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死後誰把蔣介石推上權力最高峰？

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認為是對當代世界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猶太人。

對中國革命產生很大影響的也有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兩位猶太人： 鮑羅庭，米夫。鮑羅庭在國民黨中發現了蔣介石。米夫在共產黨中發現了王明。

被發現的這兩人，皆因此居於各自政黨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

於是就說，接班人選錯了。

蔣介石也常以“總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據說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難捨，痛於言表。

可惜此說來自蔣介石自己修訂的《蔣公介石年譜初稿》。

當年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床前侍衛李榮的回憶是：

“(3月11日)至晚8時30分鐘止，(孫)絕終語不及私。12日晨一時， 即噤口不能言。4時30分，僅呼‘達齡’的一聲，6時30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9時30分，一代偉人，竟撤手塵寰，魂歸天國。”

臨終的孫中山呼喚了宋慶齡，呼喚了汪精衛，卻沒有呼喚蔣介石。

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該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 所謂“總理惟一的接班人”蔣介石卻既不是其中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不是國民政府委員，也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也不是;還只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的人物。

孫中山至其臨終，也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蔣介石1905年在東京由陳其美介紹就認識孫中山。但孫中山倚為股肱的軍事人才，先是黃興、陳其美，後是朱執信、鄧鏗、居正、許崇智，和陳炯明。陳其美殉難，孫中山說“失我長城”;朱執信病逝，孫中山說“使我失去左右手”;對陳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競存(陳炯明)兄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 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

他依靠的不是蔣介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未委派蔣重要的軍事職務。

蔣首次在孫中山面前顯露軍事才能，是上書陳述歐戰情勢及反袁鬥爭方略，這才使孫中山對他有所注意。在陳炯明部任職期間，蔣介石又連向孫中山呈《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等意見，也僅使孫中山覺得他是個不錯的參謀人才，僅此而已。

於是孫中山委任給蔣介石的，多為參謀長、參軍一類不掌握實際權力的職務。蔣先後擔任過居正的參謀長，孫中山總統府參軍，陳炯明的作戰科主任，許崇智的參謀長，孫中山大元帥行營參謀長。

最先欣賞蔣介石的倒是陳炯明。他發現此人的才能絕非限於參謀方面。蔣介石在陳部幹了一段作戰科主任，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

陳炯明說對了。最後他果真敗於蔣介石之手。

蔣介石與陳炯明關係不錯。1922年4月，陳炯明準備叛變， 向孫中山辭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之職。孫中山照準。蔣介石不知陳意，還想找孫中山為陳說情。不成，便也辭職。在回滬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 已非一日，千里咫尺，聲氣相通”。

但陳炯明一叛變，蔣立即拋棄與陳的友誼，站到孫中山一邊。

孫中山正是因為陳炯明的叛變，第一次對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言中寫道：“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 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性格及處事方式，卻甚感頭痛。

蔣介石脾氣暴躁，經常與周圍人關係緊張;動輒辭職不幹，未獲批准也拂袖而去，誰去電報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孫中山任蔣為許崇智的參謀長。僅月餘，蔣便以“軍事無進展”為由離職歸家，孫中山派廖仲愷持其手諭都無法挽留。

1923年6月，孫中山命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蔣到任不滿一月， 又以不受“傾軋之禍”為由，辭職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孫中山委派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剛一個月，蔣就以“經費無著落”為由辭籌備委員長之職。9月，再辭軍校校長之職。

自1918年7月辭陳炯明部作戰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辭黃埔軍校校長，6年時間中，蔣介石先後辭而復職竟達14次之多。

孫中山容忍了蔣介石歷次辭職，獨對辭黃埔軍校之職不能忍受。創辦軍校建立革命武裝，是馬林1921年向孫中山建議的。1923年《孫文越飛宣言》簽署後，越飛又表示蘇俄將提供款項、武器和教練人員，幫助建立軍校。孫中山革命奮鬥幾十年，吃盡了無自己武裝的虧，夢寐以求想建立這一武裝。直至晚年剛有實現的可能，蔣介石又動輒撂挑子不幹，確實大傷了孫中山的心。他對蔣介石深感失望。

歷來極重兵權的蔣介石又何嘗不知黃埔軍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滿的，並非僅僅“經費無著落”，而是在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上， 孫中山沒有指派他為代表，各省黨部亦沒有推選他，國民黨黨史上極其重要的這次大會，他連一張入場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啟程北上。國民黨黨史記載，北上前兩天，“總理令(黃埔)新軍改稱黨軍，任蔣中正為軍事祕書”。這是孫中山給蔣介石的最後一個職務。孫中山北上至去世4個月時間內，再未給蔣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蔣介石1963年11月在臺灣回憶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 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的對我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我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語之間，飽含當年的不遇與委屈。孫中山不曾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何人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呢？蔣介石上臺就其必然性來說，將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來說，則該歸於蘇聯顧問鮑羅庭。

他第一個把把蔣介石推上權力高峰。

鮑羅庭也是一個謎。被派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或蘇俄革命者，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富有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對中國革命的程序發揮如此巨大的影響。

他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出生於拉脫維亞，先後投身俄國、西班牙、墨西哥、美國、英國和中國革命運動。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傳奇。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布魯塞爾、倫敦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決權的43人，一個特殊情況是其中8 人享有兩票的權力，所以大會的實際總票數是51票。

這些數字枯燥乏味，難於記憶，但對20世紀卻有極大意義。

第二十二次會議討論黨章草案第一條關於黨員的規定時，分裂發生了。

列寧的草案建議“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且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可以成為黨員;馬爾托夫的草案也認為接受黨綱和在物質上幫助黨是黨員的條件，但認為只要“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就行了，不必非要參加黨的一個組織。

分歧由此產生。冗長的辯論之後，列寧的草案以23票對28票被否決。

是馬爾托夫、而不是列寧首先掌握了多數。在隨後大會的每一次爭論中，馬爾托夫都以優勢票數獲勝。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會議，一個小組委員會把“崩得”的地位問題提交大會討論時，變化發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們的自治權被否決，憤然退出大會。兩名“經濟派”代表則認為他們的組織“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國外聯合會”在大會之後便不存在，沒有理由再參加會議，也離開了會場。

7名代表突然離去，大會總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戲劇性的是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馬爾托夫的！

還有一名代表臨時改變態度。

列寧的票數由23票上升到24票，馬爾托夫則由28票跌到20票;列寧立即獲得24票對20票的堅定多數。

大會程序瞬間發生的逆轉，是歷史性的逆轉。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列寧的二十四人集團”控制了大會。

大會之後，列寧一派把自己稱為“布林什維克”(多數派)、把馬爾托夫一派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四票之差，兩個驚動全世界的政治派別就此產生。各種語言的辭典都不得不根據翻譯音，增添上兩個嶄新的政治名詞。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寫。

在布林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形成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崩得”，來自猶太語Bund，即“聯盟”之意;全稱“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它是俄國早期宣傳馬克思學說的最大的工人組織。馬爾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組織的領導成員。1900年，一個叫米哈依爾？馬科維奇？格魯森伯格的16歲猶太青年加入該組織。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產生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那一年，19歲的格魯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寧的布林什維克。

格魯森伯格就是鮑羅庭。

鮑羅庭是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介紹給孫中山的。

孫中山說他見過的共產國際人員中，印象最深、最為欽佩的人物，就是鮑羅庭。他稱鮑羅庭為“無與倫比的人”。

加拉罕沒有叫鮑羅庭去改造國民黨。鮑羅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國乾的第一件、也是後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對國民黨的改造。

鮑羅庭之前，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理論上都無法算作一個政黨。它沒有綱領，沒有組織，沒有章程，沒有選舉，也沒有定期會議，連有多少黨員也是一筆糊塗賬。據說有30000，註冊的卻只有3000。交納黨費又是6000。入黨要打手模向孫中山個人效忠，但連孫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黨員”，這些黨員又都是誰。

鮑羅庭告訴孫中山，作為有組織的力量，國民黨並不存在。

孫中山大為震動。此前沒有人對他說過這種話。他已經在著手準備對國民黨實行改造。《中國國民黨黨綱》等一系列檔案也起草完畢。但以前孫中山多次依靠本黨力量改組黨，皆收效甚微。這一回他看好了鮑羅庭。他對鮑羅庭說，老黨員不行了，新黨員還可以。孫中山下決心“以俄為師”，依靠鮑羅庭，運用蘇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經驗，改造國民黨。

鮑羅庭像一部精細嚴密不知疲倦的機器那樣高速運轉起來。他嚴格按照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依靠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黨開始了徹底改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份至關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林什維克黨人鮑羅庭親自起草、中共黨人瞿秋白翻譯、國民黨人汪精衛潤色的。

鮑羅庭死去近40年後，臺灣的李登輝成為國民黨主席。西方資深評論家稱李登輝使國民黨徹底摒棄了列寧的建黨模式。我們很多人聽到後頗為吃驚。他們從來就不知道，幾十年來天天喊“打倒共產黨”的國民黨，竟也用了列寧的模式建黨。

見過鮑羅庭的人都對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銳，思想深刻，而且極富個人吸引力。他講話時手不離菸斗，對任何事物都極其敏感，不管面對什麼樣的記者，都能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將他們征服。只要他一出現，就能控制住在場的人，成為他們的中心。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說，鮑羅庭能夠看到區域性現象的歷史意義，能夠從一系列廣泛的、相互交錯關聯的事件中綜合出局勢的發展趨向，而別人在這些事件面前卻只能感到眼花繚亂。

這正是他最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國的傳統、習慣和禮節。他的房間不掛列寧像，只掛孫中山像。凡與他接觸的人，都對他的非凡氣質和征服聽眾的能力長久不忘。他協調不同派系的能力極強。只要他在，廣州的各種勢力基本都能相安無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願意找他商量解決，他也總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辦法，讓人滿意而去。時間一長，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個人來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以在鮑公館一坐為榮。

鮑羅庭給廣州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他的風格深深感染了周圍聽眾。他的名聲傳遍了遠東地區。革命者稱他為廣州的“列寧”。上海租界則說他是“紅色首都”的“紅色猛獸”。西方評論家則說他正在廣東重複俄國革命的歷史。

連宋美齡也為鮑羅庭的個人風採所傾倒。

她後來回憶說，鮑羅庭站在聽眾中間彷彿鶴立雞群，他一進屋，你就能聽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講英語不帶俄語口音，很接近美國中部方言。

後來蔣介石翻了臉，全國通緝捉拿鮑羅庭，宋美齡仍然說，鮑羅庭是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

周恩來也有著鮑羅庭的風範。

表現出的遇事冷靜、對棘手問題不動聲色的沉著、待人接物的細緻周全、迅速行動能力與長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見各異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無鉅細每每親自辦理的工作風格，與當年鮑羅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鮑羅庭，在孫中山去世後卻被蔣介石弄花了眼。

當時蔣介石要想成為強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個障礙： 軍事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長鬍漢民、財政部長廖仲愷。從一般規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當天，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庭。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裡，鮑羅庭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庭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座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 將中文檔案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裡源源而出。鮑羅庭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 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庭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長，惟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魔瓶最先被鮑羅庭開啟。

其實此前鮑羅庭就看好了蔣介石，為此和總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發生了很大分歧。

加倫認為應該用許崇智，培植與黃埔並行的軍事力量，不能以某個人或某一派系為中心，以防患於未然。鮑羅庭卻認為許崇智的粵軍為舊軍隊，不堪大任;蔣介石的黃埔新軍有主義為基礎，頗具革命性質，可當大任。7月國民政府成立， 加倫再提出要防止軍事獨裁，主張建立軍事委員會制度，以許崇智為軍事首腦;鮑羅庭不同意，支援蔣介石。兩人分歧日趨嚴重，只有莫斯科出來裁決。

加倫將軍不知道，1905年在芬蘭塔墨爾福斯的布林什維克黨代表會議上，鮑羅庭就認識了比他大五歲的斯大林。當時斯大林還是一個叫柯巴？伊萬諾維奇？朱加施維裡的喬治亞青年，與來自拉脫維亞的鮑羅庭一樣，頭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

裁決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加倫將軍被調離廣東。

斯大林對蔣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鮑羅庭的影響。

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提出了頗含政治意義的考慮，而政治顧問鮑羅庭卻在關鍵時刻被蔣介石的軍事才能矇蔽，陷入了個人政治視野的盲區。他親自把極大的權力交到蔣介石手裡。

應了中國那句老話：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這一失失得太大、太關鍵了，以至以前導致其成功的“千慮”最終被毀於這“一失”。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做了充分準備。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軍事機器立即開動，首先針對幾番壓制他的許崇智。

利用廖仲愷被刺案，蔣介石指揮軍隊包圍了許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許崇智傖徨逃往上海。

然後就是胡漢民。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胡漢民先被拘留審查，後被迫出使蘇聯。

廖仲愷則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處理，蔣介石一石三鳥。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半年以後鮑羅庭才明白自己打開了魔瓶。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了。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鮑羅庭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黨同時發生，而且互為因果。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裡，事後從那裡髮指示”;他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孫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討論“容共問題”，鮑羅庭竟然向孫中山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控制中國共產黨。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毫不客氣地致電鮑羅庭：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三、責成我們的同志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這個決定傳到廣州為時已晚。會議上鮑羅庭和瞿秋白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像徵性辯解之後，贊同成立國際委員會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該決議要求共產黨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陳獨秀得知此結果後極為憤怒，接連幾次上書共產國際，表示堅決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強烈譴責並抵制鮑羅庭的妥協政策，特別是對其不同中共中央討論“單獨行事”，表示“非常不滿”，要求共產國際警告鮑羅庭，並告之其無權領導廣東地區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但鮑羅庭在斯大林那裡如日中天，共產國際也只有保持沉默。在廣州的蘇聯顧問也不完全同意鮑羅庭重國民黨輕共產黨的態度。續加侖之後擔任總軍事顧問的季山嘉就說："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政治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趕走了加侖的鮑羅庭又開始反對季山嘉。他說：“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難以想像的複雜的陰謀勾當”，為此“需要玩弄權術”;鮑羅庭認為1926年初廣州的革命形勢是他個人以蘇聯軍事援助為釣餌、依靠蔣介石和汪精衛的軍政力量、在國民黨上層"玩弄權術"的結果;並且以為自己完全控制了廣州的局勢。1926年2月，鮑羅庭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為團長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洋洋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麼，一旦我們提出什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在鮑羅庭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他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後，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 前臺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臺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庭，和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黨。

下一個將是中山艦事件，又是一石三鳥。蔣介石將這後一個一石三鳥推了7個月。國民黨被鮑羅庭由一個鬆散的組織造就為一個虎虎有生氣的組織，在這個組織的全部力量轉到自己門下之前，他還需要鮑羅庭的力量和影響。鮑羅庭的話在汪、蔣、鮑三人之中，仍然起決定作用。西山會議派攻擊他將鮑羅庭“稟為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於鮑”，“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概由鮑召集於其私寓，儼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說作為總司令，只有法國福煦元帥的地位可同鮑羅庭相比。他反覆引用孫中山曾說過的話： 鮑羅庭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因此，追隨鮑羅庭就是追隨孫中山。他相當客觀地把他的擢升歸於鮑羅庭的政治提拔及俄國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他在等待時機。

時機來臨了。

第二次東征大捷使蔣介石軍功威名如日中天。返歸廣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觀者如堵，道為之塞;至汕頭盛況達到空前： 社會各團體整齊列隊歡迎，民眾簇擁，萬頭攢動;一路軍樂悠揚，鞭爆嗶剝，工會前導，次槍隊，次步兵，次汽車，衛隊為殿，連孫中山當年也沒有如此之風光。

廣州的汪精衛、譚延豈、伍朝樞、古應芬、宋子文聯名電蔣：“我兄建此偉功，承總理未竟之志，成廣東統一之局，樹國民革命之聲威，凡屬同志，莫不欽感。東征功成，省中大計諸待商榷，凱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禱企”。

國民政府要員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謙恭，向軍權在握的新秀蔣介石致敬。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

1926年1月廣州舉行國民黨“二大”，到會代表256人，選舉中執委時，有效票總數249張，蔣介石得票248張，以最高票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這就是蔣介石後來說的，21歲入黨到40歲當上中央委員，相距了20年之久。

這一年蔣介石40歲。

會議代表中共產黨員佔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蔣的票。

差的一票也許是他未投自己？起碼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反而顯得更加謙虛。

248強於249。

得票245張的宋慶齡在“二大”講話讚揚東征勝利之後的廣東形勢：“此間一切的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從宋慶齡口中說出來，便是最高的誇讚。

國民黨“一大”連張入場券都未弄到的蔣介石，個人聲名在“二大”達到頂點。

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出現一副對聯，上聯“精衛填海”;下聯“介石補天”。

人們再也不記得還對什麼人有過這種誇讚。

聲名達到頂點後，他便動手了。

1926年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

這回打擊的重點變成了中國共產黨，蘇聯顧問團，還有汪精衛。

鮑羅庭恰巧不在。蘇聯顧問皆被軟禁。再用“整理黨務案”把鮑羅庭架空。共產黨人也在“整理黨務案”後被迫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和蘇聯總顧問季山嘉被驅逐，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說是陳獨秀的對蔣讓步“妥協政策”的惡果，但真相是事件發生後，當時正在廣州的聯共政治局使團長布勃諾夫在鮑羅庭的協助下親自處理，妥協讓步政策是他們強加給陳獨秀的。布勃諾夫事後講了6條理由，第一條就是怕“嚇跑大資產階級”，否則中共“無論如何不能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事後報告處理“三？二0”中山艦事件的報告中，布勃諾夫甚至認為中共只要做“保證這場革命徹底勝利"的苦力，不要去爭領導權，否則“任何過火行為都會嚇跑大資產階級”，“造成廣州政府的危機。最終加劇國民革命失敗。”布勃諾夫的高參，當然就是鮑羅庭。布勃諾夫回國經過上海時，把他的態度告訴了陳獨秀。陳獨秀對事變情況一無所知，匆忙表態，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指令，認為蔣受右派挑撥中，“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應該“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竟然成了幫助蔣“從深淵中拔出來”。蔣介石的回報只是趕走吳鐵城、孫科、伍朝樞等人，雖然這是蔣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庭卻在1926年5月30日寫給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說這樣的交換“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裡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蔣介石打擊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衛對“三·二0”中山艦事件保持著明白和清醒。

汪精衛後來回憶：“3月20日之事， 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絲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

他斥責蔣介石的行動是“造反”。

但斥責完之後，他也只有閉門謝客，悄然隱藏起來，怎樣也不怎樣。

4月初，汪精衛以就醫為名，由廣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馬賽，遠走高飛。

蔣介石就是指汪精衛與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艦劫他去海參崴，所以發動“三·二○事變”。汪精衛倒不用蔣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實實就上了遠走他鄉的外輪。自此，沒有人能夠阻擋他攫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了。革命鬥爭並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縱橫捭闔之術，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依靠和壯大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鮑羅庭恰恰丟掉了這一點。中山艦事件再次成為鮑羅庭與蔣介石的權力交易。通過這次交易，表面上鮑、蔣二人之間的信任達到了別人無法代替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兩個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庭，稱鮑羅庭是“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但這位偉大的政治活動家已經開始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了。1926年8月9日在廣州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鮑羅庭說出了他規劃的“讓蔣自然滅亡”的策略：當時除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畢業生，而蔣與“保定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推進的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 “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這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已經不信任這位權謀大師了。主持遠東局工作的維經斯基是列寧派到中國的第一個使者，1920年3月就來華與中國革命者發生關係，1926年9月12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向聯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報告：北伐雖然在客觀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時也使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而這種危機是鮑羅庭自“三？二0”中山艦事件後推行犧牲共產黨和左派、在國民黨上層對蔣無條件退讓和投降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結果。 9月22日，維經斯基再次向莫斯科報告，指出“鮑羅庭同志在如何對待我們總的對華政策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與總的方針相背離的觀點”，明確提出 “撤換鮑羅庭”。11月6日，維經斯基在繼續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感嘆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中國共產黨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維經斯基的這些報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

斯大林於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做出答覆：“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同時決定非但不撤換鮑羅庭，反而加強鮑羅庭的權力，“所有派往中國的同志均歸鮑羅庭同志領導”，而“鮑羅庭同志直接聽命於莫斯科”，並給鮑羅庭頒發紅旗勳章，“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做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庭同志協商。”戲劇性的場面很快出現了：被撤職的不是鮑羅庭，而是維經斯基。1927年3月10日聯共政治局改組遠東局，任命列普謝為書記，鮑羅庭正式進入遠東局。維經斯基還在以遠東局書記的身份指導中共籌備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遠東局內部卻已經被撤職。遠東局隨後也置於鮑羅庭的領導之下。此時斯大林還不知道：歷史給鮑羅庭的時間已經進入倒計時了。1927年4月 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5月5日，斯大林在聯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團和提供50萬盧布的決定。但讓誰去“組建可靠的部隊”？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斯大林語焉不詳。5月13日斯大林講了另一段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決定很快不了了之，轉而實行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令共產黨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保持領導”。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

斯大林得知此訊坐不住了，於5月30日給鮑羅庭等人發出“緊急指示”：(一)動員2萬共產黨員，加上5萬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二)“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斯大林不會不知道，四年來聯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裝國民黨不武裝共產黨的政策，根本無法通過一份“緊急指示”改變。而權謀大師鮑羅庭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是執行武裝工農政策的人。他鼓動陳獨秀出面給莫斯科一個模稜兩可回覆：：“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本來這個緊急指示是發給鮑羅庭等三個俄國人的，本應由他們回覆莫斯科。但是他們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說“不”會帶來怎樣的後果，於是推給了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讓陳一人獨自承擔了違抗斯大林指示的責任。局面已經完全無法靠鮑羅庭的權謀來收拾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決議“分共”，大革命完全失敗。近代中國是個大舞臺。這個舞臺演繹了多少興衰、美醜、勝敗。原先默默無聞者，可以在這個舞臺上大放異彩;大放異彩者，最終又在這個舞臺上暗淡失色。發現、提攜蔣介石的鮑羅庭就在1926-1027一年的跌蕩演變中，由蔣介石所謂“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變成了一個要立即捉來槍斃的“煽動赤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間出現蒼海桑田的演變，完成讓人瞠目結舌思維轉換。鮑羅庭不像蔣介石想像的那樣複雜，蔣介石也不像鮑羅庭想像的那樣簡單。這個前日本士官生內心深處還是欽佩那些直面反對他的人，卻深惡痛決那些他以為要利用他的人。當年反對鮑羅庭獨用蔣介石的加倫將軍回國後，1938年10月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捕。蔣介石接到駐蘇大使楊傑的報告，還想保加倫一命，要孫科以特使身份赴蘇轉告斯大林，請派加倫至中國做蔣的私人顧問。但蘇聯的肅反行動太快了，加倫從被捕到被槍決僅有一個月時間。斯大林告訴孫科的，已是他的死訊。

想保加倫性命的蔣介石，卻一直想要鮑羅庭的性命。

加拉罕當年給孫中山的禮物，是鮑羅庭。蔣介石最後給鮑羅庭的禮物，是通緝令。(本文摘自《苦難輝煌》，金一南著，華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