前面，這段歷史的邏輯就成了：因為中國的愚昧自大，對外關係不平等，所以鴉片戰爭發生了。

國人如何解讀乾隆這封信

沈艾娣說，中國第一檔案館出版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公佈了軍機處、宮中檔、內閣、內務府的600多個檔案，其中涉及“磕頭禮儀”檔案數量遠不如其想象得那麼多，實際上這個數字是很小的。所以，她以為，英使訪華已經讓乾隆感受到英國對清朝的威脅，乾隆在軍事防禦上作出的反應也說明他並非是盲目自大的。然而，19世紀中國人記載的歷史卻是另一番模樣。

19世紀中國人留下的這段歷史的記載，主要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884年的《東華續錄》、1839年的《粵海關志》和1838年的《廣東海防匯覽》等。在這些歷史記載中，他們同樣把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和英國對清朝造成的軍事威脅緊密聯絡在一起。

《東華續錄》出版後，還被翻譯成英文。不久，英國人據此寫了一本《清室外記》，收錄了乾隆寫給喬治三世的信的全部內容。在西方這本書極為熱銷，但事實上，它的內容很八卦，類似肥皂劇。1916年，上海的中國書局也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譯本，也很暢銷。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產生乾隆帝驕傲自大，清朝以“天下上國”自居的歷史印象呢？沈艾娣以為，這與民國時期中國學者的選擇有關。陳垣、許寶衡等人曾主持故宮博物院文獻部出版《掌故叢編》，其內容就是朝廷的一些檔案資料，其中涉及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的檔案。然而，馬嘎尼爾訪華留下的600多件檔案，《掌故叢編》從中選擇了47件，而涉及“磕頭跪拜”的8件檔案中，《掌故叢編》收錄了3件，但是對於馬嘎爾尼使團離開之後，乾隆皇帝對於海防、海關的部署行為卻並未涉及。沈艾娣以為這樣的史料選擇或許是與歷史學家的身份及所處環境相關——這些史學家都是北洋政府的人，也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另外，與史學家個人的關注點也有關係。將其置於近代中國經歷的社會變革中來說，清朝是批判的物件，是要被改革的物件，或許，這是《掌故叢編》在史料選擇上的一個背景。然而，看到《掌故叢編》的人並不知道史料選擇上有什麼故事。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 A Documentary Survey(《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是費正清和鄧嗣禹合作的一本書，50多年以來，這本書是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的教材，就選擇了《掌故叢編》中的資料，包括乾隆皇帝給喬治三世的這封信。所以，這封信的內容在歐美實在是很流行。但是費正清他們以此資料想要說明的是，正是因為乾隆有這種思想，難怪中國不能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他們面對的問題是美國如何對待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他們用18世紀的資料去解釋冷戰時期的問題，他們批評1950年代的美國外交——美國人不能像清朝一樣去處理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