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是近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失之偏頗

在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無疑是一位抵禦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愛國者。但若稱其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難免失之偏頗。

“林則徐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是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范文瀾的看法，此觀點一經問世，更被簡化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被後人沿用。其實，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初期，對於林則徐的評價還是多元的，但發展到後來，便只剩下褒揚、讚美與歌頌。

應當指出，就焚燒鴉片、抵抗英軍而言，林則徐當然是民族英雄。唯將其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則不無可議。當然，林則徐在作為欽差大臣受命查禁鴉片後，無論出於夷夏大防，還是出於瞭解對手，他的確做過一些瞭解外部世界的工作，比如“刺探夷事，翻譯夷書”，於是就有了輯錄與翻譯《華事夷言》《四洲志》《各國律例》等事蹟，就此而言，不能說林則徐沒有“開眼看世界”，只能說他的視野極其有限——即使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變化，但在應對上，仍然停留在封閉的園囿裡。

我們不妨先看一下民國時期的史學界對林則徐是如何評價的。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陳恭祿認為：“林則徐……雖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國之情況……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郭廷以則指出：“林文忠公則徐之為鴉片戰爭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中外所公認的。但是就外國人的眼光來看，總以為他太自大，太強橫，他對外的態度完全是傳統的東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時同在此幕劇中佔同樣重要地位的滿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風度與知識。”(《近代中國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即使是范文瀾，在讚頌林則徐的同時，也還保持了當時歷史學界的部分共識：“林則徐的才能在當時雖然是第一流，但閉關時代的封建知識限制了他，使他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茫然無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樣，抱著‘天朝聲威’可以‘懾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一類自高自大不識時務的舊見解。”(《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只不過，這些話在現實政治對林則徐的選擇性利用方面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來自外界的評價，當然是考察歷史人物的重要維度，然而，從歷史人物自身的言行來考察該歷史人物本身，同樣不失為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林則徐眼中的“西洋景”

在此，筆者想通過幾個側面分析一下林則徐是如何“開眼看世界”的，或者說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什麼“西洋景”。(此處運用的資料全部出自林則徐個人的著述和文字)

關於國際關係。在林則徐之前的時代，中央王國的士大夫們，不論朝廷以何名號、皇帝姓甚名誰，無不充斥著“華夏上國，懷柔萬方”的“天朝”心理。天朝居於天下之中心，周圍不外乎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已。在林則徐眼裡，仍然是夷夏大防，除了“藩屬之邦”，就是“八荒島夷”，如此而已。在清朝士大夫筆下或口中，對於不知來自何方、長相迥異於炎黃子孫的蠻夷，往往充滿了醜化、矮化或妖魔化。1839年8月3日，林則徐代皇上起草的《擬頒發檄諭英國國王稿》，據說被英人看到後，曾經騰笑外邦，甚至為船上的水手、醫生所嗤笑。林則徐筆下的清朝皇上以“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自居，俯視眾生;而林則徐則以上級責備下屬的口吻教訓英國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畢竟是天朝上國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按照批評與表揚相結合的原則，對英國國王說，“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雲：‘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林則徐全集》卷五，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因為林則徐已經“開眼看世界”，他已不同於古代中央政權將“化外蠻夷”當作動物世界的“獫狁”與“犬戎”，也確實有進步、有發展，在他起草的檔案中，不時出現將“英吉利”稱為“咭唎”、把美利堅稱為“咪唎”等為今人不明所以的文字，這與當時中國民間將西方人稱為“紅毛番”實在異曲同工——當然這並非林則徐的發明。

關於國際貿易。既然中英是天朝與蠻夷的關係，當然不存在平等的國際貿易，只能是天朝的賜予與施捨，或者是藩屬的朝貢與沾恩。林則徐在檄書中道：“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著，賴有此也。”“至夷商來至內地，飲食起居無非天朝之恩膏，積聚豐盈無非天朝之樂利……”意為因為英國國王恭順滿清天朝，感激上國天恩，所以天朝才對這些蠻夷破格優待，讓你們享受了200年的貿易之利。英國之所以能成為富庶的現代國家，不是因為你們工業革命的成功，而是全靠我們天朝的恩典。被官方史家負面評價的清朝大臣琦善，曾給道光帝上過一則《尊旨覆奏禁菸折》，其中言：“內地實有可制外夷之權……則大黃、茶葉是也……蓋(西洋各國)地土堅剛，風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為糧，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後，此為通腸之聖藥。大西洋距中國十萬裡，亦惟茶葉是急，英吉利較近，皆不能離此。”在琦善看來，英國人之所以強烈要求與中國通商，是因為他們離開中國的茶葉、大黃，會因大便不通而憋死。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琦善的看法，也是林則徐的看法。1839年3月，林則徐在《諭各國商人呈繳煙土稿》的通令中指出：“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代皇上起草的致英國女王的檄書中也說道：“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言外之意是，中英貿易的實質是，中國無求於英國，英國卻離不開中國，比如中國的茶葉和大黃，如果天朝不向英國出口，這些野蠻人就一天也無法活下去。即使英國的紡織品，也全靠天朝提供原料;如果天朝控制出口，英人也就無利可圖。

關於敵我局勢。中國早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古訓。然而，林則徐作為受命於朝廷處理重大涉外事務的欽差大臣，儘管蒐集了一些敵國情報，翻譯了一些外國法條，但在制訂重大涉外戰略時，仍體現了相當程度的封閉與盲目，以致在對敵我態勢的分析判斷中出現了重大失誤。1839年9月1日，他在《請嚴諭將英船新到煙土查明全繳片》中，向中央報告：“臣等細察夷情，略窺底蘊，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而其胠篋奸謀，總以鴉片為浸淫之漸。”事實證明，這只是林則徐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林則徐昧於情勢，根本不瞭解英國政府對禁菸事件的反應。後來的發展證明，英國政府不僅在1840年之初就派出了由16艘軍艦組成的侵華遠征軍艦隊，而且向中國政府正式發出了外交照會(巴麥尊照會)，照會稱：“本檔案簽名人、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謹照會中國宰相：因中國官員傷害僑居中國的英國臣民，並侮辱英國女王，故女王陛下特派遣一支海軍兼陸軍前往中國海岸，向中國皇帝要求賠償及匡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版)外交語言足夠婉轉，作戰計劃卻相當完備。然而，這一切林則徐都懵然不知，他認為英國至多不過是“私約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國主調遣，擅自粵洋遊奕，虛張聲勢”。

在近代史上，談到中國的喪權辱國，一些愛國人士往往歸結為列強的船堅炮利，那麼，林則徐眼裡的英國海軍是怎樣的呢？1839年9月，林則徐在奏摺中斷定英船隻適合外洋作戰，一進入內河將無計可施。1840年7月3日，林則徐頒發的《英人鴟張安民告示》，幾乎可以視為戰爭動員令，他對英國炮艦的看法一仍舊慣，“彼若敢來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臌裂，再則伙食盡罄，三則軍火不繼，如魚處涸河，自來送死，安能生全？”1840年7月，此時定海已被英軍攻陷，林則徐卻一無所知，他在給皇上的奏摺中仍堅持認為：“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外，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剿辦正有把握。”

此外，林則徐對英軍陸戰能力的判斷也是典型的誤判。1840年7月，林則徐在《英人鴟張安民告示》中，將英軍視為不同於人類的“異類”，“一跌不能復起”的英軍像沒有膝蓋的木偶。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艦隊北上攻佔定海，林則徐在上報的奏摺中認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僕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關於外國印象。1840年1月號的《中國叢報》刊登了英船“杉達號”醫生喜爾與林則徐的接觸經過，“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時，他問是否屬於美國，或是美國的一部分。我們告訴他土耳其距離中國幾乎需要一個月的航程。他似乎很驚奇。”(《鴉片戰爭》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而此時的林則徐已到任廣東一年有餘。

1839年9月3日，林則徐視察澳門歸來，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歐洲人的印象：“惜夷服太覺不類：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其帽圓而長，頗似皁役……其發多卷，又剪去長者，僅留數寸。須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捲毛，驟見能令人駭，粵人呼為鬼子，良非醜詆。更有一種鬼奴，謂之黑鬼，乃謨魯國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過於漆，天生使然也。”這就是林則徐眼中的歐洲人的形象，大抵畜類、醜類而已。

如果說林則徐將從事不法鴉片貿易的歐洲人稱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話，那麼，他把其中的黑人稱為“鬼奴”，則屬於鄙視或蔑稱了。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對黑人的觀念則明顯地帶有種族歧視的性質，他在《英人鴟張安民告示》中言：“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爾人人持刀痛殺，凡殺有白鬼一名，賞洋一百元，殺死黑鬼一名，賞洋五十元。”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陸的黑色人種，長期遭受歐洲殖民者的欺壓與侮辱。林則徐筆下所謂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屬此類性質。就此而言，他們的命運與近代史上同樣遭受列強欺凌的中國民眾是一樣的。可見，林則徐對黑人的侮辱與鄙夷，由此體現出來的對世界不同種族的文明視角，並不比歐洲白人更文明。

關於愛國節操。儘管1839年9月1日，林則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軍不敢對我侵犯(“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的誤判，然而，三年之後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發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裡，竟然以“馬後炮”的形式，為自己當初的錯誤判斷而導致的戰爭失敗進行開脫與辯解：“英夷兵船之來，本在意中。徐在都時所面陳者，姑置勿論，即到粵後，奏請敕下沿海嚴防之，亦已五次。”對於林則徐這樣的朝廷高官，我們應當相信他對皇上事前的報告呢？還是應當相信他對友人事後的辯解？

1842年8月，林則徐被朝廷貶謫伊犁路經西安，在與家人告別時賦詩兩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曾被今人反覆引用的林則徐的名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即出之這首詩。然而，幾天後，他從西安走到蘭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觀地分析了敵勝我敗的原因：“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鬨。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軍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故所謀往往相左。徐嘗謂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指南宋名將岳飛、韓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為鴉片戰爭的當事者與指揮者，他的經驗與教訓，對於國家都是彌足珍貴的，都應成為國家防範與抵禦外部侵略的極其重要的鑑戒與財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隨後寫下的幾句話：“兩先生非親軍旅者，徐之覙縷此事，亦正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禱切，禱切。”此處，“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深意蕩然無存。他既沒有向皇上報告敵國真相，也沒有向國家提出改革建議;他眼見朝廷睡在夢中，國家日趨衰弱，卻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在林則徐看來，個人的名譽重於國家危亡。

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曾任國民政府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蔣廷黻就指出：“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真可謂入木三分！

與外國人的交往。“開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邊的外國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麼，兩廣總督林則徐是如何與外國人打交道，如何處理涉外事務的？林則徐與美國醫生伯駕的交往恰為一例。

伯駕是一位在廣州行醫的美國人。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因患疝氣而間接託人請其開方診療。當年7月，林還請伯駕翻譯《各國律例》若干段落。伯駕雖說是林則徐的醫生，卻從未見過林則徐。林則徐作為清廷的封疆大吏，也沒有平等地接見過其他外國人。有史料稱，伯駕打算送林則徐三樣禮物：一本《各國地圖集》、一部地理書、一架地球儀，林則徐卻要伯駕先填“請願書”，意思是：給我送禮是你的榮幸，要先請示，我答應了才行。伯駕一氣之下便拒絕再送。其實，早在鴉片戰爭開始前，伯駕就看出林則徐“不瞭解西方法律和國際慣例”的弱點。

1839年7月，伯駕給林則徐寫信，詳細闡述了他對中英局勢的看法，並指出了林則徐禁菸運動的一些缺憾：“欽差大臣由於不瞭解各國的法律，不曉得他們的強大，無意識地採取了與友好國家慣例相牴觸的措施，已經程度不輕地得罪了英國。”他表示：“鄙人願不惜個人生命的安危，採取任何手段幫助大國之間恢復和好。”“我還要進而向閣下建議，最好能預見到戰爭的害處，撇開‘強硬的語言’，採取和平的解決辦法……英國已經在世界各地佔領了許多國家，我擔心英國也希望佔領中國……”(《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有種種跡象證明，林則徐當年收到了伯駕的信，但他並未答覆——於是，清廷失去了避免戰爭的最後機遇。1840年4月，伯駕給美國的親屬寫信說：“中國和大不列顛的戰爭看來是無法避免了，而且在不遠的日子就會爆發。我已經施加了我一點小小的影響，讓中國能預見和避免這次不幸，但是他們太驕傲，不肯屈從，而且是深深地陷在無知之中，對已經被他們從獸穴中弄醒的獅子(英國)的力量，仍然毫無感覺。”兩個月後，鴉片戰爭爆發了。三個月後，林則徐被革職。1842年8月，這場戰爭最終以清朝的割地賠款而告結束。

在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無疑是一位抵禦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愛國者。但若稱其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難免失之偏頗。只能說他比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幾眼。妨礙他視野的正是專制王朝、傳統文化以及囿於自身的種種侷限。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忘記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一個歷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以致一俊遮百醜，影響了人們對歷史人物客觀的、全面的、立體的看法。這樣的歷史教育，是應該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