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皇帝還有錢的古代十大富翁！古人的生財之道

中國古代富豪大多兩種出身：一是貪官;二是靠經營智慧而成鉅富的商人。貪官大都沒好下場，和珅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然而，那些靠勤勞、智慧發家的巨賈們，結局卻各不相同。

1、第一富翁——伍秉鑑(1769—1843年)：商名伍浩官。清代廣東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憑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迅成鉅富。1834年已宣稱有資產2600萬元(一說為2600萬兩)，西方學者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300萬元外商債務，他獨自承擔100萬。

《華爾街日報》對於伍秉鑑的評價是這樣的：“他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鑑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鉅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伍秉鑑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伍家的怡和行成為廣州行商的領頭人。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於投資之道，很快就積累了鉅額的財富。1834年時，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有人估算這相當於今天的50億人民幣。這個數字意味著，即使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這個家庭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家庭。

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這個商名也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了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上一個響亮的名字。1801年，伍國瑩的兒子伍秉鑑繼承了伍家怡和洋行的業務。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鑑將十三行帶入巔峰。伍秉鑑被西方商人認為“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國人稱讚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但是也說“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據說他有一個紅色的頂戴，但他從不在公眾場合戴出來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時候偶爾穿一下。

一個美國波士頓商人和伍秉鑑合作經營一項生意，由於經營不善，美國商人欠了伍秉鑑7.2萬銀元，但他一直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債務，所以無法回到美國。伍秉鑑聽說後，馬上把波士頓商人找來，叫人把借據拿出來，對他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朋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說著他就把借據撕碎，向對方表示他們之間的賬目已經結清，對方可以隨時離開廣州回國。

7.2萬銀元是什麼概念呢？這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當時一艘遠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攜帶的貨物總價也不過10萬銀元左右。伍秉鑑的這個舉動讓“伍浩官”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

伍家除了和美國商人關係密切，也同英國行號有著緊密的聯絡，伍家能在東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伍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個極為響亮的名字，英國行號查頓·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號，稱“怡和洋行”。

在19世紀中期，伍秉鑑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武夷山)、店鋪和鉅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他的富有在當時舉世矚目。西方學者稱其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奮鬥，十三行和“伍浩官”，不但造就了繁榮的外貿和富有的行商群體，同時也在中西方的文化、藝術等交流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明朝鉅貪——劉瑾(1451—1510)：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亞洲華爾街日報》列為世界級富翁。其收受賄賂所得據說合為33萬公斤黃金、805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時收繳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為白銀20萬公斤。

劉瑾(1451—1510)，陝西興平人，本姓談，他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後淨身入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官居內宮司禮監掌印。他因從小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後來的明武宗。深得武宗的信任和護佑，從正德元年到五年，以皇帝陪侍的身份，引誘武宗沉溺於驕奢淫逸中，自己趁機專擅朝政，操縱朝政，把持內閣，安插“六部”，同時還掌管明朝最精銳的皇家衛隊――錦衣衛和特務組織――東廠、西廠，並建立了權力高於錦衣衛和東廠的私家特務組織――內行廠。當時有“立的皇帝”之稱。他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合成“八虎”。劉瑾則是“八虎”之王。 他不但排陷異己，陷害忠良。而且利用權勢，肆意貪汙。他大量貪汙國庫銀兩。還公然受賄索賄，大搞錢權交易。各地官員朝覲至京，都要向他行賄，謂之“見面禮”動輒白銀千兩，有的高達萬兩。凡官員升遷赴任，回京述職，都得給他送禮。凡善行賄者，往往都官運亨通。此外，他還派親信到地方供職，為其斂財。據《明武宗實錄》記載，劉瑾“用侍郎韓福，肆虐湖廣，饋銀至十餘萬兩”。

劉瑾在權勢的路上越走越遠，最後竟動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璽，暗造弓箭，企圖尋機奪位。公元1510年的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楊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監張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亂。叛亂平定之後，在向武宗報告戰況時，揭發了劉瑾的十七條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驚，命令將劉瑾抓捕審問。第二天，武宗親自出馬，去抄劉瑾的家。結果發現了印璽、玉帶等禁止百姓和官員私自擁有的禁物。在劉瑾經常拿著的扇子中也發現了兩把匕首，武宗見了大怒，終於相信了劉瑾謀反的事實。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惡貫滿盈的劉瑾因謀反獲罪，判罰凌遲。按當時的刑律，凌遲刀數為3357刀，頭一日先剮357刀，剮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劉瑾受刑那天，過去被劉瑾誣陷殺害的人家，紛紛以一錢買下從劉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人生吃劉瑾被割成細條和小片的肉，以解心頭之恨。

那麼，劉瑾究竟貪汙受賄了多少金錢呢？

主要有三個版本：一是據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所載，劉瑾被抄家時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摺合現幣約38億元)。其它珍寶細軟無法統計。二是根據陳洪謨的《繼世紀聞》記載：劉瑾被抄出的家產，有黃金1205.78萬兩(按最新國際黃金牌價每克306元計算達1153.24億元);白銀2.59億兩(按最新國際白銀牌價每克6.5元計算達526。5億元)。總計：1679.74億元。三是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補篇》記載，明武宗朱厚照帶人親自查抄劉瑾家產後，共得“金二千九百八十七萬兩(摺合當今人民幣2837.2億元)，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餘萬兩(合2.59億兩526.5億元)，僅此兩項合計就高達3363.7億元。另外還有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這些財富相對於當時明朝10年以上的國庫收入(國家財政收入)。

3、清朝鉅貪——和珅(1750年—1799年)：清代乾隆時大貪官，入選《亞洲華爾街日報》世界級富翁行列。其事蹟不再贅述，僅提一句，嘉慶抄家時所獲財產相當於乾隆盛世18年的全國賦稅收入，難怪時諺要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了。

根據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做著的《庸庵筆記》，其中的一段名《查抄和珅家產清單》所記載：

和珅被查抄的家產名錄如下：

一、現金資產

1、赤金(24K)：金庫存58000兩，上房內2500兩、大金元寶一百個每個1000兩、金寶塔一座二十六公，夾牆內26000兩，幾樣合計：186900兩

2、現銀：地窖內100萬兩，銀庫內銀元寶(每隻10兩)五萬五千六百，上房內大銀元寶五百個(每個1000兩)合計：6556000

3、京果(銀)五百八十三萬個、蘇果(銀)三百一十五萬個

4、洋錢(銀元)五萬八千塊

清朝的計量單位為16兩，當時的一兩合現在0.625兩，合31.25克。那麼和坤的現金資產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幣為：

根據2006年1月12日9：10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黃金價格140.9元。那麼，和坤貪汙的黃金按今天的牌價，折算為人民幣為8.2億人民幣;根據華北金屬網公佈的近期白銀價格為：3400—3600/公斤，約為人民幣3.5元/克，那麼和坤貪汙的白銀折價人民幣為：2.27億元人民幣;京果、蘇果 按每個0.1兩算，約1000萬人民幣;洋錢價格目前為60至120(剔除文物價值)，我們定為80元/枚，和珅貪汙的洋錢價值為： 464萬人民幣。

那麼和珅貪汙的現金資產折算成當今的人民幣為： 8.2+2.27+0.1+0.05=10.62億元人民幣。

二、房地產

1、花園一所，亭臺二十座;2、正屋一所，十三進，七百三十間;3、東屋一所，七進，三百六十間;4、西屋一所，七進，三百五十間;5、私設擋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間;6、另有花園二所，亭臺100座。

合計和珅共有房產2170間，按清朝官府樣式，每間平均約為20平方米。那麼和坤的房產面積為：2170*20=43400平方米。

按目前北京主城區的花園別墅的價格(10000元/平米)計算，和珅的房產價值為：43400*10000=4.3元億人民幣。另外，花園、亭臺現在無法估價。

三、地產

1、田地八千頃，合800000畝，按目前中等以上城市徵用土地價格為：4萬，和坤的土地價值：800000*40000=32000000000(320億人民幣)

四、企業

1、當鋪十處，本銀八十萬兩;2、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兩處本銀合計折價為人民幣：(600000+800000)*31.25*3.5=153125000元(1.5億人民幣)。

五、玉器

1、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2、玉磬二十塊;3、玉如意一百三十柄4、鑲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5、玉鼻菸壺四十八個;6、玉帶頭一百三十件;7、玉碗十三桌、玉瓶三十個;-----------因表上羅列太多，不一一贅述，且價值無法估算。

六、珠寶

1、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2、大東珠十粒;3、大映紅寶石十塊，重二百八十斤;4、小映紅寶石八十塊;5、映藍寶石四十塊;6、紅寶石九十顆;以上珠寶價值，應當請專家估算。

七、其它

1、銀碗七十二桌、銀筷子五百雙、金筷子二百雙、金匙六十個、銀匙三百八十個;

2、鏤金八寶瓶十個、鍾四百六十個、鏤金八寶床及鏤金八寶坑三十架;

3、綢緞一萬四千三百匹、大紅呢八百板、五色呢四百五十板、狐皮六百張、紫貂皮八百張-------還有太多無法一一記錄。

以上物品，價格昂貴，無法估算。

根據可以折算的財物，和珅的家產為：10.62+4.3+320+1.5=336.4億人民幣，這些資產尚不包括無法估算的花園、亭臺、珠寶、字畫、文物、及銀行、當鋪的經營所得。

如果按內務府的估價，和坤的家產在8億兩白銀，合人民幣：875億人民幣。按內務府的說法，這筆錢可以抵得上兩次庚子賠款的數額。

4、紅頂商人——張弼士(1841-1916) 白手起家的華人首富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華南一帶，尤其是廣東、福建、廣西地區，曾出現過幾次遷移南洋的浪潮，他們成為今天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華人的祖先。而在開拓南洋的事業中，張弼士便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

張弼士，原名肇燮，字粥士，別名振勳，清道光21年(1841)生於廣東省大埔縣西河鎮黃堂鄉車輪坪村。張弼士小時家境貧寒，父親張蘭軒是鄉村塾師兼業餘醫生，因此他為數不多的學識，也都是從父親那裡得來的。

清咸豐8年(1858)，張弼士家鄉遭受嚴重災荒，不少人離鄉背井，外出謀生。張弼士當時18歲，在鄉村竹坊做竹工，便與鄉人邀約，飄洋過海謀生，幾經周折，到了南洋荷屬巴達維亞城(簡稱巴城，即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起始，他寄食於大埔會館，後經人介紹，到溫氏米行當店員。過了不久，老闆看他勤懇麻利，精明過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且忠厚老實，可以信賴，即起用他為帳房，並把自己的獨生女兒許配給他。幾年後，老闆病逝，張弼士夫婦繼承了他的資產。

有了一定的資產基礎後，張弼士開始顯示非凡的經營實業奇才。

首先，他抽出一部分資產，開設了一家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並承辦了當地的酒稅和新加坡的典當捐務，隨後又承包了荷屬東印度(在印度尼西亞)一些島嶼的鴉片煙稅，資產很快得到了較大的擴充。

接著，他把目光投入了墾殖開發。當時，荷屬東印度殖民者為開發與掠奪鞭長莫及的島嶼資源，曾放手讓華僑組織墾殖公司，張弼士抓住這一時機，抽出大部分資產投入這一事業。1866年，他在荷屬葛羅巴埠創辦了裕和墾殖公司，大規模地開墾荒地，專門種植椰子、咖啡、橡膠、胡椒、茶葉等熱帶經濟作物，並在墾殖區間種雜糧，獲取了極大經濟效益。1875年，他又在蘇門答臘的阿齊創辦了新的墾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屬怡釐創辦的裕業墾殖公司、爪哇日裡創辦的笠旺墾殖公司就有橡膠園八處，僱工近萬人。

在經營墾殖開發的同時，他積極捕捉機會創辦各類實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屬馬來亞彭亨州文東埠開設東興公司，開採錫礦，賺了一筆大錢;在日裡開設日裡銀行，專門辦理華僑儲兌和僑匯業務，深受廣大華僑歡迎和依賴，業務得到很大發展;在棉蘭、檳榔嶼興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發展房地產事業;組織了一個聯絡海內外的藥材批發網，國內的名貴藥材多經張氏藥行批銷海外，海外名貴藥材及西藥，亦多經張氏藥行批銷回國，溝通了海內外藥材市場。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30多年間，張弼士經營的企業風生水起，獲得了驚人的利潤，他的資產便在這一時期，積累到了最高點，1869年，張弼士的財產達到8000萬兩白銀，成為華人世界的首富。

百年事業融於“張裕”

儘管在海外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之如所有中國人特有的習性一樣，張弼士將自己事業歸根於祖國，他認為只有在國內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他多次拒絕了當時英荷屬殖民地政府的封官賞賜，而將自己的事業放回到中國。

據史料驗證，張弼士是中國第一輛拖拉機的製造者，第一批工業化國產機器制磚廠、玻璃製造廠、機器織布廠的創始人。

但張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山東煙臺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這幾乎是當時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但之如很多歷史重大事件的起因往往事出偶然一樣，張弼士創辦張裕釀酒公司，也純系意外。

1890年，張弼士任巴城商務領事時，有一次參加法國領事舉辦的酒宴，席間，人們對所飲法國三星斧頭牌白蘭地名酒大為讚賞，法國領事為此大談酒經，並對張弼士說，此酒用法國波爾多地區盛產的葡萄釀造，如用中國山東煙臺所產的葡萄釀造，酒質並不遜色。張弼士問其為何所知，法國領事猶豫片刻後告之說，當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他也是其中一員，法軍駐屯天津附近時，他曾與其它士兵一起，到煙臺採集了大批葡萄回營，用隨軍攜帶的小型壓榨機壓汁釀造，味道香醇，酒質與法國白蘭地可相為媲美。當時，法國官兵曾議論，瓜分中國領土時，法國要力爭山東，好在煙臺設廠釀酒。張弼士大為震驚，將此事默記心中。

1891年，張弼士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之邀，到煙臺商討興辦鐵路事宜。張弼士藉此機會對煙臺進行了全面考察，瞭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氣候溼潤，土質肥美，確是種植葡萄的好地方。考察完畢後他立即決定投資300萬兩白銀，開闢3000畝葡萄園，並從德、法、意等國引進的120多個優質葡萄品種，紅紅火火建造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亞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業園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張”開頭，以“裕”取意祖國昌隆興裕的“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為了達到一流生產的目的，張弼士特地聘請了美國工程師衛林士、日本工程師小松等參與興建廠房、進口機械裝置;並先後聘請奧國著名技師，駐臺領事哇務男爵，義大利酒師巴迪士多奇駐廠，按西法釀製葡萄酒。經過10多年的艱苦經營，張裕釀酒公司終於成為中國最早採用現代化科學技術釀造葡萄酒的大企業，其生產的張裕酒色澤金黃透明，酒質甘醇幽香，被稱為與茅臺同名的中國八大名酒之一。1912年，孫中山先生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題詞“品重醴泉”，以示嘉勉;而康有為也曾下榻煙臺張裕別墅，並寫下了“淺飲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更復法華寫新句，欣於所遇即為家”的詩句。1914年1月20日註冊商標張裕“雙麒麟牌”的葡萄酒橫空出世。

但張裕葡萄酒名留史冊的最大原因，還在於他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商品博覽會上的出色表現。1915年，著名的巴拿馬運河竣工，張弼士應美國總統威爾遜邀請，帶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為此，“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送展了4種葡萄酒，他們分別是“可雅白蘭地”、“紅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

沒想到此次參展正應了中國的古話：“藏在深屋無人知，一朝揭紗天下驚”。在博覽會上，張裕酒一舉奪得了一個金獎三個優等獎！這是中華民族的產品在世界上獲得的第一塊金牌！也因此故，獲得金獎的“可雅白蘭地”此後便一直被稱作：金獎白蘭地，他也打破了洋酒不可戰勝的神話！

比胡雪巖更成功的紅頂商人

在張弼士的財富史上，政治是兩個無法剝離的文字。這位在面見慈禧太后時都享有免跪特權的傳奇商人，在他大半輩子的經商生涯中，也一直遊離於政治的邊緣，成為紅極一時的“紅頂商人”。同時期唯一可與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長18歲的胡雪巖，但張弼士卻做得比胡雪巖更成功，當1885年胡雪巖在悽慘中結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階，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他同樣享有與胡雪巖天壤之別的待遇：當他的靈樞自巴城經過新加坡、香港時，英、荷殖民政府都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則親往憑弔;當由汕頭溯韓江而上時，兩岸群眾均擺設牲儀致奠;甚至於孫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後，還特派代表送輓聯：“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

5、西漢權臣——鄧通：西漢文帝寵臣，憑藉與漢文帝的特殊關係，壟斷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景帝即位，旋失寵，被收。限於名氣之大，想不入選都難。

鄧通，西漢文帝寵臣，憑藉諂媚奉承，壟斷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公元前156年漢景帝繼位，因早年鄧通得罪過當年的太子，漢景帝便以過境採礦的罪名，罷了鄧通的官，沒收其全部財產，鄧通從此又成了最窮的人，最後餓死於雅安。

年輕力壯的鄧通一路行來並不覺得車馬之勞，因其性情誠謹，擅長划船，不久就被徵召到皇宮裡做了黃頭郎，專職掌管行船。

漢文帝劉恆為人仁孝寬厚，但也免不了帝王的通病，信鬼神、好長生、夢登天。一次，文帝做夢想上天，卻無論怎樣都登不上去，這時有一個黃頭郎從後面把他推了上去，他回頭看到黃頭郎穿了一件橫腰的單短衫，衣帶繫結在背後。夢醒後文帝前往未央宮西邊蒼池中的漸臺，私下用眼光尋找夢中推他上天的黃頭郎，看到鄧通衣帶從後面穿結，正如夢中所見。及至召問他姓名，姓鄧名通，音近“登通”。文帝聽後十分高興，之後一天比一天地寵他。鄧通個性溫和、謹慎，不喜歡張揚，更不善於交際，文帝雖然幾次賜他休假，但他還是不出去玩。於是文帝前後賞賜鄧通十幾次，累計有億萬錢之多。

有一天，文帝命令一個善於看相的人為鄧通相面。相人說：“鄧通的命會窮困餓死。”文帝說：“能使鄧通富有的於我，怎麼說他會貧困呢？”於是將鄧通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在今四川滎經縣境內的嚴道山)都賞賜給他，准許他鑄錢。

鄧通被文帝賞賜了家鄉的大小銅山用來鑄錢的訊息傳到老家後，親朋鄰里奔走相告。年已古稀的父親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帶領幾個女兒和女婿僱工匠在銅山一帶採銅、燒炭、鑄錢，嚴格遵照鄧通的囑咐，每一個錢都要精工細作，又從不在鑄錢時摻雜鉛、鐵而取巧謀利，因而製作出的鄧通錢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質地純。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賈，下到販夫走卒，無不喜愛鄧通錢。吳國錢以發行量大佔優勢，鄧通錢以質地優良取勝。這一時期，吳國與鄧通所鑄的錢幣流遍全國。一時“鄧氏錢，布天下”。

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鄧通革職，追奪銅山，並沒收他的所有家產，晚年的鄧通只好寄居在他人家裡，至死不名一錢。可憐富逾王侯的鄧通，一旦落難，竟與乞丐一樣，身無分文，最後竟應了許負的話，餓死街頭。

6、世家大族——樑冀：東漢外戚，兩個妹妹皆為皇后，廣斂財富，鴆殺皇帝，時稱“跋扈將軍”。漢桓帝時被收，繳得家財30億多。曾擠身於《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的中國鉅富行列，合當入選。

樑冀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時曾協助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父樑商，妹為漢順帝皇后。樑冀是沒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擁有封戶三萬，大造官鄖。樑冀的妻子叫孫壽，是一個很妖豔的女人，從史書上的記載來看，也可以稱得上千古一怪。孫壽也要與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歲入五千萬。樑冀私生活荒淫放蕩，孫壽也同樣荒淫放蕩，她曾與樑冀所愛的“監奴”秦宮私通，但是她又本著女性的妒忌，干涉樑冀的私生活。樑冀曾與美女友通期私通，孫壽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頭髮、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將事鬧到朝廷上去。

樑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將軍，窮奢極欲，為所欲為達到了極點;權重勢盛，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朝廷內外所有官吏無不畏懼，無不俯首聽命，乃至連皇帝也不能過問任何政事。這二十多年是東漢外戚掌權的鼎盛時期，也是樑冀及其家族的“黃金時代”。然而，盛極轉衰，在這個“鼎盛”的背後埋伏著梁氏覆滅的危機。

樑冀作惡愈多，梁氏統治垮臺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樑皇后死，這時桓帝已二十八歲，再不是當年的十五歲娃娃了。桓帝利用這時機，將宦官唐衡單獨拉到廁所裡問道：“朝廷裡有誰與樑家不對頭？”唐衡回答說：“單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專橫。”於是，桓帝急呼單超、左倌入密室，對他們說：“將軍樑冀家族把握朝政，宮廷內外都為他們所控制，大臣都由他們指使，我想除掉他們，你們看怎麼樣？”單超等回答說：“梁氏是國家的奸賊，早就應該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聖上意思如何？”桓帝說：“我早就想好了，你們好好地密謀一下。”單超等回答說：“滅梁氏並不難，就怕陛下猶豫不決。”桓帝說：“沒有什麼可以猶豫的了！”

恰恰在這時又發生了樑冀派人殺貴人鄧猛的母親宣的事件。鄧猛的父親是鄧香，鄧香死後，其妻宣又嫁給樑紀。樑紀是樑冀妻孫壽的舅父。鄧猛為桓帝所愛，升為貴人。樑冀為了鞏固他的權勢，就認鄧猛為女，改姓樑。但是又怕鄧猛的家族得勢，而與梁氏分庭抗禮。所以先殺了鄧猛的姐姐的女婿議郎邴尊，後又要殺鄧猛的母親宣。事發後，鄧猛的母親宣向桓帝告發，於是桓帝就派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帶兵圍攻樑冀宅，捕捉河南尹樑胤，樑家及其妻孫家，無論長幼皆棄市。樑冀家產全部沒收，官家拍賣，合價三十餘億錢，供朝廷之用，可減天下稅租之半。

7、營國鉅商——呂不韋(約前292-約前235)：戰國時期陽翟大商人，史載”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買賣卻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贏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據說連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應該說，憑此傳奇業績擠身“十大”當之無愧！

呂不韋乳名呂春山，學名呂天才，商名呂長江，官名呂不韋。他從小就有著過人的天賦，5歲上學唸書，10歲通知天文地理，13歲精通社會道德，即隨父“行商坐賈”。呂忠義為陽翟的商人，在城內經營名貴中藥材。呂不韋隨父經營中藥材時，覺得經營珠寶利大，就做起了高階珠寶生意。他走南闖北，把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小小年紀便成了趙國首都邯鄲的首富。在一次生意中，他結識了在趙國當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呂不韋認為異人“奇貨可居”，日後可在他身上做一筆大生意。

呂不韋回到家中問父親，種地能有幾分利潤？父親說“十倍”。做細藥、珠寶生意呢？父親答“百倍”。如果立一個國君、建立一個國家呢？父親興奮地說道：“如果真能那樣，那麼利潤就是千倍、萬倍，甚至用數字無法計算。”

呂不韋旋即回到陽翟，拿出300斤在當時極其名貴的龍靈芝和一批珠寶翠玉，急匆匆趕往秦國。在秦國，他用100斤龍靈芝和部分珠寶翠玉，說通了華陽夫人，又用50斤龍靈芝和部分珠寶買通了秦國的重要大臣，讓他們擁立異人為太子。

呂不韋回到邯鄲後，買通了趙國的大臣，把異人保護在呂氏商府中。他把自己已有身孕的愛妾趙氏，充當黃花大閨女獻給異人為妻。他又為異人改名子楚，將其偷偷送回秦國。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國君繼位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安國君守孝一年後，加冕才3天就突發疾病去世了。子楚繼位，號秦莊襄王。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邑藍田(今陝西)十二縣俸祿，又在洛陽賜10萬戶業銀。呂不韋這筆生意，正如呂忠義所言，利千萬倍，用數字無法計算。

秦王嬴政13歲繼王位，呂不韋掌握朝中大權，與嫪毐、趙氏共謀，向衛國發兵，取趙、魏之地，西佔三川，北設太原、河北數郡。呂不韋還在洛陽、南陽、信陽、濮陽、陽翟修府設郡，大肆擴張，為日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呂不韋有錢有勢之後，不忘自己的出生地陽翟，派人回家鄉大興土木，留下了許多文化遺蹟、遺址。

8、鬥富全勝——石崇：西晉著名富翁，其財富來源系任荊州刺史時攔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經典的故事是與晉武帝的舅舅王愷鬥富大獲全勝，可謂“富可敵國”也毫不誇張。蓋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訓，終為一才妓綠珠破財，最後連命也搭上。限於名氣之大，當然獲選。

石崇是西晉人，那是一個講排場講出身的時代。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王愷用赤石脂塗牆壁，石崇便用花椒。石崇是西晉人，那是一個講排場講出身的時代。石崇很富有，非常富有。但是僅僅富有並不是土豪，所以，石崇還很會炫富，不僅出手闊綽，而且花樣百出。

石崇的廁所修建得華美絕倫，準備了各種的香水、香膏給客人洗手、抹臉。經常得有十多個女僕恭立侍候，一律穿著錦繡，打扮得豔麗奪目，列隊侍候客人上廁所。客人上過了廁所，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來穿的衣服脫下，侍候他們換上了新衣才讓他們出去。凡上過廁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廁。

王愷是晉武帝的舅舅，也是個著名的土豪。聽說石崇是頭號土豪，他很不服氣，於是兩人展開了土豪競賽。

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王愷用赤石脂塗牆壁，石崇便用花椒。舅舅比不過，晉武帝決定自己親自出馬。一次，外國進貢火浣布，晉武帝制成衣衫，穿著去了石崇那裡。石崇故意穿著平常的衣服，卻讓從奴五十人都穿火浣衫迎接武帝。皇帝老兒看了，慚愧難當。

土豪因為有錢愛炫，高調但是缺乏權力支撐，所以往往為自己招禍，以至於下場很慘。

石崇後來因被誣告造反殺於東市，臨死前他說：“這些人，還不是為了貪我的錢財！”

9、富可敵國——沈萬三(1330年～1376年)：名富，元末明初江南鉅富。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個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費用。其孫捲入藍玉之案被充軍雲南，財產沒收。其財富來源一說為海上貿易所得，可能算是歷史上最早得國際貿易商人。

從明代起，沈萬三幾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詞。嘉靖年間嚴嵩掌權，浙江嘉興縣一位丙辰進士花了兩萬三千兩銀子買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當時人稱之為“沈萬三官”。萬曆年間刊行的《金瓶梅詞話》裡，潘金蓮一再嚷嚷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萬三，北京的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此話的意思是說，任何事情都是客觀存在的，正像南京沈萬三有名氣，北京枯柳樹有影子，想要掩蓋也掩蓋不了。沈萬三真可說是名播大江南北，婦孺皆知。

沈萬三的確是一個“富可敵國”的人物，究竟“富”到什麼程度？據《明史》記載，說沈萬三獎勵他的私塾教師：“每文成，酬白金以鎰計。”白金即白銀，一“鎰”即二十兩，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報酬，沈萬三的家底可見一斑。朱元璋實施築城計劃時，單造磚單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衛(駐軍衛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個縣，另有三個鎮。而沈萬三一人便負責從洪武門到水西門十餘公里長的城牆，工程量佔整個工程的三分之一。明代孔邇的《雲焦館紀談》說，沈氏“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釀酒引水，都需用田數十頃，如此家產令人咋舌。明人田藝蘅也在《留青日札》裡寫道：朱元璋準備犒賞三軍，沈萬三說要代其出犒銀。朱元璋有意刁難：朕有軍百萬，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萬三豪爽應答：願每軍犒金一兩！據此，今人或許能夠明白，沈萬三為何能號稱“江南首富”了。

沈萬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個謎。最具傳奇色彩、也是流傳最廣泛的說法，當屬“聚寶盆”一說。說是沈萬三貧時，見一農夫攜蛙百餘，他便好心買來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見眾蛙聚在一個瓦盆內沒有散去，於是將瓦盆帶回家，用來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時不慎將一支銀釵掉在盆中，不料銀釵一變二、二變四，不一會兒已是滿滿一盆，沈萬三由是富甲天下，傳說南京中華門的古稱聚寶門的名稱也源出於此。也有稱沈萬三會“點金術”，能夠點物成金，因此黃金源源不斷。另外還有分財說，元代吳江一帶有一個名叫陸德源的富家，沈萬三為他管賬治財。後來陸看破紅塵，離家出遊，將萬貫家財拱手送給沈萬三，沈萬三由此一躍成為“江南富族”。此外，還有沈萬三由漁翁而得烏鴉石或馬蹄金等傳說，都非常神奇。

據說，沈萬三富起來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他曾支援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萬三因築城牆有功，他的兩個兒子被朱元璋封了官。但不久，沈萬三卻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了他的餘生。

1979年修訂本《辭源》記載：“沈萬三，明吳興人，字仲榮。後移居蘇州。鉅富，稱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資其家。其後以罪發戍雲南(一說遼陽)，子孫仍為富戶。萬三豪富事，民間傳說甚盛，但諸書記載互有出入，已難詳定。”

10、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踐一戰滅吳的大智者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鉅萬”，當然入選。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時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的計策的，並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後，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於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於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裡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商品)有餘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他發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後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後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律的。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願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儘量賣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後，就儘量賣出。”貴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盡是丟擲。

陶朱公生長在農業經濟時代，農產品是市場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農業有很強的季節性，每年氣候不同，產量了就不同，對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所以滿足農業需要、為農業服務，就成為他經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據季節規律，提早儲備物資，即所謂”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就是說，像作戰之前要做好準備一樣，根據季節的需要(時用)就可以預知市場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節和氣候變化是有規律的。他引用我國早已有的一條關於氣候變化的規律性的古語，作為預知農業豐歉的依據。這條古語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年一大飢。”這是說，每六年有一年風調雨順的上好年景，也有一個旱年，每十二年有個大旱年，也有一個水年。

根據這個規律，他豐年就大膽收進。因為不會年年豐收，收進的貨物不愁沒有機會售出。同樣，在大旱年物價上漲時，他就儘量拋售，不愁以後沒有進貨的機會。就這樣，他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收年穀賤傷農與饑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的故事告訴我們，氣候資源的變化會造成豐收與歉收兩種狀況，對人們都有不利影響，並且通過商品交流這種不利影響會擴充套件到全國、全社會，但是，只要人們掌握了這個規律性，採用商業手段，通過賤買貴賣，是可以協調的。陶朱公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注意到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農業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在該領域的對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