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並沒賣國 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真相

袁世凱死後，最讓人垢病的是賣國一事，說他與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的辱國條約。其實沒多少根據，真實的歷史不是那樣的。要知道袁世凱是最痛恨日本人了，雖然他任清內閣總理、民國總統時聘用了不少日本人，但並不信任。他駐衛朝鮮時奮勇有力地挫敗了日本企圖吞併朝鮮的陰謀，最讓日本人頭痛，常欲除之而後快。日本在與袁世凱交涉中是佔不到什麼便宜的。很難想象那麼痛恨日本人，又惹日本人痛恨的袁大總統會與日本簽訂賣國的屈辱條約。

據說，袁世凱當選為民國大總統是日本人所不願看到的。因為袁世凱是個梟雄，很善權術，日本很怕中國由這樣一個政治強人領導轉弱為強，威脅到日本，經常暗中組織倒袁活動。袁世凱在任總統的四年是和日本鬥爭的四年。縱觀袁世凱，大半生涯是和日本作鬥爭的。日本強行要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對華要求，否則一將採取軍事行動，還要求袁世凱對此保密。袁世凱大為震驚、憤怒，但又無可奈何，他明白中國沒有力量與日本進行軍事對抗。日本以蕞爾島國崛起為東亞強國，擊敗了世界上陸軍最強的沙俄帝國，世界都為之震驚，奇怪日本崛起之速，故覺得中國與日本開戰，勝利的把握很少。

二十一條最嚴重的五條是：一，所以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概不讓或租與他國;二，中國中央政府必須聘用有力的日本人充當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三，日本在中國內地設定的病院、寺院、學校等，中國一概允許其擁有土地所有權;四，日中合辦必要地方的警察官署中，聘用多數日本人，以改良中國警察機關;五，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須由日本採辦，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採用日本材料;六，將連線武昌與九江、南昌鐵路及南昌到杭州和潮州的各線鐵路建造權交給日本。七，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以及整頓海口、船廠，如需外國資本，先向日本協議;八，日本在中國有傳教之權。暴露了日本擴張領土的野心。

真是欺人太甚！袁世凱怒叱日本“直以朝鮮視我，欲讓我國為亡韓之續，”實堪痛恨，萬萬不可與議。”這些條件可以使中國亡國，袁世凱能答應嗎？但是日本那麼強橫，好拒絕，與之開戰嗎？兩者都不能，袁世凱就採取一種中庸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袁是這麼逐點批註，整個談判根據他的指示進行，並沒屈服日本的淫威。

如他對第一條批註稱：此本於前清中俄協定，東三省會議時已允許繼續俄國未滿之年限，又要重新更定，但將來若能收回，對於年限沒有多大關係，此條必爭論。對於承認德國問題，批稱：應雙方合議，何能讓日本議定，由我承認？這是將來之事，不必先行商議，可從緩......對沿海地區之讓與，批稱：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對於第五號，批稱：此條限制我主權，簡直是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絕對不能同意！

袁世凱乃梟雄人物他處理二十一條的方法最能體現其梟雄本色。這是袁從政以來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了保衛國家主權，他決心頂住，即使明裡頂不住，他暗裡也要頂住，對此，他從四個方面佈置。

譬如允許南滿、東蒙地區中日雜居以及雜居地的商租權問題、聘請日本顧問諸問題，袁世凱就曾說：“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買不到手;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就遇到生命危險;至於警察顧問用日本人，我用雖用他，每月給他幾個錢罷了，至於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

袁世凱是個玩弄權術的高手，那這次是否有效呢？後來在東北的日本人曾這麼說過：“我們日本人在東北，被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日本人向中國人購地、租地問題，更是談不上，據說是因為袁世凱暗中制定了懲治國賊條例交給東北地方官員，所以日本人根本就買不到也租不到地。至於那些受聘的日本人員，他們也表示：“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

這裡有個人需要重點提一下，這就是後來的東北王張作霖。張作霖馬匪出身，後來投入軍隊，民國初年只是巡防營某路的統領，但“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曾祕密派段芝貴去了幾次東北後，張作霖的勢力突然大增，並從德國洋行購買了大量的軍械，並聲稱：“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屬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滿、東蒙開發產業，也大都遭到張作霖的阻擾而極少施行。

張作霖和袁世凱在做事方式上頗有相像之處，兩個人都是梟雄，重權術，輕條規，袁世凱也對張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據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回憶，當時袁世凱對張作霖極為籠絡，每次張作霖來，袁世凱都會在辦公室接見，而張作霖當時只是二十七師的師長，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樓下被接見。袁世凱用張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為張作霖成為東北王的開始。話說回來，對付日本這種虎狼之國，必須啟用張作霖這樣的梟雄人物，袁世凱在這方面還算是有用人之明。

日本的強蠻惡行引發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當時全國19個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援的決心，他們不斷呼籲中央決不屈服日本壓力，而總統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湧入的信件和電報，一時間民情沸騰，有抵制日貨的、有毀家紓難的，民眾的愛國情緒日益激昂。就連海外的留學生、僑胞等也紛紛奔走呼籲，堅決反對簽訂“二十一條”。

在長達八個多月的抗議浪潮中，日本成為過街老鼠，不僅在經濟上受到重大損失，國際上也受到了美國和英俄等國的壓力，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評價的：“日本雖然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後來也只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

不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為未經御前會議就貿然提出“二十一條”、結果導致外交失敗(日本所認為的)而下臺。接任首相的寺內正毅後來也不得不承認：“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

儘管日本試圖將中國變成保護國的陰謀最終破產，但中國在這次危機中受損的程度也是驚人的，譬如延長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喪權辱國的。在條約簽訂的第二天，袁世凱在大總統申令中表示，該條約“創鉅痛深，引為慚憾，己則不競，何尤於人。我之積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鮮，有以致之”，其中的無奈、慚愧之情，溢於言表。

如果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雙方實力對比來看，當時袁世凱所採取的外交和談判策略還算是可圈可點，後來歷史學家將“二十一條”認定為袁世凱為復辟帝制而採取的投日賣國行為，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正如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所說的：“當年袁世凱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

畢竟，在當時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逞一時之勇並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凱也並沒有像宣傳中所稱的全盤接受“二十一條”;至於在談判中所做的巨大犧牲和讓步，實屬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賣國性質。筆者並非有意為袁世凱等人喊冤抱屈，乃歷史評判須以事實為基礎，如果僅從忠奸之價值判斷，難免脫離事實之真相，對歷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在民族感情受到傷害的情況下，參與談判的曹汝霖、陸宗輿(時任駐日公使)在“五四”運動時被愛國學生所追打，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所謂“弱國無外交”，弱國的外交人員更是在火上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