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河北灤州起義 直接導致了滿族勳貴退出朝堂

武昌起義爆發後，在已經對局勢失去掌控能力的情況下，攝政王載灃被迫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所有向武昌進攻的海陸各軍。就在袁世凱和北洋系舉額相慶的時候，北方突然傳來驚人訊息，新軍兩鎮一協的高階將領在灤州通電實行“兵諫”。

認真說起來，這次“兵諫”其實是滿人“中興派”搬起石頭砸了自個腳的結果。“中興派”裡的良弼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他對新軍中武備生受到重視，士官生遇遇排斥的狀況十分不滿，因此提出了讓大批士官生進入新軍，從而以士官派對抗武備派的計劃。計劃一經提出，即獲得了載灃的支援。

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載灃、良弼開始實施這一計劃，將一批士官生安排到新軍中擔任高階職務。“兵諫”的主角張紹曾、藍天蔚都是士官生，他們分別擔任了統制、協統，而在袁世凱下臺之前，這些位置都屬於袁氏親信所有。

載灃、良弼所不知道的是，他們一心要捧上臺的這些士官生在政治理念上卻跟他們大相徑庭。早在清廷準備舉行灤州秋操時，張、藍就有過祕密協議，打算在參加秋操的過程中私帶子彈，然後突然發難，解除禁衛軍的武裝，只是由於武昌起義突然爆發，秋操被中止，該計劃才未能實施。

在武昌起義的影響下，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在太原發動起義，殺了巡撫，宣佈獨立，同時推舉新軍標統閻錫山為軍政府都督。清廷聞訊，急忙傳令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前去征討。

接到命令後，張紹曾召集部下們商討對策，一部分將領主張就此舉行起義，直搗京師。張紹曾、藍天蔚雖然也與清廷不是一條心，但他們受康梁學說的影響，主張實行君主立憲，不太贊成搞過於激烈的革命。其他一些將領的態度則更趨保守，都擔心過激生變。

大家商量下來，最後取得一致意見，決定以電奏清廷的方式實行“兵諫”。他們在“兵諫”中列出了“十九信條”，要求清廷讓權國民，實行立憲，如果清廷不答應，將立即舉兵入都。

灤州“兵諫”與太原起義發生在同一天，它對清廷的打擊比武昌起義更沉重更致命。以載灃、奕劻為首的滿洲皇族心驚膽戰，方寸大亂，不得不答應“兵諫”的部分要求，同意實施“十九信條”。按照“十九信條”，滿洲親貴均不得參與政權，奕劻、載濤等人也就乖乖地同時“謝政”，也就是辭去了原有職務。

可是清廷讓步的太晚了，社會輿論認為他們只是故作姿態，藉以緩和局勢，一旦風頭過了，肯定還要反悔。在“吾民勿受欺”的輿論推動下，上海、江蘇也隨之宣告獨立。

眼看大浪不止，處於漩渦之中的京城更加岌岌可危，滿清皇族和官員紛紛外逃。隆裕太后也已準備偕溥儀逃往熱河，經袁世凱去電力阻，才沒有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