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抓壯丁是怎麼一回事？國民黨為何抓壯丁

近代史上所謂的“抓壯丁”，指的是國民黨當局使用強制的手段、綁架青壯年男子入伍、參加戰爭的行為，這種行為無疑是殘暴的，在歷史上所受的非議也不淺。

但是，似乎很少人追問：為什麼國民黨要抓壯丁？為什麼此前的北洋政府不抓壯丁？為什麼清政府不抓壯丁？這個問題，其實是挺有趣的。

其實，這個問題，和中華民國的“兵役制度改革”有關。請聽作者細細道來。

從晚清時期直到民國初期，中國的軍隊實行的是一種叫做“募兵制”的制度。“募兵制”的主要特點是：人民沒有當兵的義務，部隊募兵要依靠金錢待遇來吸引人，兵源沒有保證，而且也不設“民兵預備役”。

也就是說：在“募兵制”的體制下，中國的軍隊是用錢來招兵買馬的，換句話說：在晚清時期、北洋政府時期以及國民政府的初期，中國的軍隊就好比一家“公司”，向社會公開招聘，用金錢報酬去吸引老百姓來當兵。

例如馮玉祥到清軍裡當兵，就不是被強拉的，而是馮玉祥自願的。為什麼自願呢？因為馮玉祥家裡窮，馮玉祥要解決自己的經濟出路。史料《我所知道的馮玉祥》記錄了馮玉祥和其生前戰友趙卓志的一段對話：

趙卓志：“馮將軍，您是從哪家軍校畢業的？”

馮玉祥：“我一天的書都沒有念過。我從小家裡窮，如果我哪怕能有一間房、一畝地，我是決然不會當兵的！”

馮玉祥的話，舉例說明了：在清末民初的年代，當兵是一個混飯吃的出路，或者說得通俗一點：在“募兵制”之下，當兵就是一份工作、一種職業。而且，在“募兵制”之下，當兵這個職業，待遇其實是不錯的。我舉兩個例子。

臺灣中央研究院《於達先生訪問紀錄》收錄了胡宗南的參謀長於達的回憶。於達說：民國初年，當兵收入行情是這樣的：二等兵每月七元;一等兵七元五角;上等兵八元;上士十五元。依照當時的物價水平，每月三至四元，就可以養活一家人。一個二等兵，工資七元每月，養活一家人綽綽有餘。

例二是國軍西北系劉汝明的回憶。《劉汝明回憶錄》記載：劉汝明年少時參軍後，每個月工資，有四兩多銀子，他每個月都有盈餘，所以他每個月都把盈餘往家裡寄，他老家的母親每個月收到兒子的匯款，都存起來，用來購買田地，劉汝明參軍四年之後的1916年，劉家靠這個當兵的兒子的收入，一共購置了十幾畝的田地，並且還僱了長工，全家從貧農階級，一躍變成地主階級。

劉汝明的案例說明了：在“募兵制”之下，當兵有時候竟然還可以發家致富。

在“募兵制”的制度下，募兵部門是很有錢的，因為他們需要用很多錢去募兵。清軍、北洋軍募兵，往往是在城門下襬一攤，拉上橫幅，哪有什麼“救國”口號？扯淡，直接就是六個字——“月給二十大洋”。應徵者趨之若鶩。

而與“募兵制”相對的，還有另外一種兵役制度，叫做“徵兵制”。“徵兵制”的主要特點是：人民有當兵的義務，部隊徵兵不是依靠金錢激勵，而是依靠強制的手段，兵源有保證，常設民兵預備役。

與“徵兵制”比較，“募兵制”有兩大弊端：兵源無法保證、無預備役民兵可用，因此在戰爭中，“募兵制”逐漸顯現出它的劣勢。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發現了這個問題，因此決定：必須要革掉“募兵制”這個落後的國防制度、儘快實行現代國家所普遍通用的“徵兵制”。

於是在1933年6月17日，國民政府出臺了一部新法，叫做《中華民國兵役法》，這個法律，劃時代地標誌著“募兵制”的壽終正寢、以及“徵兵制”的正式施行。這個新的法律，有以下的關鍵條文：

第一條：“中華民國男子，服兵役之義務，依本法之規定。”

第三條：“男子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備兵役時，服國民兵役，平時受規定之軍事教育，戰時以國民政府之命令徵集之。”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條：“中華民國男子，服兵役之義務”。這一條的關鍵在哪裡？關鍵就在於“義務”二字。“義務”二字的意思就是說：以前當兵的工資不錯，但是從現在開始，不行了，當兵成了一種“義務”，所謂“義務”，就是“免費”的意思，也就是說：從今以後，當兵就沒有工資了，或許會發一點津貼，但是也只夠你買根香菸抽抽，而像清朝、北洋時期以往那樣當兵能掙錢的日子，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再看第三條：“男子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 戰時以國民政府之命令徵集之。” 這一條很要命。關鍵在於“戰時以國民政府之命令徵集之”幾個字。它是說：一旦打起仗來，不管是外戰還是內戰，中國所有18-45歲的男子，只要政府一聲令下，你們統統就得給我上戰場。

電影《抓壯丁》中的"王保長"(中)

這個《中華民國兵役法》的第三條，其實就是國民黨“抓壯丁”的原始法律依據。

但是在清政府、北洋政府時期，不是這樣的，那時無論你是誰的部隊，要募兵，你就要給錢，不可以強制的，打起仗來強拉硬推也是不行的，當時是靠錢的，所以無論打仗多麼危險，都有人願意幹。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現在則不同了，現在是沒錢給的，人們就不願意幹了。人性都是趨利避害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於是，人們開始逃避兵役。

那麼，人們是怎樣逃避兵役的呢？閻錫山部將楊元璐在其著作《閻錫山軍闈揭祕》裡面回憶：在新的“徵兵制”下，許多老百姓都不願意當兵，有錢的人家，選擇“退財消災”、賄賂徵兵工作人員，以此了事。有的徵兵工作人員就靠這個發了財。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2-政治軍事》則收錄了前“兵役署”職員方秋葦的一篇《國民黨兵役署內幕》，裡面記載：1942年，當時四川省許多的老百姓不願意當兵，為了逃避兵役，老百姓當父母的，紛紛將自己兒子右手的二拇指砍掉，砍掉之後，自然無法扣動扳機，因此也就不符合徵兵的“體檢標準”。人們不惜以這種方式來逃避兵役。

再舉江西為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於1957年9月編撰的《抗戰中的中國政治》在第64頁，講述了江西地區人民在國民黨“徵兵制”體制下，逃避兵役的手法，原文是這樣的：

“……有錢有勢的人，可以採用許多形形色色的方法，如偽造證明檔案、當勤務兵任務隊、勾串賄賂辦理兵役人員、鄉保甲長、檢驗體格的軍醫、補充部隊的長官等，以達到逃避兵役的企圖，所以被抽的壯丁都只是貧苦無告的老百姓……..”

那麼，江西的老百姓為什麼不願意當兵呢？不但因為當兵掙不到錢，而且男丁往往正是家中的只要勞動力，中流砥柱呢，壯丁都去當兵了，誰來幹活養家？同一冊史料在同一頁，在這一點上，是這樣說的：

“……..出征壯丁大部分都是非常窮苦的農工分子，平時一家全靠他一人維持生活，一旦應徵，全家即有流為餓殍之虞。兵役法熵雖有擔負家庭生活者緩役的辦法，但是在農村極度窘困的情形之下，哪有不擔負家庭生活的壯丁？……..”

可見，國民黨當局為了向列強學習、建立現代兵役制度，本意是要增強國防實力，不料在執行的過程中，卻遇到了“人民不願意當兵”的這個窘境，怎麼辦呢？難道撤銷法律？難道不建軍了？難道就不打仗了？恐怕都不行，所以，國民黨開始使用鐵腕手段：強徵。

所謂“強徵”，就是“抓壯丁”。於是，國民黨不少地方軍政當局開始在鄉間，強行徵集青壯年男子入伍當兵，而且在運輸新兵的過程中，為了防止新兵逃跑，國民黨對新兵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政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2-政治軍事》第195頁，收錄了國民黨徵兵工作人員吳韶金的文章《兵役法令之弊害》，吳韶金在文中記錄：在徵兵的過程中，為了防止新兵逃跑，國民黨徵兵主管部門實行了“不讓新兵吃飽”、“不準新兵穿褲子睡覺”等惡政。而且，在新兵乘坐火車和輪船的時候，徵兵主管人員往往把門窗全部封鎖、以防止新兵逃跑。

不但如此，為了恐嚇新兵，國民黨兵役當局還採用了“威嚇”的手段、對新兵進行打罵、虐待。《抗戰中的中國政治》這冊史料在第65頁，給我們提供了管窺的一瞥：

“……..缺乏鞏固部隊的健全的政治工作，只是一味的採取高壓手段，嚴厲的毒打酷罵，來維持部隊的紀律、防止士兵逃跑，甚至往往有凌辱致死者，士兵疾病也不容易得到治療，這許多鐵的事實，在民眾面前，把兵營繪成一幅陰風悽愴的冰窟，人民自然要裹足不前了……”

不料，人有逆反心理。國民黨手段越是粗暴，人民就越是逃避兵役，所以國民黨的徵兵工作，往往陷入困境、經常是完不成任務。怎麼辦呢？有些地方就開始濫竽充數。什麼乞丐、流浪漢，無所不收，敷衍了事。史料《抗戰中的中國政治》在第70頁，記錄了這種現象：

“……..有些地方因縣府對壯丁要的過緊，聯保處無法立即把應出的壯丁徵齊，或者因為某種關係，如私人挾嫌，各保把買壯丁的款子交給聯保處等，聯保主任便派上自己的武裝爪牙，把打柴的樵夫、趕船的水手、過路的行客、破廟的乞丐，自己或親戚的仇家、無幫手的獨丁，像逮捕犯人一樣的拉來，五花大綁，硬充壯丁交差。最近更是花樣翻新，要是對聯保主任、保長等貪汙行為稍有異言，或者是農村救亡工作的積極分子，不論國小教師、正求學的學生、或者家居的公務人員，統統都有突然被拉去當兵的命運，杜工部的‘石壕吏’實不能形容萬一……..”

在最後，我們不妨來個總結：

1、清朝、北洋時期，中國是“募兵制”，不強制人民當兵，而是用金錢報酬吸引人民當兵。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比較文明，但弊端是“兵源無法保證”，在戰場上一譁變、一潰退，就再也沒兵了，戰爭就輸了。

2、國民黨當局看到了“募兵制”的這個弊端，於是模仿軍事強國、實行“徵兵制”，規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義務當兵”，停止了“用錢募兵”的做法。這個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它規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義務當兵，這樣一來，一旦打起仗來，中國的兵源就源源不斷，國防力量就強大了。

3、但是不料：老百姓精得很，沒有了金錢報酬，許多人都不願意當兵了，於是，國民黨當局的徵兵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困難，國民黨當局決定採用強硬手腕：強徵新兵。這就是“抓壯丁”的由來。

國民黨“抓壯丁”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決策者如果不洞察人性、不體察民生，一個初衷本意是好的國策，實施起來，往往最終卻會淪為惡政。

文/馮學榮，近代史寫家，著有《日本為什麼侵華：從甲午戰爭到七七事變》、《親歷北洋：從共和到內戰191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