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生活科普幫 >

歷史 >風雲人物 >

孫武:假冒孫中山弟弟革命成功後為啥沒做都督?

孫武:假冒孫中山弟弟革命成功後為啥沒做都督?

1911年10月10日,中國爆發了武昌起義。起義的勝利,逐步使清朝走向滅亡,並建立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亞洲和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孫武:假冒孫中山弟弟革命成功後為啥沒做都督?

武昌起義軍事總指揮為蔣翊武,參謀長為孫武,總理為劉公。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

孫武作為留日青年,一直假託孫中山弟弟在中國開展革命,那麼革命成功後,為啥沒有成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呢?而讓庸人黎元洪上位?

假託孫中山弟弟在國內開展革命

孫武(1879—1939),湖北夏口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志士,辛亥武昌起義領導者之一。

1896年考入武昌武備學堂。畢業後歷任湖南新軍教練官、嶽州威武營管帶等職。1900年,唐才常組織自立軍,孫武被為推嶽州司令。1904年考入日本成城學校。1905年11月,孫武畢業回國,加入武昌日知會,並幫助劉靜庵辦江漢公學。1908年又考入日本入大森軍事講習所。後與焦達峰等在東京組織共進會,任軍務部主任,返回湖北策劃革命。梧州起義失敗後,逃往香港,並加入中國同盟會。1908年,孫武再度赴日,入大森軍事講習所,研究野外戰術及新式炸彈。1908年8月,孫武與焦達峰等在東京組織共進會,任軍務部主任。不久,被推為湖北主盟,回鄂策劃革命。

1909年,共進會編會黨為五鎮,旋赴梧州參加起義,事敗後退居香港,經馮自由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並假託孫文之弟的名義開展工作。不久,返漢口創辦《雄風報》。孫武主張實行“抬營主義”、“借矛奪盾”,由聯絡會黨轉而運動士兵。

1911年9月24日,孫武被武漢共進會、文學社等團體推為主席,準備組織武昌起義,並被推為革命軍參謀長。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試驗炸彈,爆炸負傷撤退,引起清軍大搜捕,致使革命黨人於10日倉促起義。

為啥黎元洪做了湖北都督?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黎元洪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代名詞。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庸人,這樣一個“無用之庸劣懦夫”(譚人鳳語),這樣一個“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的良善暗懦之人(嚴復語),卻能成為辛亥革命第一槍打響之後的鄂軍都督,此後兩任民國總統,他是受菩薩護佑,運氣好呢,還是別有情由?

尤其是武昌首義,本由革命黨人所組織、發動,為什麼最後選中了素無革命思想,甚至在起義當天親手殺了兩個革命黨人的黎元洪當領袖?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被後人奉為信史,且以其記述為證。武昌起義後一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革命黨人集合在湖北諮議局開會:“眾以秩序急須維持,而革命軍諸首領黃克強、宋教仁、劉公、蔣翊武、孫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強脅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為都督。”(《辛亥武昌起義之革命團體》)

說明白一點,武昌起義成功的時候,革命黨人領導都不在湖北,所以讓黎元洪撿了便宜。

武昌起義時,為啥革命黨人不在武昌?

武昌起義之時,黃興、宋教仁、居正、譚人鳳等革命黨領袖人物都不在武昌,絕不僅僅是一個巧合,而關係到革命黨的軍事策略之失誤。

依孫中山的革命藍圖,以武裝起義為手段,“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後張勢威於四方,奠定大局也”。這“一二省”,他選在了兩廣和雲南,而非內陸地區,所以我們看到,從1895年的廣州起義,到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此間大多武裝暴動,都爆發於廣東與廣西。領袖的方略,自然影響了其同志的心態。

1911年9月,湖北的黨人請坐鎮上海運動革命的宋教仁、譚人鳳等前去主持起義,宋教仁始終猶豫不決——他猶疑的背後,大抵是對湖北革命的輕視和悲觀(武昌起義的爆發與成功,對革命黨人而言更像是意外之喜)——譚人鳳正病重住院,為此“憤極”,後來抱病與居正坐船去武漢,卻已經晚了,當他們行至九江,“而黎元洪為都督之名義,已喧囂於耳鼓矣”(譚人鳳《石叟牌詞》)。

再說湖北的革命領袖,事前推舉的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因炸彈事故逃亡,不知所蹤(依馮自由所記,蔣逃到了嶽州);被炸藥燒傷的孫武與原定的都督劉公都在漢口,漢口與武昌卻有一水之隔,武昌起義後二日,即10月12日,漢口才得以光復;推舉都督一事,則在11日。

領袖不在,義軍之中就沒有一個軍官能夠擔當都督之職嗎?原來,領導武昌起義的熊秉坤、蔡濟民等人,只是新軍的班長、排長;起義那夜,被匆忙拉入革命隊伍的吳兆麟,是工程營左隊隊長(相當於連長),在義軍裡面,這已經是高官,所以熊秉坤等推舉他擔任義軍的臨時總指揮,由其發號施令。這批人,引爆革命,衝鋒陷陣,自無問題;起義成功之後,執掌一省軍政、民政與外交,甚至如孫中山所規劃的那樣“張勢威於四方,奠定大局”,實在是勉為其難。

參加武昌起義的士兵並不全是革命黨人

有人會說,英雄不問出處,況且,熊秉坤、蔡濟民、吳兆麟無都督之才,所謂的庸人黎元洪便可勝任嗎?於是有了一種流行的說法,革命黨人推黎元洪上位,主要借重其聲望與德行(官居旅長,參加過甲午中日海戰;有煦煦之仁的長者風範,平素對部下尚知愛護),以安定地方,收拾人心,號召諸省響應義舉。

這是一個理由,卻未必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們再來斟酌一些歷史細節。譬如開會的地點為什麼會選在湖北諮議局呢,革命黨人為什麼要去立憲派的大本營商議武昌之善後事宜?據張難先回憶,當日與會者,不止是革命黨人,蔡濟民還邀請了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夏壽康、張國榕及若干議員。這足以表明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合作,主動而坦誠;立憲派的實力以及對革命的態度,則奠定了合作之基。

誠心合作的革命黨人,原本屬意立憲派的領袖湯化龍擔任鄂軍都督。湯化龍事後對李廉方說:“革命黨人來(諮議)局時,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絕對拒絕意。子笏(胡瑞霖)則力持不可。其意以予與革命黨素無密切關係,又其時成敗尚未可知。”故他以非軍人、不知兵為由,堅辭不就。隨後,議員劉賡藻——他雖是同盟會員,卻與武昌首義無關——提議以黎元洪為都督。黎的名字,就這樣被提上了歷史的議程。

需要補充一點,如周錫瑞所言,當時參加起義的士兵,並不全為革命黨人,有些是被迫捲入了兵變,包括吳兆麟這樣的指揮官(據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吳“參加過日知會,其後便與革命同志沒有什麼來往。工程營起義之時,他溜了出去,被汪長林遇到,連拉帶勸的引至回軍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當了臨時總指揮”;譚人鳳《石叟牌詞》亦強調吳兆麟“先本未與謀”,乃是“不得已”參加革命),以及領導漢陽起義的隊官宋錫全(後擔任鄂軍第一協協統)等。他們對革命黨領袖並無忠誠的情感,更容易接納原來的上司(見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提名黎元洪,正中其下懷。

革命方略的錯位,革命黨領袖的缺席,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合作意向,立憲派的推舉,吳兆麟等處於革命邊緣的軍官的呼應,革命黨人的順水推舟,合力之下,黎元洪,作為最不壞的人選,被憤怒的士兵從床下拖了出來,推上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的寶座。

  • 文章版權屬於文章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https://shkpb.com/lishi/fengyun/1kvn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