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命值多少錢？結果高到令人吃一大驚

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囚禁於瀛臺，過著鬱鬱寡歡的日子。而袁世凱則深受慈禧重用，官運亨通，升至軍機大臣。這使光緒咽不下這口氣，對袁世凱恨之入骨。當初光緒帝全權委託於他，卻不料袁卻賣身求榮，一夜之間形勢逆轉，變法夭折，光緒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殺，朝中大權又重新回到了慈禧手裡。而這一切，在光緒看來，全都是袁世凱告密造成的，不殺袁世凱怎解心頭之恨呢？於是，光緒帝病危之際，曾留下遺言給隆裕皇后，命其殺掉袁世凱，為自己報仇，雪戊戌之恨，雪戊戌之恥！

光緒、慈禧的相繼歸天，兩宮大喪期間，隆裕皇太后無暇顧及此事。但光緒皇帝留此遺言的訊息卻早已傳到了袁世凱的耳裡。聽聞此事後，他是嚇得渾身癱瘓，可又不敢告休，怕引起朝中猜疑，那樣會死得更快！一連數日，袁世凱都在苦苦思索著如何解救自己，渡過這生死難關。反覆想了無數遍之後，他想到了小德張。慈禧在世時，袁世凱就與小德張有過不少接觸，互相利用、內外勾結。現在，小德張正是春風得意時，他成了隆裕眼中的紅人，也只有他能向隆裕說得上情。想到這兒，袁世凱不敢耽誤，趁宮裡宮外都忙著兩宮大喪之事，還未來得及處理他時，他就抱著一絲僥倖的心理前來找小德張。事先，吩咐下人將一大堆金銀珠寶悄悄地送進了小德張的府裡。

這天，小德張正在自家宅邸歇息，突然聽聞袁世凱來訪。兩人彼此寒暄之後，袁世凱眉頭緊鎖，長嘆一聲。小德張故意裝出糊塗的樣子，拱身問道：“袁大人有何難事，竟如此長吁短嘆？！”“不瞞公公，最近聽說大行皇帝有遺訓，要太后懲治我，為的是戊戌年變法之事。當年之事實在是迫不得已，公公在太皇太后身邊供職，自然知道太皇太后的為人，我一人豈能承擔那天大的事，並非我有意陷大行皇帝於危難之中啊，袁某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做出那樣的事。還請公公幫忙想想辦法，再生之德，終生不忘！”說著，袁世凱竟老淚縱橫，哽咽著望著小德張，滿臉祈求。

順勢袁世凱從懷中掏出了一張銀票，上面赫然寫著“30萬兩”，小德張猛地一驚，30萬兩白花花的紋銀，這是他從來不敢想的數字。只要他一句話，這筆鉅款就成了他小德張的了。可轉念一想，收了袁世凱的錢，那就得幫人家辦事。而此事又非同小可，萬一有個閃失，將如何收場？袁世凱老奸巨猾，早看出了小德張的心事，又把銀票向前推了推，說事成之後必然還會有重謝。小德張心一橫，想著這些年辛辛苦苦也沒撈著這麼多的錢，事成之後還會有白花花的銀子流進來，所有的憂慮都打消了。“若是這樣，雜家也就愧領了，只是這事非同小可，須要細細商議，想個周全之策，以防有變。”袁世凱見小德張願意幫忙，連聲道謝，這才稍稍安下心來。

兩宮大喪已過去一個來月了，此時隆裕太后猛然想起光緒帝的遺訓，於是召來攝政王商議，是否除掉袁世凱。攝政王聽後，大驚失色，雙手顫抖。他深知袁世凱如今手握重兵，爪牙遍天下，稍有不慎，必然導致政局逆變，事態難以預料。於是攝政王說道：“既有大行皇帝遺訓，臣當盡力而為，必為大行皇帝報仇。只是，眼下袁世凱重兵在握，不可操之過急，太后容臣等從容計議。”

攝政王回到家中，一直滿臉愁雲，不思飲食。醇王福晉小聲地問他究竟為何事而煩惱，攝政王將事情細細道來。醇王福晉聽了，深感吃驚，良久無語。原來這福晉正是榮祿之女，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告密，榮祿得到訊息後，連夜進宮密報慈禧，這才導致戊戌變法失敗。因此，袁世凱若是有殺頭之罪，這醇王福晉的父親榮祿更應算是罪魁禍首。醇王福晉將心中的疑慮說給攝政王聽，攝政王連連點頭：“我正是因此而為難，辦與不辦都無法交代，還是先與幾位王爺商議再說。”

第二天一早，慶王、禮王及世續、張之洞兩位中堂被請至醇王府中，共同商議。大家面面相覷，默默不語。過了好長時間，張之洞輕輕地咳嗽了一聲說：“戊戌變法失敗，袁世凱有告密的罪責，然後幽居大行皇帝，斬殺譚嗣同等六人，確實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今日若以戊戌之責處辦袁世凱，恐難做成，因為那樣，將太皇太后置於何地？若以其它罪責，現又無確鑿證據，朝廷斬殺大臣必有可明告天下之罪責。依我之見，不如暫放其迴歸故里，待查明其結黨營私，飛揚跋扈之罪成立，屆時再殺不遲。”張之洞所言，眾親王都認為是萬全之策，攝政王也只好將諸位大臣的意見稟報給隆裕太后。隆裕聽後，心裡很不是滋味，堂堂大清皇帝，臨終之託竟也如此難以實施。

攝政王退下，小德張進殿伺候，見隆裕太后雙眼紅腫，神情呆痴，端坐在床邊，心中猜想太后必有緣故，只是不便直問。婉言勸道：“太后還應以國事為重，保重慈躬。若有為難之事，外有攝政王贊助，奴才在宮中也會盡力替太后解憂。”隆裕聽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將心中的煩惱之事說給小德張聽。小德張低頭不語，若有所思，過了好一會兒才說：“攝政王言之有理，袁世凱手握重兵，且殺之無名，很有可能會引發天下大亂。如今兩宮大喪，局勢未安，再也經不起大的變動了。奴才以為還是將他開回原籍，穩住人心，暗中派人監視，時機一到再依計而行。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也會諒解太后的苦衷。”

隆裕太后擦乾眼淚，召攝政王覲見：“就依眾卿之議，開去袁世凱軍機大臣及其它官職，遣回故里，容後再議。”當天下午，袁世凱即遞上奏摺，稱他素患足疾，入冬即發，懇請開去差缺，回鄉調治。隆裕太后準其辭歸。

次日清晨，袁世凱就收拾好行裝，隨帶幾名親信迅速離京。臨走之時，派一名親信前往小德張府上，呈上二十萬兩銀票，以示謝意。小德張在這一件事情上共得了五十萬兩好處。又在隆裕面前作了一番表演，加重了他在隆裕心中的地位。

光緒帝的遺訓，就這樣不了了之了，豈不知，光緒帝的遺訓是對的，袁世凱本就該殺掉，他們這一次放掉袁世凱就如同放虎歸山，後來的袁世凱不但不領太后不殺之恩，而且與太后結下了極深的冤仇，他後來的滅清逼宮，就有難忘其仇的報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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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遺囑：我死了，為日本去一大敵

眾所周知，他在帝制自為的同時，即與日本簽訂了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他因此已不僅是一個竊國大盜，更是一個最大的賣國賊。那麼，他又何以王婆賣瓜，說什麼“為日本去一大敵”呢？

袁世凱稱帝不成，又想回頭做他的大總統。結果不僅西南護國軍方面和獨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幹馮國璋等人也堅決反對。時袁世凱已憂懼成病，又被一碗“二陳湯”灌下肚去，終於不治。他於最後的時間裡，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啟用了當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這兩個人也是他的病榻託孤之臣，他執徐世昌之手，用最後的力氣嗚咽道：“我被群小所誤，以至於有今日。幸虧國事有依法承繼之人，可以不必擔心了。宋卿(黎元洪)雖沒什麼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夾輔成王那樣，收拾時局，應非難事。”他預藏於金匱之內的繼承人名單，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遺書一聯，置於案上，最令後人爭議不已：

“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看來，他確實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稱帝的錯誤，所以要“看中國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這一句“看中國再造共和”裡體現無遺，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可是，眾所周知，他在帝制自為的同時，即與日本簽訂了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他因此已不僅是一個竊國大盜，更是一個最大的賣國賊。那麼，他又何以王婆賣瓜，說什麼“為日本去一大敵”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對德宣戰，遂出兵侵佔德國的殖民地青島，並佔據膠濟線。德國此時有意將膠州歸還中國，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堅決不允，且顯然有霸佔山東全省的意思。此時，袁世凱政府強烈抗議，日本均置若罔聞。袁世凱又訴諸英、美兩國，乞求主持正義，英、美乃合力勸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殺周旋於英、美之間的中國外交家顧維鈞。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處，則是丟擲一個旨在將中國變成又一個朝鮮的《二十一條》。

日本作為一個孤懸大洋之中的島國，接受的卻又是大一統的中華大陸文明，其對大陸的漁獵之心，雖逾千年未嘗稍變。中日之間的恩怨是非，只須舉出一個簡單的事例便足以辯明，不須多費脣舌：中日做了幾千年的鄰居，在冷兵器時代，中國一直強於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從未進攻過日本，也從未想過要進攻日本;日本則截然相反，從唐朝到明朝，不斷地派軍隊和海島進攻大陸，到了明治維新後的第二年，它的偵察船隻便已出現在上海海面。它的處心積慮實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國的具體行為方面，日本又極盡狡詐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釋。《二十一條》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搶在歐戰結束之間，完成獨霸中國的局面，因此無論軍事還是外交，一定要講究一個“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進攻山東，儼然以主人自居，此後更威脅各國不得干預。其蠻橫無理，已是無以復加，不料更丟擲《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接受這些條款不說，還威脅中國不得走漏訊息給別國，顯然它也自知理虧。

《二十一條》分列五號，每號包括若干條，合計二十一條。主要內容是：

第一號四條，要求享有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中國不得將山東省的土地和沿海島嶼出讓或租與他國，日本得在省內建築鐵路，開闢主要城市為商埠。

第二號七條，將旅順、大連租界期限和南滿、安奉兩鐵路交還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為期，日本人在南滿和東蒙享有土地租界權或所有權、居住權，以及開礦等各種權利。

第三號二條，要求將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其附近之礦山，不準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第四號一條，要求中國不得將沿海港口、海灣及島嶼，出讓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七條，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所設之醫院、寺院和學校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警政和軍械廠，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潮州間建築鐵路，福建省內鐵路、礦山建築、開採，日本有優先權，有在中國傳教權。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是看準了時機的。首先，西方列強忙於歐戰，無暇東顧。其次，袁世凱已有稱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條”作為支援他稱帝的條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條》的同時，日本還對袁世凱恩威並御，一方面許諾歸還青島，幫助鎮壓革命黨和宗社黨，另一方面又派兵強佔山東，並大力幫助革命黨、宗社黨人遣返國內，將中國搞得一團混亂，以逼袁世凱就範。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將這一密約面呈袁世凱，並再三告誡要絕對保密。但袁世凱十分明白，中國的自救之道，便是將這“二十一條”公之於眾，讓世界干預此事。於是，顧維鈞化裝進入英、美使館，翌日，“二十一條”即成為西方媒體的頭條新聞。日本的陰謀被揭發，從而陷入相當被動的境地。

此外，袁世凱對條約本身進行了據理力爭，他聲色俱厲地告訴日使：“可讓步者自然可以談判，但不可讓步者，諸如第五號諸條，根本就沒有談判的可能性。”然隨著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凱的策略轉為消極拖延，以待友邦支援，並派有賀長雄赴日本遊說政壇人物。以陸徵祥為首的中國外交團仰承袁世凱的指示，拖延不決至於四個月之久，這時國內外反日呼聲日漸高漲，日本遂被迫主動放棄第五號中的七條。然而，日本旋即發出“最後通諜”，聲稱日本海軍已整裝待發，若不簽約，後果自負。袁世凱遂於5月25日，與日本人簽訂了這個城下之盟《中日新約》。雖然他的條款已不足二十一個，但後人仍習慣性地稱之為“二十一條”。

饒是如此，由於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視之為重大外交勝利。不僅日本舉國狂歡，便是在北京的日僑也飲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令人側目。而袁世凱則在國務會議上作聲淚俱下。他說：

“……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盡日本最後通諜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宣告，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人一律。以上各節，比初案挽回已多，於我之主權、內政及列國成約雖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滿、安奉之展期，南滿方面之利權損失已巨。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諜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重新整理，予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指英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託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他還專門向全國百官職司發出一道密諭，要求大家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各盡職守，云云。此外，他還令丁佛言撰寫了《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五萬冊，祕密寄存於山東模範監獄內，期冀日後形勢逆轉後，可以公開發行。

俗雲“知恥而後勇”，然而袁世凱雖知其恥，卻沒有一心一意求發展，而是一門心思要當皇帝。兩事相加，失盡民心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縱覽袁世凱的一生，確曾是日本的一個大敵，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敵。當年駐戍朝鮮時，他兩次把日本人趕出了朝鮮，被日本人視為大敵。當時的日本，國力和軍力還遠不夠強大。然而，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得到了相當於其戰爭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財政總收入三倍的回報，一夜暴富。他便用這些得自中國的不義之財發展軍備，再回過頭來侵略中國。日本趁歐戰而侵華，這對袁世凱來說，實為不幸！袁世凱自然明白中國決不是日本的對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條》是賣國條約，但也不得不籤。而其簽約後，信誓旦旦要報仇雪恥的態度，也顯然是無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於帝制自為，將報仇大事暫拋腦後，直到人之將死才天良發現、“其言也善”起來，實足唏噓！

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便如一片陰霾一樣籠罩在中國大地上，對許多具體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拿袁世凱為例，至死都把日本當做一個大敵，耿耿於懷，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凱之後的六屆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歸隱、馮國璋早逝外，其餘四人即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點關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內，30年代多次拒絕日本人的拉攏，1939年生病後，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絕外出就醫，遂致不治。曹錕也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拉攏，1938年鬱鬱寡歡地死在天津租界內，他的愛將吳佩孚則於翌年被日本牙醫害死。至於張作霖，則因拒絕繼續與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於皇姑屯。這些人均在最後關頭秉持民族大義，拒絕與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視為敵人，因此，他們的死，都可以說是“為日本去一大敵”。

袁世凱的“揖讓”鬧劇

中國乃“禮儀”之邦，所以，即使“狼子野心”的篡逆者，當臨九五之際，也有所謂“揖讓”之禮。

即如廢漢獻帝而自立的魏文帝曹丕，當逼宮之時，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獻帝無奈，下詔“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曹丕卻又假模假式，一讓，再讓。一則曰自己“德薄恩寡”，不堪大任，再則曰自己“德非虞夏”，請別求大賢。《三國志》雖於此述之未詳，裴松之注就此引述的材料卻有十頁之多。曹丕可謂做足了“誠惶誠恐，不敢聞命”的假戲，方以“天命不可以辭拒，群臣不可以無主”，登壇受禪。一副“勉為其難，無可如何”狀，千載而下，猶讓人禁不住掩口葫蘆。

袁世凱復闢已是箭在弦上之時，袁的老師張謇曾戲語袁：“大典成立，當舉大總統為皇帝。”袁假謙曰：“以政教合一論，萬世傳統皇帝，當屬孔子後裔衍聖公孔令貽;以革命排滿論，則皇帝當屬朱家後人延恩侯朱煜勳，可以當之。”張謇曰：“然則孔旅長繁錦，朱總長啟鈐，皆可登九五;朱友芬(時京師專治偏頭痛的郎中)、朱素雲(時一擅演風騷女子之名伶)亦可奉為至尊也。”這本是滑稽笑談，豈料稍後袁氏稱帝時竟有人據此議定“揖讓”之禮，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據辛亥元老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其時議定的“揖讓”凡“三讓”：第一次“揖讓”的對方是宣統皇帝。袁氏“智囊團”籌安會“骨幹”劉師培等認為，“大總統接受政權，得之滿清，由清廷直接讓與，而非得之民國，今國民既不以共和為然，大總統宜還帝權於移交之人”;第二次“揖讓”的對方為朱元璋後人延恩侯朱煜勳，此既合“排滿”革命宗旨(孫中山亦曾於臨時政府成立的1912年率文武百官親謁明孝陵)，又表大公無私態度;第三次“揖讓”的對方是孔子後人衍聖公孔令貽，衍聖公為中國數千年道統之象徵，此“讓”尤顯大總統泱泱大風;袁氏智囊團的如意算盤是：“三揖三讓禮成，大總統再受國民推戴書，御帝位，世無間言矣。”

“揖讓”事近遊戲，本不需擔心“受讓方”認假作真，然袁氏徒黨還是擔心萬一，於此前做足功課。比如曲阜地方忽現針對孔令貽的控案數十起，皆為袁氏黨徒所為，目的自在搞臭孔令貽，為“揖讓”之禮預作準備。

清雍正年間，為籠絡漢人，詔封朱明皇裔朱之漣為延恩侯，傳十二代至朱煜勳，光緒十七年襲爵。入民國後，朱煜勳被取消爵位，袁氏復辟時，朱煜勳只是一月薪五十大洋的明陵保管員，打死他也不敢再做“復明”的春秋大夢。籌安會諸人竟抬出這樣一個朱明後人裝點門面，和當年曾靜竟欲聯合岳飛後人、陝甘總督嶽鍾琪反清復明，同一想入非非也。

包括劉師培在內的籌安會諸人可能自己也感覺到如此“揖讓”，跡近荒唐，又議定大總統接受國民推戴書有兩項辦法：一，讓而不揖，無物件也。可由大總統退還推戴書三次，始受帝位;二，讓而且揖，有物件也，則前議宣統、延恩侯、孔子後裔皆不成問題。所幸袁氏最終採用的是無物件的“讓而不揖”對策，方使得此場鬧劇在收場時尚不至過於滑稽。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有“弈術與政術”條，謂政術與弈術通，唯“穩、冷、狠”三字。袁項城(袁為河南項城人，故稱)於此三字足以當之，遂成就其前半生立於不敗;惜晚年於“冷”字欠缺功夫。蓋人一臻老境，私慾轉深，反易頭腦發熱。袁氏晚年不能安於冷，僅觀其“揖讓”鬧劇，竟無異沐猴而冠，宜其取敗也。海外學者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的評價最為中肯：“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

袁世凱短命之謎

袁世凱怎麼死的？袁世凱死於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不少書籍和文章提到袁的死，皆稱他系“憂懼而死”。而說起袁的憂懼，自然會令人想到袁“洪憲帝制”夢的破滅。袁確實因此行為觸怒民眾，引發舉國聲討，弄得眾叛親離，置身四面楚歌之中，最終於憂懼中疾病發作，一命嗚呼。袁的三女兒袁靜雪也如此寫道，取消帝制後，“從此他(袁世凱)就憂憤成疾，終於身死”。但讀罷這些文字，總不免會讓人產生錯覺，即似乎只要袁能繼續坐在“洪憲皇帝”的“龍椅”上，免受憂懼之困，他就不會“憂憤成疾”，生命也自然會延續。這就是將袁的死亡簡單歸結於政治原因。然而這並不是袁在此時去世的全部真相。我們發現，袁在本應該“年富力強”的57歲時去世，是另有原因的。正是這原因決定了即使袁的“洪憲皇帝”繼續當下去，他的身體狀況也已註定，高壽與他無緣。

袁自小身體強壯，後來又進軍隊歷練，人們因此有理由推斷，中年以後的袁即使染疾，也不至於就此撒手歸天。殊不知袁身體後來的所謂健康強壯，其實恰恰掩蓋了這表象後面的不良生活方式。簡言之，袁的短命，其實早已為他的不良生活方式所決定了，誠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據1913年即在袁麾下任職，時年17歲，後又在天津袁府任總管的陶樹德回憶，乃父與他兩代人在袁帳下奔走，他本人更是隨侍袁左右直至袁去世。他說袁每天凌晨五時起床，之後進辦公室批閱一會檔案，“然後喝茶、牛肉汁、雞汁。七時早點，包子四色，雞絲麵一碗(一般僅吃包子一兩個，餘下由侍從分充早點)”。

“十時左右，進鹿茸一蓋碗。十一時許，進人蔘一杯。中午十二時午餐”。下午“點心為西餐，然後服自制活絡丹、海狗腎。七時晚餐……”不難看到，袁所食用的“多為補血強身、滋陰壯陽者”。由於過分補血強身，導致袁經常患牙痛，大便祕結，以致每隔三二天就要請中醫診治或灌腸……這些情況外人是無從知曉的。陶沒有交代袁午餐時的進食內容，據袁靜雪回憶，其父午餐最愛吃清蒸鴨子，尤其入冬後“每餐必吃”。除此之外還有紅燒肉、肉絲炒韭黃等。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須知人患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吃入了不當食物，這不當就包括多吃、強補。而人體對食物過度的攝入、滯留、累積打亂了自然的平衡。吃進去的營養如不能正常排洩，積存在人體裡也會逐漸變成“萬毒之源”。由於排洩器官負擔過重，因此毒素會流竄全身，影響血液清潔度，汙染身體內環境。在這方面，袁的“進補”就是一個絕妙之例。袁從二十五六歲起就天天吃補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將人蔘、鹿茸放在嘴裡嚼著吃”。另外“還僱用著兩個奶媽，他(袁世凱)每天就吃這兩個奶媽所擠出的奶”。

就短期而言，此時袁給人的印象也許確是體質強健。但“就中醫的醫理說來，人蔘、鹿茸等，都是熱性的補品，他卻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長了，是不會不影響他的健康的”(袁靜雪語)。而且我們發現，在袁的日常食品中，難覓蔬菜、水果的影子。《聖經·舊約》創世紀第一章記述：“我(神)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遠古時我們的祖先就一直以果實為主食，人類學、考古學、解剖學和歷史學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可見不管社會文明怎麼進步，飲食文化如何變化，人體消化器官的構造、消化過程以及生化反應還是和古人一樣。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袁越是進補，越會加速他走向死亡的步伐。直到袁56歲時他才黯然嘆道：“我的身體不行了，蔘茸補品不能接受了。”

袁的短命，除了飲食、滋補“出格”外，再一原因就是傷於情色。袁妻妾成群，不下十數，她們共為袁生育了32個子女。據陶樹德回憶，這些孩子小時候“多肥頭大耳，一如乃父，稍長即均不甚結實矣。當時北京流行一句歇後語：‘大總統的兒子——人蔘鹿茸。’即指此”。所謂“多肥頭大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小胖墩。這顯然不是小孩身體健康的象徵。袁自以為多攝入滋補品，就會補身壯陽，其實他不知，人蔘鹿茸作為高階滋補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而且服用的量絕對有講究。像袁這樣沒有節制的胡亂服用，就像縱慾一樣，會對身體產生巨大的傷害，長此以往，勢必付出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