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史上第一位公示財產的高官 有多少財產？

諸葛亮，中華五千年浩浩歷史長河裡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他雖不像羅貫中在《三國演義》小說裡描述的那般“料事如神、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但他高尚的品格、傑出的才能、震古爍今的業績以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極具傳奇色彩的民間傳說中，他更是一位全能的超人，一位讓人仰視的謀略大師，一位完美無瑕的智者與幾無瑕疵、近乎完美的道德楷模，是代表智慧和勝利的“無敵男神”。

諸葛亮波瀾起伏的傳奇人生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這其中有羅貫中小說情節水銀瀉地般的影響，亦有文學性誇張、渲染的成分所致。但諸葛亮的高風亮節毋庸置疑，堪稱古今罕有其匹。諸葛亮出身於一個“公務員”世家，遠至漢元帝時期其老祖諸葛豐就是一位剛直不阿、不懼背景深厚、勢焰熏天外戚勢力，敢於火中取栗的直臣，最後甚至因此被免官。諸葛亮家族興盛於三國兩晉時期，其間雖然戰亂不斷，但諸葛氏子弟出汙泥而不染，決不苟同於流俗，堪稱人才輩出，燦若晨星。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凡屬諸葛家族的“公務員”身上都有一個鮮明的烙印與共性：“忠貞、清廉、謹慎、敬業”。

諸葛亮是諸葛氏家族的傑出代表，可以說，實力弱小的劉備之所以能夠“三分天下有其一”全憑他的功勞。自劉備白帝城託孤後，面對資質稟賦遠不如乃父的劉阿斗，諸葛亮不拋棄、不放棄，“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卻事君以禮，謀國以忠”。面對一個資質平庸、甚至離開自己就不能獨擋一面的領導，能發乎內心尊之重之，從不流露出絲毫睥睨、不屑之色，而是時時刻刻嚴格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對“扶不上牆的爛泥”——後主劉禪盡心輔佐且執禮甚恭，至死都保持諸葛家族的優良傳統：忠誠、謙遜、廉潔，一諾千金。面對闇弱的劉阿斗，完全有能力夠搞個“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取而代之的諸葛亮卻從未起此覬覦念頭，連敵對方司馬懿都不無欽佩地評價他道：“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他後期殫精竭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拼命護佑加持耽於享樂的後主劉禪。不僅如此，還能做到君臣團結，“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上下一心，不生掣肘，才可全力對外。諸葛亮用心良苦、竭盡全力，使偏安一隅、相對弱小的蜀國在魏吳夾縫中生存了42年之久。最後，雖然出師未捷，但也算嘔心瀝血、拼卻老命，讓後世為之掬一把英雄淚，也算贏得“生前身後名”了。

諸葛家族著名“公務員”還有諸葛瑾、諸葛瞻、諸葛誕等，亮兄諸葛瑾更是官居東吳大將軍、豫州牧高位。諸葛瑾以胸懷開闊，直言敢諫且嚴謹自律著稱，因此他在東吳政壇幾乎沒有敵人，也獲得吳主孫權的青睞、攫拔，最後也得以青史留名。“謹慎”二字似乎已融入諸葛家族子孫的血脈之中，謙虛謹慎並不意味著庸碌無為、隨波逐流，只想做無功亦無過的太平官，而是以柔克剛、敢於任事，在柔和似水的謙遜外表下嚴守底線、堅持原則、促成大業。

史載公元234年，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臨終前，他給蜀漢後主劉禪上了一篇人生最後的奏章，內容居然是一份詳細的個人財產申報：“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諸葛亮死後，人們發現，一切果然如其所言，毫無虛妄之辭。即便是能掐會算，善於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諸葛亮恐怕做夢也想不到，一千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將他稱為古今“官員財產公示第一人”，此光明磊落、近乎身負道德潔癖之舉，可謂首開古代“公務員”財產申報、公示之先河。

諸葛亮不光嚴於律己，在管束和教育家人子弟方面也非常嚴苛，甚至有些不近人情，非常值得後人借鑑、效仿。史料記載“宰相之妾無副服”，在那個時代，納妾是無可非議的，但宰相的小妾居然連套換洗的衣裙都沒有，其寒其窘甚至不如一介平民，這就足夠讓人唏噓、驚詫加喟嘆的了。而且從諸葛亮公示的財產明細表上看，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除了官俸外沒有任何灰色收入，一個官拜宰相的“高階公務員”的收入甚至不如一個民間富足翁。

神機妙算的諸葛孔明真乃一生謹慎，兩袖清風的真君子，怎不讓人心生感慨。

諸葛亮名言：“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不光是他用來自勉的座右銘，更是他對子孫的殷切希望。據說諸葛家族的孩子們從小就要熟讀他撰寫的《誡子書》，寒素清白、黜奢崇儉的品德在諸葛亮辭世後其苗裔子孫們的腦海裡深深地紮根、發芽，並伴隨著他們一生。

千古人才難得，智術各有短長。南懷瑾曰：人才之所以稱為俊者，必信、義、德、才、明五者兼備。人中之豪者，必行、智、信、廉四者兼備。按此標準，諸葛亮無疑是人中龍鳳，但像他那樣奉公守法，立身行己，一介不取的睿智之士，古今也找不到幾個，期望所有官員都成他那樣似乎並不現實。將官員之德才兼備、清廉自律、克己奉公建立在個人修養、自我約束、極高的道德層面上，遠不如建立一套有監督制約、能抑惡揚善的良性機制更切實可行。

“出師”一表真名士，千載誰堪伯仲間(陸游)。

古代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官員的財產狀況，朝廷一般是掌握不了的。除非官員被抄家，或者身死之後，家屬無力安葬，朝廷才得以知悉哪位官員貪濁，哪位官員清貧。因此之故，史書中有一些關於特大貪官如和珅等人抄家物資的記錄，卻很少有關於其他官員財產的記載。

幾位宰相的財產清單

諸葛亮、魏徵、司馬光三人的財產狀況，是能從有關史書上查到的。現簡要介紹如下：

三國蜀漢宰相諸葛亮，有田15頃，較貧瘠。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在給後主劉禪的一份奏章中，申報了家庭財產：“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從這份申報材料看，諸葛亮的主要財產是薄田15頃(那栽種800棵桑樹的地，應當包括在15頃田之內)，是不能算多的。其他財產寥寥無幾，身後內無餘帛，外無贏財。

唐朝宰相魏徵留給子孫的房產，價格不菲。據《新唐書·白居易傳》，魏徵的房屋到他孫子時，已增值至600萬。孫子要用錢，將祖父遺下的房子賣了。有個叫李師道的官員，自己掏錢600萬，打算為魏徵之孫贖回房產。白居易得知後，上奏唐憲宗：魏徵的後人不能守住魏徵的房產，陛下應當從照顧這位賢相的子孫出發，贖回房屋，然後賜給他們。這種好事應當由朝廷來做，而不能讓李師道個人去做，他做就是“掠美”了。白居易的意見為唐憲宗所採納。

魏徵的房產，來源正當而合法。魏徵雖然身居宰相高位，但住房條件較差。一直到晚年，到病危時，他家都沒有正廳。唐太宗吩咐有關部門，從建造宮殿的材料中，找一些小規格的運來，為魏徵家建造正廳。只花了五天時間，一間正廳就建成了。直到魏徵去世前幾天，他才擁有正廳。魏徵的房屋，最值錢的正廳部分相當於“福利房”，是朝廷為他建的。

北宋宰相司馬光在洛陽有田三頃，還有房產。三頃地，對一個宰相來說，是很少的。唐朝有一個名叫楊志操的官員，他在從政之前的目標是：有田10頃，奴僕10人。三頃地，連這位尚是一介布衣的楊志操都看不上。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司馬光去世後，家無餘錢，家人連喪葬費都付不起。“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司馬光的夫人賣了田地，才安葬了司馬光。作為昔日宰相夫人的她，這時過起了清苦的日子，吃粗劣的食物，穿低劣的衣服，直到去世。至於司馬光在洛陽的房屋有多少，洛陽的市民都是清楚的。原來北宋洛陽有這樣的風習，高官的私家園林，每到春天，都要向市民開放。按慣例，遊客會自動付給或多或少的“茶水費”。“茶水費”相當於門票收入，一個春天，總數可觀。僕人每次將這筆收入上交司馬光時，司馬光總是讓僕人留下自用。開放私家園林，實際上起到了公開官員房產的作用。這不是朝廷下令要求做的，而是社會風氣使然。

諸葛亮為何敢於主動如實申報家庭財產

在以上提到的三位宰相中，主動向朝廷申報家庭財產的，從我接觸的史料看，僅有諸葛亮一人。我又一目數行地將晉代陳壽著《三國志》一書翻檢了一遍，除了諸葛亮外，沒有發現魏、蜀、吳三國任何一名官員申報家庭財產。我不敢據此斷言諸葛亮這樣的主動申報財產的典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絕無僅有，但起碼可以說，這種典型是極其罕見的。

諸葛亮為何敢於主動申報財產？主要原因不外兩個：一是他並非豪富，從家無餘財這一點看，或許連“中產”也談不上，公開家庭財產，不會讓人吃驚;二是其財產來源合法，經得起問，經得起查。打個不很恰當的比方，現代的哪位男人，他如果堂堂正正，不養情婦，不包“二奶”，他就不怕向妻子公開通訊錄以及簡訊內容，因為他沒有做見不得人的事，心中無鬼。

15頃地，對於一個宰相來說，多不多呢？可以舉同時代的例子。魏國將領滿寵，晚年官封太尉，魏明帝一次賞賜他50頃田，還有谷500斛，錢20萬。吳國將領蔣欽受命去打關羽，不幸在行軍途中病亡，孫權為表彰他，也為撫慰他的妻、子，賜給他的妻、子200頃田，還有蕪湖民200戶。吳國國主孫皓於公元280年投降晉朝後，前往洛陽，晉武帝賞給他30頃田，每年穀5000斛、錢50萬、絹500匹、綿500斤。比較而言，諸葛亮的田產，只能算是區區之數。他沒有必要向朝廷隱匿這15頃地。他說出這15頃地，於他毫髮無損。

諸葛亮在上述給後主劉禪的奏章中，特別說明了他及家人的收入來源。一共兩塊：15頃田和800棵桑樹的收入;擔任宰相職務的收入。前一項收入供家人使用，大致可保自給有餘。後一項收入供諸葛亮本人使用，解決他“隨身衣食”問題。除了這兩項收入，諸葛亮再無別的進賬。他所說“別無排程”，意為沒有其他“安排”，沒有“徵調”，亦即沒有授意或暗示別人給自己送錢送物，沒有讓官府為自己額外報銷費用。他所說“不別治生，以長盡寸”，意為他本人不另外經營家業，包括從事商業活動，不靠經營活動增加個人和家庭收入。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收入全部正當合法。他謝世以後，朝廷瞭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申報財產的奏章中說的“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諸葛亮的確是淡泊自守，自奉清儉。他既無灰色收入，更無黑色收入，心地坦蕩，因而毋須隱匿任何事。

司馬光和魏徵的財產也不算多，來源都說得清楚。他們都是心底光明、心中無私、襟懷坦白的官員。就拿司馬光來說，他奉行無事不可對人言的信條。《宋史·司馬光傳》說：“(司馬光)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他與人交談，總是直言無所隱，而且一輩子都是如此。司馬光和魏徵，為何沒有像諸葛亮那樣主動申報財產呢？顯然不是因為不敢把財產拿到陽光下晒。他們自律都很嚴，不貪錢財，不好聲色，除了官俸以外，沒有任何非法收入，顯然是不用害怕公開家庭財產的。

清白做官如司馬光、魏徵者，根本就沒有什麼要向朝廷隱瞞的。或許是因為，朝廷沒有訂立官員申報財產的制度，他們也就不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了。須知在封建時代，在申報財產方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會招人忌恨的。

申報財產為何在封建時代得不到推廣

諸葛亮申報財產後，外界反應似乎很冷淡。一方面，蜀漢朝廷放著諸葛亮這麼好的典型不予推廣，另一方面，未見官員仿效諸葛亮申報財產。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都是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極力推崇和推薦的人物，他們中竟無一人以諸葛亮為標榜，申報家庭財產。又如蜀漢大將軍、後期主要支柱姜維，自身做到了清廉、儉樸。《三國志·姜維傳》引郤正的話說：“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姜維稱得上是諸葛亮之後蜀漢又一個清儉官員的典型，但他也沒有學諸葛亮申報財產。

諸葛亮這類申報財產典型，不但三國時代推廣不了，其他朝代也推廣不了。實行官員申報財產製度，在封建時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阻力重重，不可逾越。歷朝歷代的最高統治者都不敢、不肯輕易一試。

封建社會，朝廷內、官府中的皇親、權臣、贓官，人數不多，卻攫取了全國財富的大部分。有的人富可敵國。這些權貴人物，是絕對不會贊成財產申報制度的，他們是財產申報的最大阻力。

這裡可以舉出兩個例子。

東漢外戚、大將軍樑冀，據《後漢書·樑冀傳》，一門之內，前後出了三位皇后，兩位大將軍，被封侯者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

樑冀敗亡之後，沒收的財物，拍賣所得“三十餘萬萬”，上繳國庫。朝廷有了這一大筆收入，財政狀況頓時改善，於是宣佈減免天下租稅之半。當樑冀在臺上時，勢焰熏天，百官無不畏懼他，連皇帝也被架空。這樣的皇親國戚和權臣，你要求他申報財產，豈非夢囈？他不僅不會申報財產，還會把你掀翻。

又如清代乾隆時權臣和珅，曾任軍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議政大臣等，相當於明代以前的宰相，故人稱相國。他是乾隆皇帝的親家，執政20多年，“寵任冠朝列”，朝中沒有哪一位官員能夠像他這樣受乾隆皇帝寵信。乾隆帝一死，繼位的嘉慶帝就向他開刀，下詔宣佈他罪狀二十款，並責令自殺。罪狀中有：“所抄家產，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寧壽宮制度，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大罪十三。薊州墳塋設享殿，置隧道，居民稱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多於大內數倍，大珠大於御用冠頂，大罪十五。寶石頂非所應用，乃有數十，大寶石不計其數，勝於大內，大罪十六。藏銀衣服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三百餘萬兩，大罪十八。通州、薊州當鋪、錢店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奴劉全家產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當和珅得勢時，他怎肯申報財產？作為和珅的親家，對和珅寵愛有加的乾隆帝，又怎麼會要求和珅申報財產？和珅如果先乾隆帝而亡，當代的人及後世的人或許就不會知道他是大貪官。

唐太宗這樣賢明的君主，也沒有把申報財產作為預防、遏制和整治官員腐敗的一種手段。他對付官員貪汙腐敗的辦法，一是事先教育，二是事後懲處。其中事先教育就是勸導官員不要貪財，不要因小失大。他曾對身邊的大臣說：我說過，貪官其實不懂愛財。五品官以上，俸祿優厚，一年所得，數目可觀。“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要官員們懂得貪汙受賄在經濟上、政治上太不值得的道理。唐太宗知道有些官員數萬數萬地受賄，非法收入十分巨大，但他就是沒有拿起申報財產這把殺手鐗。他是沒有想到這把殺手鐗呢，還是想到了但不敢用？

唐太宗畢竟是封建時代的明君，畢竟是1300多年前的人，在反腐制度建設方面，我們不能苛求於他。這樣看來，諸葛亮主動申報財產，倒是有“超前”意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