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榮耀的皇后 一生中有四個帝王都是她生的

1241年窩闊臺逝世，忽必烈開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忽必烈的父親未能成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而忽必烈本人開始似乎也將步其後塵，在蒙古歷史上扮演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他最終將成為蒙古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不過忽必烈聰明能幹的母親唆魯禾帖尼別吉就是有此遠見的人物之一。她對她的四個兒子都有很高的期望，並獻身於兒子們的前程。而她的四個兒子最終都成了蒙古帝國的君王。她的長子蒙哥從1251年起成為大汗，直到1259年戰死疆場;忽必烈接替了其兄的汗位，從1260年開始統治蒙古帝國，一直到1294年;旭烈兀摧毀了從公元750年起就一直統治中東和波斯大部分地區的阿巴斯王朝，並在波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而她最小的兒子阿里不哥後來則統治了蒙古本土。

唆魯禾帖尼別吉是克烈部首領汪罕的侄女。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後，把唆魯禾帖尼賜給了自己的兒子拖雷為妻。我們對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如何知之甚少，但可以推測他們很少生活在一起。因為拖雷總是要跟隨他的父親出征作戰。拉施都丁說，“在皇子中沒有人征服的國家和他征服的一樣多。”這肯定是對那個時代一個蒙古人最高的讚賞了。拖雷是因13世紀初對金作戰而出名的，而從1219年到13世紀20年代初，他一直指揮著一支王牌軍，參與他父親領導的對中亞城市的進攻。在1227年成吉思汗死後，拖雷受命於他的哥哥窩闊臺，參加軍事征討，主要負責征服金朝的戰爭。1231年或者1232年，在徹底摧毀金朝的兩年前，拖雷死了。

當窩闊臺試圖安排唆魯禾帖尼別吉再婚時，她禮貌地拒絕了。窩闊臺建議唆魯禾帖尼別吉改嫁給他的兒子貴由，這將是一樁侄子和嬸母結合的婚姻。而這種聯姻將把東亞的兩個王族聯合起來，保證汗位的順利繼承，避免窩闊臺的子孫和拖雷的子孫爆發衝突甚至戰爭。不過，唆魯禾帖尼別吉禮貌而又堅決地拒絕了窩闊臺的建議，並解釋說，她想用心撫養四個兒子，不想改嫁給大汗的兒子。

她的政治天賦也許可以用她對各種宗教相容幷包加以證明。儘管她自己是一位景教徒，但她並不歧視蒙古境內的其他宗教。她甚至資助佛教和道教，以獲得中原屬民的擁戴。同時她也沒有忽略伊斯蘭教。她向窮苦的穆斯林提供救濟，獎勵謝赫(宗教領袖)，捐資建造清真寺和神學院，包括在中亞城市不花剌建立的馬德拉薩(宗教學院)。但是她從未否認過她的景教信仰，即使馬可·波羅在她去世二十年後訪問中國，也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她認為在自己的領地上扶持各種宗教的發展是非常有益的，她應該為此作出努力，而當時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學家的著作都證明，她在這方面確實是成功的。

忽必烈生於1215年9月23日，那一年成吉思汗攻克了金中都。有關忽必烈的童年、所受教育以及他早期生活的資料很有限。一直到1251年，忽必烈還只不過是皇室旁支的一員而已。除非發生一場大變故、災難或者不幸的事件，否則他仍只會是那個貴族集團的一分子，不會在帝國政治事務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所以他的早期生活經歷當然也就沒有必要詳細地記錄下來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他是在母親的撫育下成長起來的，因為他的父親大部分時間都在跟隨成吉思汗東征西討。唆魯禾帖尼別吉要求年輕的忽必烈必須精通馬術和射箭。和所有其他蒙古人一樣，忽必烈也積極參加狩獵，而且直到晚年都熱衷於這項活動，這可以由現存的為數不多的忽必烈狩獵圖所證實。唆魯禾帖尼別吉還決定，忽必烈必須學習掌握文化知識，並聘用了一名叫脫羅出的畏兀兒人教他讀寫蒙文。奇怪的是，他從來沒有被教授漢文。

忽必烈接觸漢文化是由於他母親的堅持。在她丈夫死後，窩闊臺很不情願地答應了唆魯禾帖尼別吉的請求，於1236年賜給她一塊封地，地點在真定(在中國北部，現河北省境內)。因此她成了漢族農民而不是蒙古草原遊牧民的領主。她認為，剝削農民和掠奪區域資源的政策即使不能說是災難性的，至少也是目光短淺的。她確信，如果她採取促進當地農耕經濟的方法，而不是強制實行蒙古式的牧業經濟，得到的稅收將會更多。

忽必烈最終也採用了他母親的治理方法。在同一年，即1236年，窩闊臺也賜給忽必烈一塊有一萬戶人口的封地，地點在河北邢州。起初，他對他的封地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自己住在蒙古本土遙控治理這個地區。雖然他不會容忍官員們對漢人的盤剝，但由於他不在當地，因此無法監督他的官員和代理人的行為。他無從瞭解，也無法阻止他們加重當地農民的負擔。稅收商人巧取豪奪，向農民徵收了繁重的稅負，地方官員要求農民服大量的勞役。於是農民們用實際行動來表示抗議，他們乾脆放棄了他們祖居的家園和土地，移居到蒙古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區。當忽必烈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最初的一萬戶中已有很大部分從他的領地逃走了。為了制止農民的大批出逃，他撤換了原來管理這個地區的蒙古代理人和稅收商人，代之以被稱為按察使的一般官員，這些官員主要由漢人擔任(不過在文獻中他們的身份不是很明確)。他對正常稅收進行了重估，嚴厲禁止橫徵暴斂，並招募了不少漢人幫助管理經濟。忽必烈的新政策目的在於重新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吸引逃亡者回來。這項政策顯然取得了成功。到了13世紀40年代末，那些逃亡者便開始陸續回到他們的家鄉，該地區重歸於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