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禎皇帝為何是亡於李自成的農民軍？

明朝是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統治的王朝，眾所周知明朝是被清朝所替代的。但明朝卻不是毀在滿人的手裡，而是被漢人農民起義軍拉下馬的。

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明崇禎皇帝無路可逃，自縊而亡，屹立了兩百多年的明王朝滅亡了。

一個帝王、一大票“忠臣良將”，忙活了半天結果還是亡了，可到底是怎麼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至今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崇禎無能剛愎自用把大明朝給折騰完了，也有人說是天道亡明、大明氣數已盡。總之，在多數人看來是崇禎辜負了一干“忠臣良將”，將明朝給滅亡了。然歷史的真相真的如此嗎？崇禎真的辜負一干“忠臣良將”嗎？

一些學者們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明朝滅亡固然有天災瘟疫和崇禎多疑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那些所謂的“忠臣良將”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祟禎皇帝在位的十七年中，可以說是非常的勤政。他勵精圖治，希望重振朝綱，中興大明。可是他卻生不逢時，萬曆、天啟留給他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到崇禎時已經是岌岌可危了。

在無休止的黨爭之中，崇禎時代的臣子，大多不過是隻知有朋黨，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個官僚集團也已分裂成一個個利益集團;因私而害公是官場的常態。套用“文革”中流傳得很廣的一句話，那時就是“爹親孃親不如派性親”。正因為如此，當時沒有一件事是崇禎皇帝想做就能夠做得成的。出於朋黨的利益，凡是敵對一派反對的另一派就一定擁護，凡是敵對一派擁護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對，弄得崇禎皇帝裡外不是人。至於是與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卻又是極其重要的。

那時，一個主張提出來，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確與否。而怎樣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很少有人會真正關心。比如，崇禎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陝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試圖與關外的滿族政權議和。這本來是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卻是不正確的。因為，“東虜”與大明朝在政治上向來是不對等的;議和意味著明朝皇帝向蠻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關於議和的事，崇禎皇帝只敢暗地裡與少數閣臣和親信太監在非常祕密的狀態下進行;祕密一旦洩漏，則必須由參預此事的大臣來承擔“欺君之罪”，以保證皇帝本人政治正確，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議。

崇禎皇帝本人對臣下諫阻“議和”也非常討厭，認為把這樣的措辭強加於自己，不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東虜，貶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訊息靈通的大臣上書反對“議和”，崇禎皇帝就會十分惱怒。他認為與東虜不是議和，而是“撫議”，符合“柔遠能邇”的古義，也顯示了朝廷對關外滿族的政治優勢。至於“撫議”些什麼，崇禎皇帝既不願割地，也不願賠款，幻想著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一廂情願得讓人絕倒。結果，偷偷摸摸的“撫議”，始終“撫”不出個結果，明朝因此不能傾全力“剿匪”，眼看著各路起義軍奄奄一息，又眼看它們死灰復燃。

當李自成的起義軍快要攻入京城時，那些所謂的“忠臣良將”在做什麼？大順軍佔領北京時，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只有二十人，而其他的官員則是爭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政府報名請求錄用，真所謂“衣冠介冑，叛降如雲”。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

文人如此，軍官又是如何？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裡就佔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其實在保定城裡“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於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佔領北京，明朝廷已經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了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入大順政權的編制中，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所接管。

看到這樣的文臣武將，我們又怎能說明朝滅亡是因崇禎辜負一干“忠臣良將”所造成的？可憐的崇禎呀，在自縊之前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身邊竟然沒有一個臣子。崇禎死前曾斥責士大夫：“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就連起義造反的李自成也曾說過崇禎“君非甚暗”，只是“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至此看來，明朝的滅亡，崇禎或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他的那些“忠臣良將”就可以不承擔“亡國之臣”的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