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預見安祿山謀反的竟是李白

其實唐朝的“安史之亂”爆發前，就已經有過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說過安祿山可能會謀反。據《舊唐書》記載，張九齡就曾經因為討厭安祿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也曾因為李林甫對自己“日求其過”，於是告他的親密同夥安祿山日後“必反”而楊國忠因為擔心安祿山與自己爭奪相位，因此多次向皇帝面前說其悖逆之狀”。但其實這三個人，都只不過因為安祿山與自己的利益發生了衝突，所以捏造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實際上他們並沒有任何安祿山謀反的證據。但是，有一個人卻早早的就看出了安祿山的謀反心理。這個人就是“詩仙”李白。

在古代，把“謀反”的帽子強扣在別人頭上，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政治鬥爭手段。在個人喜惡、個人利益、個人權欲面前，無論是風度翩翩的張九齡，異常奸詐的李林甫，還是粗魯霸道的楊國忠，都把頗受皇帝寵愛的安祿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後快。因為沒有真憑實據，所以他們的說法均屬主觀臆斷和惡意誣陷。

其實，最早預見安祿山謀反的人是李白。天寶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遊歷途中去了一趟范陽，即幽州，也就是安祿山的大本營，親眼目睹了安祿山的囂張氣焰，客觀地預見了安祿山謀反的必然性。離開幽州後，李白寫了一首詩，題為《幽州胡馬客歌》，詩中的“胡馬客”暗指安祿山，“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寫出了安祿山的飛揚跋扈，“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則道出了自己的憂國之思。

李白之所以有這種敏銳覺察和正確判斷，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經過兩次官場上的失敗，政治警惕性有了進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賜金還山”後身處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認識問題;其三，李白與安祿山都具有胡人血統，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後，李白在《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中也回憶了當年他在幽州的所見所聞。“戈”和“鋋”均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羅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祿山躍躍欲試的狼子野心。

對於如此重要的軍事情報，李白既沒有上報朝廷，也沒有密奏皇帝。應該說，李白有難言之隱。當時，安祿山正紅得發紫，昏聵的唐玄宗對他百般信任和恩寵，連御史大夫和當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個被讒逐的文人，所說的話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楊國忠因為說過安祿山的壞話，一個被貶職，一個遭白眼，如果換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頭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語”，反映出了李白當年心存畏懼、有話難訴的矛盾和尷尬。

把話放在心裡面，把預見寫在作品中，是李白對自身的無能為力，最後無可奈何的一種選擇。此後，李白繼續他的遊山玩水，繼續他的求仙訪道，甚至想用“棲蓬瀛”的方式來避世。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後，劍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沒有投軍報國，反而選擇了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樣倉皇南奔，甚至認為“樂毅倘再生，於今亦奔亡”。國難當頭，李白的這種退縮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極和絕望，也反襯出了在盛唐表象下的黑暗和腐朽。所以即使李白早早看出了安祿山的謀反之心，但卻只以消極的態度去對待，對於唐朝後來的發展，終究還是沒有起到什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