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相 揭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迷

我們都知道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一段非常殘酷的歷史。上學時我們就在課本上學過，而史籍對此也多有記載。但是各類書籍只對焚書作了詳細記載，對坑儒一事則顯得十分籠統。並且在坑儒的問題上，還出現了歧議：對於坑儒的次數，有的說只有一次，有的說有過兩次坑儒；對於坑儒的數量，一說坑了460餘個，一說坑了1600餘人。更有甚者，說秦始皇只焚書，沒有坑儒。在秦朝的歷史上到底是否有過坑儒事件？如果有這一事件，那麼究竟幾次？秦始皇到底坑過多少個儒生？這一系列問題，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爭議之一，秦始皇是否坑過儒？“焚書坑儒”一直被人們引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證據。然而，有的學者認為，所謂秦始皇“坑儒”實是“坑方士”之訛。持論者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證。

第一，史籍中對此事件所提及的的具體人物為侯、盧二生，以及韓眾、徐市等四人，《史記》載明他們的活動僅限於訪仙和求仙藥，四人皆為神仙學派的方士。他們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藥也純粹是方士活動，後來沒有成功，秦始皇感到上當受騙，發怒殺了這些人。這與後世君主肆意殺人的性質一致，只不過這次株連面過寬，冤假錯案太多，所以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侯、盧二生指責秦始皇無道，與儒家觀點類似，但是這與儒家的政治主張或學派觀點無關。司馬遷記錄“焚書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術士”，明確指出是神仙學派之士。漢初大儒如賈誼、董仲舒等對秦政多有評論，屢屢譴責焚書事，但也從未論及“坑儒”之事。漢朝離秦朝時間之近，以賈、董之博學，“焚書坑儒”的事情應當知曉，假如秦始皇所坑確實是儒，尊儒的賈誼、董仲舒等絕無不議之理。據此可以判斷，“坑方士”之說，才是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情況。只是到了東漢以後，時間距秦已遠，“劇秦”之社會輿論、儒家獨尊之地位、加以“今文學派”虛指浮誇甚至作偽之學風日盛，提供了炮製秦始皇“坑儒”這一情節的土壤。班固用“術士”一詞，其詞義就更加廣泛，他在《漢書•儒林傳》中寫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他所謂的“術士”已有隱指“儒生”之意，於是就被後人附會為成“焚書坑儒”。

第二，對被殺者所定罪名是“誹謗”皇帝，而並非因信仰或傳播儒家學說。也就是說，引起秦始皇憤怒的並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張或某一學派的議論，而是方士們從他那裡騙得“費以鉅萬計”的賞賜，可是“終不得有藥”。反而卻作誹謗之言，最後一個個逃跑了。皇帝上當受騙，於是懲處他們，這就是“坑儒”為“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謂“坑儒”，實際是皇帝個人報復的恣意行為，並不是秦王朝的政策。秦始皇一怒之下，共殺所聘之“文學、方術士”460餘人。因此，即便460餘人中確有儒生之流，但秦始並非因信仰或傳播儒家學說而定罪殺人，所以不能稱為“坑儒”。而且，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始皇三十四年焚書，所焚者為民間私藏之“百家語”，而非針對儒家。

根據以上兩點，不能說被殺的460餘人中沒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由其代表人物為侯、盧二生可推知，被殺者的主體應是方士，其被殺的原因更與儒家的政治主張或學派觀點無關。因此，不能說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說是“坑方士”。但是，關於“焚書坑儒”，佔主導的觀點還是贊同傳統的說法，即秦始皇坑的是儒，而非僅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數上，頗有爭論。

爭議之二，秦始皇坑儒次數以及人數。對於這一問題，《史記》、《資治通鑑》、《藏書》以及現代的《中國通史簡編》，都說始皇坑儒僅有一次，而東漢衛巨集在《詔定古文官書序》中的記載。揭露了秦始皇二次坑儒。

《史記》、《資治通鑑》、《藏書》以及現代的《中國通史簡編》，都說始皇坑儒僅有一次，即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但也有一些材料記載：秦始皇起碼坑了兩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陽坑儒460餘人，這是公開坑殺。其目的是想“殺雞做猴”，“使天下知之”，以懲效尤。第二次規模更大，一下坑了700餘人，不過採取的是祕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為“巧妙”和殘忍。東漢衛巨集在《詔定古文官書序》中記載，秦始皇在驪山溫谷挖坑種瓜，以冬季瓜熟的奇異現象為由，誘惑博士諸生集於驪山觀看。當眾儒生爭論不休、各抒己見時，秦始皇趁機下令祕殺填土埋殺，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裡，外人不得可知，一直隱瞞了二百餘年之久。後來唐朝張守節編寫《史記正義》時，將這段史料編入了史書。唐朝顏師古注《漢書•儒林外傳》也引用了這段故事。

有人認為，既然載入了《史記正義》，秦始皇驪山坑儒應當是是事實，只不過因為手段祕密，當時人知之者甚少，極少數知情者又不敢公開罷了。不過，也有人雖不否認驪山坑儒的史實，但卻認為秦始皇坑儒只是一次，至於咸陽坑儒、驪山坑儒，是一件事的兩次不同記載。不過，這種說法的支持者不多。因為這兩次坑儒差異太大：一次是在咸陽公開坑殺，另一次是在驪山溫谷祕密坑埋；前一次是460人，後一次是700餘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記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衛巨集是一名治學態度相當嚴謹的學者，他的著作都是經過長期的深入採訪、研究、整理才寫出的，學術價值很高。加之東漢光武帝比較開明，重視學術研究，所以衛巨集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實度很高。

這一說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元代史學家在《文獻通考》卷四十《學校考》記載：“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令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人。”《太平御覽》所引《古今奇字》記述也同意這一說法：“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而填之以土，皆壓死。”有人據此認為，秦始皇坑儒不止發生一次，並且進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為第一次只坑殺了在京都的四百六十餘博士、諸生，廣大儒生還散佈在全國各地，更加強烈的繼續反對秦始皇的暴政，就連秦始皇的長子扶蘇也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來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其當時的歷史背景。

秦始皇坑儒到底幾次，多少人，至今沒有統一的答案。其實，460人也好，700人也好，焚書坑儒（即使所坑是方士）屬於一種極端殘忍的野蠻行為，秦始皇也因“坑儒”之舉背上千古罵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沒有“坑儒”以及數量等謎團還是沒有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