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認為 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 法必明令必行

商鞅，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因助秦孝公收復河西失地，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在秦國實施一系列變法，使秦國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

便國不法古。商鞅從魏國來到秦國後，得到秦孝公重用。商鞅對秦孝公說：“一個國家要富強，必須注意農業，獎勵將士;要打算把國家治好，必須有賞有罰。有賞有罰，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進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張，但秦孝公害怕舊貴族與國人反對而猶豫不決，有大臣建議召開朝會命臣工共同商議此事。朝會上，權臣甘龍、杜摯代表舊貴族利益集團反對變法。杜摯說：“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意思是，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的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意思為：“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商鞅進一步指出，“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而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也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就是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商鞅以歷史進化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進行了充分輿論準備。

立木為信。變法前，商鞅又以“立木為信”方法取信百姓。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意思是：商鞅變法的法令已經準備就緒，但沒有公佈。他擔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並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斤黃金。百姓們感到奇怪，沒有人敢來搬動。商鞅又出示佈告說：“有能搬動的給他五十斤黃金。”有個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斤黃金，以表明他說到做到。接著商鞅下令變法，新法很快在全國推行。

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戰國·商鞅《商君書·畫策》中寫道：“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這幾句大意是：聖明的君主不能只看重仁義而應該重視法度。制定法律一定要公正嚴明，頒佈的法令一定要執行，這樣就可以達到使國家強盛起來的目標。“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商鞅認為，言論不符合法律的，不要聽信它;行動不符合法律的，不要推崇它;事情不符合法律的，不要辦理它。他建議，作為國君的，一定要把法律意識溶化在思想中，落實到行動上，真正做到依法辦事。凡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不聽從，不提倡，不推崇，也不去做。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國君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虛和公孫賈都辦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上字。這樣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為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曾評價：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商鞅之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