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中國為何人口激增 只因雍正取消了人頭稅

中國人習慣說帝國主義靠“堅船利炮”的強勢使西風東漸，這只是問題的一面。西方列強的侵入加重了中國的苦難，那只是外因。假如沒有西方文明到來，儒教政治也會自行坍塌，因為人地危機始終擺在那裡，且愈演愈烈。體制外的“太平天國”和氾濫的幫會、教門都是縫隙，西方人的到來不過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語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是縫，一個是蒼蠅;中國社會內部不出現人地危機和制度縫隙，西方蒼蠅便無機可乘。其實，西方列強早就對中國垂涎欲滴，從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顛英帝國，早已環伺幾個世紀，就等雞蛋出現裂縫。這裂縫，他們並不知道是什麼，國人也不知道是什麼。今天我們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機。

按照人口增長趨勢，19世紀後中國大地業已人滿為患，儒教制度根本無法管理，天限已經來臨。清代學者汪士鐸於1855年在《乙丙日記》中痛苦地記載：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汪士鐸道出了“裂縫”：到處都是莊稼，還不足以人民果腹，餓殍遍野。正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闖入，瘋狂掠奪，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過程的慘烈性，就像一群餓獅子撲向一頭老羚羊，加重了中國人的死亡和苦難。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十億兩黃金白銀的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程序。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記載。人滿為患態勢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守著宗族村落安居，無奈之下只有遠走他鄉，尋求生機。結果，定居生活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綱常、禮俗開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漸被拋棄。

其實，並非到1800年，中國人才開始遊離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開始闖蕩天下，經商、勞務、做海盜、下南洋……往前說，並非1500年後中國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來，中國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長途販運，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商人之外，更多遊俠、旅行家、方士、郎中、戲班……往來遷徙，歷朝絡繹不絕。兵荒馬亂時，還有綠林、響馬、鬍子、匪盜、祕密結社……所有這些人群，都為後來的中國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過“貢獻”。這個自發的移民模式，逐漸演變為中國的江湖社會。但是，在1500年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極低，如果不計戰亂時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這些人在人口規模裡比重極小，還不能動搖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時被統治者打壓。

1500年後，耕地接近飽和，區域性人口過剩導致遊民比例開始攀升，至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遊民如洪水般散開，逃荒求生，全國蔓延，數量經常佔總人口半數以上，嚴重動搖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1800年以後的整個19世紀，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產。從此，中國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須考慮用新模式解決迫切的人口增長問題，重組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力。至此時，中國古典性已經終結。然而，現代性尚未產生。

從反面來看，古代社會也有人口制約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長的因素非常少。實際主要消極因素有三：(1)醫療條件限制，嬰兒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稅賦負擔沉重，尤其以人頭為徵稅物件，多一人多一稅，人口生產成本增加，時常導致溺女嬰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歷代制約人口數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說是三個主要的負調節。

稅賦抑制人口的機制，來自古代獨特的稅賦形式。古代中國政府以人口為徵稅物件，稱為“丁”，開徵丁稅。“丁”實際上不指人頭，而是符合一定性別年齡條件的納稅單位。有此一稅，多一人即多一負擔，稅賦成為人口再生產的成本，呈線性遞增之勢，制約人口增長。若一家一戶承擔不起大量生育的代價，只好選擇少生，或者即便生下來，也無力撫養而餓死、病死。在舊中國，嬰兒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對夫婦一生通常生育十幾胎，最後存活往往只有幾胎。朝廷既鼓勵人口滋生，又以人頭稅限制滋生，客觀上屬於一種動力平衡。

人頭稅制一旦確立，客觀上成為人口控制的一個負面引數，對人口控制平衡未嘗不是好事。人頭稅對人口增長的抑制作用有多大？歷史有一明證。清朝初年，朝廷為安撫異族國民實施一系列減稅政策，康熙於1791年宣佈“固定丁口，永不加稅”的養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二者等於逐步取消人頭稅，並將其併入土地稅。始料未及，人頭稅一減，百年間全國人口數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億增至三億，這也從反面說明人頭稅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積的限制對中國來說也是對人口的限制。恆定的國土面積肯定是這個民族生育夢想的最後邊際。但面對這一嚴酷事實，古人一時看不清真相，以為天圓地方，地大物博，遂產生擴張永無止境的幻覺。以上因素綜合下來，明以前各項正反因素相抵，中國人口僅以緩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變動不過在千萬之間，來回波動。明以前地廣人稀，耕地資源尚可謂綽綽有餘，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時，人民生活空間寬鬆，不比今天這般擁擠無奈。

此時，各省人均擁有耕地資源雖厚薄不勻，但最少都在人均四畝之上，多則達到幾十畝。以當時的生產力來說，維持一家數口溫飽，應付捐稅徭役大抵無虞。各省相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狀況相對最緊迫，境內多為丘陵、坡地和鹽灘，易於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閩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僅佔土地面積一成。即便如此，根據明初洪武年間人口普查資料，福建人均擁有耕地仍在四畝左右，尚能維持自給自足，略感緊張。輕度緊張的結果，就是零星人群闖臺灣，下南洋，走東洋，討生活。

綜觀秦漢至明清人口趨勢，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價值觀激勵下自然增長，另一方面是在稅賦、醫療以及戰亂、災荒制約下暫時減少。總的來說，人口淨值呈螺旋式上升，進三步退兩步，人口壓力時鬆時緊，一切尚處於朝廷制度掌控之內，還不至於動搖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對的，增長是絕對的。不管人口總量如何波動，大勢總在增長，長此以往，總有一日它會與有限的耕地資源發生不可協調的嚴重衝突，人滿為患。

以下三個因素，決定了在古代社會制度框架下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價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興旺)驅動下，中國人口始終增長，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數量，無法實施計劃生育。

第二，古代中國儒教文化導致農業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緩慢，總體水平停滯不前，在傳統制度框架內不可能依靠提高發展農業生產力(譬如，“雜交育種”、化肥和機械耕作)，來消化人口壓力。

第三，全國耕地資源是恆定數，它是有限的。適於農業耕作(即農耕文明)的區域如下：東南以太平洋(601099，股吧)(601099，股吧)黃海、東海和南海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線為界(基本上與長城沿線吻合)，二者之間的區域便是適宜耕作區。向北越過長城即進入遊牧文化區，草原氣候無法從事耕作。

區域性人滿為患肇始於明朝中葉約1500年前後。當時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畝以下，剩餘人口開始外流，離開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這一趨勢，對於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壞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進入制度真空，蒸發了。隨著人口繼續增多，過剩人口和遊民也越來越多，形勢愈益緊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殘喘約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慶交際，清算終於來臨。此時，全國合計人均佔有耕地資源已不足四畝底線。人均四畝的底線屬於古代農業生產承載力天限，是古代農業無法逾越的技術極限。低於底線，人民就會大量餓死，政治制度隨之失去合法性。至此，從理論上說，傳統社會的經濟體系已不能自給自足，建立在農耕經濟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無法維持，結局唯有崩潰。崩潰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國共內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