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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軍力對比 國力中強日弱 軍力中弱日強

甲午戰爭軍力對比 國力中強日弱 軍力中弱日強

甲午戰爭之時國力中強日弱,軍力中弱日強,中國之弱不在武器,而是在組織制度、官兵素質和對近代戰爭規律缺乏瞭解上。國情中劣日優,日本準備充分,中國倉促應戰;日本政權穩固,中國政權動搖;日本民族統一,中國一盤散沙。由於軍力和國情因素,導致日勝中敗。

甲午戰爭軍力對比 國力中強日弱 軍力中弱日強

古往今來的戰爭史上,不乏以極少勝極多、以極弱勝極強的戰例,但更多的是戰爭雙方實力及各種條件的較量。1938年,當抗日戰爭爆發還不到一年的時候,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斷言,這場戰爭中國不會速勝,也不會滅亡,而是一場持久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華民族。後來的戰爭程序證明毛澤東的判斷完全正確。毛澤東據以分析的,有雙方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有中日兩國國情的對比,有國際關係的影響等等,總之是雙方實力及各種條件。毛澤東就是從這些條件的對比,得出持久戰的結論,他的分析方法,對我們研究甲午戰爭是很好的啟示。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首先是軍力的競賽。軍隊是戰爭的基本工具,我們不能不首先比較雙方的軍事實力。

1893年,日本陸軍有7個師團,將近7萬人。甲午戰爭中,日本動員了預備役,總共動員的兵力為24萬人,另有伕役15萬多。派到中國和朝鮮作戰的兵力是17萬多。

軍隊方面,中國軍隊名目複雜,很難找到確切的統計,但總數應有100餘萬。舊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有作戰能力的只佔軍隊總數的1/3。日本參謀本部曾估計中國軍隊的有效實力是35萬人。甲午戰後的1898年,兵部和戶部曾統計各省練軍防軍為36萬人。就數量而言,中國軍隊顯然佔優勢,但是軍隊的戰鬥力並不單由數量決定,特別是近代工業革命以後軍隊的戰鬥力。裝備、編制、訓練、官兵素質和教育程度、士氣、戰略戰術等方面影響更大。

裝備方面,大體上是日軍優於中軍,但並不是象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相差懸殊。一方面,日軍的裝備還遠遠比不上西方列強;另一方面,中國在30年的洋務新政中武器裝備也有很大改進。中國陸軍武器裝備的最大弱點是武器的種類、規格過於混雜,給後勤供應和實戰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其他方面,中國軍隊確實較日軍相差甚遠。甲午戰爭時,日本軍事制度、組織都已近代化,但是中國軍隊卻沿用原湘軍的營制,兵種單一,這種編制適合於雙方都沒有多少新武器的湘軍對太平軍的作戰,但用在對外戰爭上,指揮不靈、配合不好的弱點就充分暴露出來,與日軍的師團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軍隊沒有嚴密的指揮系統,沒有司令部,沒有參謀官,戰鬥部署只憑最高指揮官一拍腦袋。諸軍平時各駐一地,互不隸屬,缺乏訓練,也從未配合進行軍事演習。日本人事後總結:“清軍指揮錯亂,其齟齬衝突百出,而內部相摩擦,結局減弱對敵之戰鬥力幾何,未可知也。”

軍人教育水平方面,中日軍人教育水平相差懸殊。日本陸軍高階軍官有一半或進過本國軍事學校、或到西歐學過軍事、或到歐洲考察過軍事。而中國陸軍高階將領沒有一個進過新軍事學校,他們大多是行伍出身的舊式武夫。中國武備學堂雖也培養出一些學生,卻沒有給他們指揮軍隊之權。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國士兵高得多。近代的戰爭不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戰略戰術,需要懂得近代戰爭的規律,而近代戰爭的知識要有知識的人並且要專門研究才能掌握。清軍戰術上策略上屢屢失誤,決非偶然,是因為中國軍官不懂近代戰爭,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海軍軍力方面,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有軍艦32艘,魚雷艇37艘,總噸位59000餘噸;北洋海軍有軍艦22艘,魚雷艇12艘,總噸位41200噸;另外北洋戰艦的功率、航速、艦齡、火炮等均劣於日本,只有定遠、鎮遠兩鐵甲艦可對日軍造成較大威脅。海軍的編制、軍官教育程度比陸軍較為近代化,與日本差別不大,但與日本相比,尚有幾個不可忽視的弱點。

其一,是海軍首腦部門的缺陷。雖然1885年成立了海軍衙門,但該衙門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鴻章、善慶、曾紀澤都另有要職,無一人為海軍衙門專官,海軍衙門幾乎等於空設。不僅如此,海軍大臣中無一人出身海軍或受過海軍訓練,擔任北洋水師提督的丁汝昌也沒有受過海軍專門訓練。在這種情況下,實在難以制定正確的戰略,也難以與陸軍協同作戰。

其二,海軍不統一。北洋海軍實力雖已遜於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廣東的幾艘能勝任海上作戰的艦隻,實力便可與日本海軍接近。但海軍未形成統一指揮,互不統屬,結果力量分散。黃海海戰後,李鴻章試圖調南洋艦來加強力量,但沒有成功。威海海軍投降時,還發生了降將牛昶昞要求返還原屬廣東的廣丙艦的笑話。

其三,正是由於首腦部門的缺陷,使中國海軍缺乏明確、周密的計劃與戰略,缺乏爭奪制海權意識。事實上採用的是守勢戰略消極防禦戰略。日本則在開戰前就按海軍勝利、僵持和失敗三種情況制定陸海軍作戰戰略,明確爭奪制海權。因此中國海軍處處被動。

人、武器、組織制度是軍隊戰鬥力的三個要素,缺一不可。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只偏重武器的更新、偏重軍事技術,而忽視了制度和人的改變,這成為清軍的基本弱點。

中國軍隊不是真正的國防軍,長期以來,它的作用是對內的而不是對外的。雖然自洋務新政以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不是根本改變。當現實需要它轉而對外──防禦侵略時,就遠遠不能得心應手。軍隊的許多問題,都與它的職能有關。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評論:“北洋陸軍裝備毛瑟槍和克魯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它不過是內戰用的、示威用的軍隊。它完全沒有近代戰爭所必須的給養、運輸機構和兵站裝置。因此,它不能把兵力集中到一個地方,並且機動能力太低,部隊轉移時總是發生很大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可能進行運動戰,退守防衛就成了它作戰的中心。”李鴻章的美國顧問畢德格也曾談論:“中國素不以與外國戰爭為事,其兵皆散佈各省,由各督撫主政,兵部堂官並無排程會合之權。兵散則力分,故不能與外國爭鋒。日本改用西法,陸軍、海軍皆歸部臣節制,故能通力合作,積健為雄。此中、東所以異也。”

中日軍隊的差異,經過甲午一役,中國也有不少官員看出來了。李鴻章在談判桌上就說,日本的勝利“證明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並非白種之民所獨擅,黃種之民亦可應用並取得成功”。袁世凱說:“此次兵務,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患者,在於軍制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無論如何激勵亦不能當人節制之師。”張之洞說:“德國陸軍之所以甲於泰西者,固由其全國上下無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

總之,軍力是中弱日強,中國之弱主要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組織制度、官兵素質、士氣和對近代戰爭規律缺乏瞭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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