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妓賽金花真面目 文人“借古喻今”的道具

賽金花一生大紅大紫過三次：第一次在義和團運動中；第二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後，舉國“不抵抗”的氣氛下，落魄潦倒的她突然被北平小報的記者挖出，如出土文物般趕赴各種宴會充當花瓶兼白頭宮女；第三次則是1936年夏衍的話劇《賽金花》公演後。她都沒來得及看到這部戲，就於當年的 10月21日死去。

她最為人熟知的事蹟其實只有一件，即在庚子年間與八國聯軍元帥瓦德西的一段關係。幾十年屢屢翻炒，也不過是對此的不同闡釋。真耶假耶，無人關心。

李師師還是王昭君？

賽金花的跌宕人生始於1893年—這一年，她的丈夫，同治七年戊辰科狀元、曾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欽差大臣”的洪鈞去世。作為下堂妾，她開始在上海重操舊業，掛牌為妓。

前面一段人生晦暗莫明，人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生於哪一年，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賽金花下堂時已經不年輕了，然而“狀元夫人”的頭銜，去過歐洲的經歷，還有傳說中能說英法德三語的本事，都給她平添許多魅力。不久後，她又北上天津，來往京津之間，結識了不少北京的豪紳顯宦。

在天津為妓時，“賽金花”這個名字正式出現。

她在北京城是一個時髦人物。上海的過氣名妓去北方走穴，本就大受歡迎，何況又是經歷如此奇特的神祕佳人呢？她把上海花界的潮流行為帶到了保守的北京，常著男裝在街上騎馬，“奇花異服”，被人目為妖孽；在北方花界的風氣影響下，與客人“拜把子”，自稱“賽二爺”，舉止行動都出位大膽。

1900年前，她就是小報上的常客。上海的小報逐日連載她在北京的活動，無非是與某人相狎或客人為她大打出手之類花邊八卦。這一時期小報奇發達，任何時代的人民都需要娛樂，妓女就是當時的娛樂明星。

庚子之後，賽金花從一個普通的名妓升格為“九天護國娘娘”，關於她與瓦德西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期關係的記載，見諸大量晚清筆記、小說。厚道者如吳趼人在《賽金花傳》中僅僅點到為止：“金花以通歐語故，大受歐人寵幸，出入以馬，見者稱為賽二爺。”但更有許多人言之鑿鑿，稱瓦德西不但是她的入幕之賓，而且對她“言聽計從”，賽氏“隱為瓦之參謀”(柴萼《梵天廬叢談》)，甚至傳說正是因為賽金花的進言，才讓瓦德西下令不得濫殺北京百姓。所謂“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樊樊山《後彩雲曲》)。

1905年，以她為主要人物貫串全篇的小說《孽海花》出版，風靡一時，“再版不下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她的知名度再上層樓。此書前六回原是金鬆岑所作，保留的引首詞中亦涉賽瓦在庚子年間事，雲“虎神營荒，鸞儀殿闢，輸爾外交纖腕”，雖然曾樸續成的全書沒有來得及寫到這一段，但卻大肆渲染她在隨洪鈞出使德國時就已與“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瓦德西私通，成為另一段公案。

這個時期世人目賽金花，仍然跳不脫“天生尤物”、“紅顏禍水”的觀念，如樊樊山的《後彩雲曲》，津津樂道她如何“淫亂官禁，招搖市塵，晝入歌樓，夜侍夷寢”，另有更荒淫的細節，如儀鸞殿火災，瓦德西抱她穿窗而出等等，雖然是僅“得自傳說”，然而卻顯示了中國文人情色想像的極致，有吊名女人膀子的快感。中國文人歷來還有誇大女人作用的習氣，譬如安史之亂全是因為楊貴妃，而明清易代則是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關係，於是他們將賽金花比作李師師，又比作王昭君，再借她來感嘆世代更替，“彩雲易散琉璃脆”(樊樊山《前彩雲曲》，賽金花曾用“富彩雲”、“傅彩雲”作藝名)，“白髮摩登何足數”(《後彩雲曲》)。

自己都說不清的神話

1933年，早就被人遺忘的賽金花又出現在大眾視野裡。事起她央人寫了一張呈文要求免除房捐八角，被北平《小實報》的記者管翼賢發現，立即前往賽家採訪，在報上大加炒作。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大眾興趣所在，仍然是那一段賽瓦情史。

然而隨便找幾篇訪談一看，便發現有問題。在這件事情上，賽金花本人的敘述顛三倒四，自相矛盾。

例如她對劉半農與商鴻逵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曾繁的《賽金花外傳》同樣是採訪她之後所寫，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

至於1900年的一段韻事，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本人全盤否認：“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她強調的是她的俠義行徑：八國聯軍在北京城中肆意殺人，她便向瓦德西進言，稱義和團早就逃走，剩下的都是良民，實在太冤枉。瓦德西聽後下令不準濫殺無辜，因此保全了許多北京百姓。當然，還有一些她自認為驕傲，後人看著卻難評說的行為：例如她自稱為聯軍辦糧草，以個人名義擔保，打消了一些商人心中的疑慮，也讓他們狠狠宰了外國人一刀；又為了阻止聯軍到處搶花姑娘，她主動介紹妓女給他們，每次收費一百塊，又狠狠宰了他們。

總之，在這些賽金花的自述中，她與瓦德西是純潔的朋友關係，因為撇得太清，倒叫人不大相信。故而孫次舟諷刺道：“固不論賽金花正做著妓女生意，就是她被瓦德西那麼信任，如果沒有床笫之私，也未免太辜負人家的好意了吧！”

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雜誌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餘下堂，向餘表示愛情，餘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她的這番說法，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則是全盤否定，認為她根本不可能和瓦德西相識。後者中最典型的就是丁士源和齊如山。要命的是，他們兩人的說法看起來十分可靠。

丁士源曾是賽金花的恩客。據他在《梅楞章京筆記》中所述，其時賽金花有個客人是為德軍做翻譯的葛麟德，因此她所住衚衕鄰居有什麼事，往往請她求葛幫忙。她曾易裝為男子，想和丁士源混入中南海開開眼界，孰料未能進去。回來後丁士源將此事告訴了同住的鐘廣生和沈藎，二人添油加醋寫了假新聞說她如何被瓦德西看上，投到上海的《遊戲報》和《新聞報》，造了一個天大的謠。

而齊如山自述在庚子辛丑一年間，“我和賽金花雖然不能說天天見面，但一個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兩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在他的回憶中，賽金花不過是一個和德軍中下級軍官鬼混的妓女，拉拉皮條，借八國聯軍之勢，到處敲詐恐嚇一番，再趁機做點小生意，賣點東西給外國人。他認為賽金花絕對不可能認識瓦德西：第一，她只能說兩句日常的德國話，根本不夠談國事；第二，有兩次他見到賽金花時，她都與下層軍官在一起，聽到瓦德西要走過來了，大家都露出倉惶的神色，不希望讓主帥看到和中國妓女在一起，由此證明二人絕不相識。

齊如山回憶中的賽金花，與她自述或文人筆下的“俠妓”大不相同，感覺卻較近於實際情形。她只是一個腦子靈活、有點手腕卻不脫庸俗風塵氣的妓女，軍隊初入城時，或者需要一些像她這樣本地還比較吃得開的人物(因此她自述曾為軍隊找供應商也不是不可能，但不太可能是瓦德西交待她做的)，然而終究他們所想的不過是混水摸魚撈一票。如卜正民在《合作》這本書中所寫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關係：“他們主動順應形勢，相互適應，相互妥協，討價還價，最後串通起來。他們必須這麼做，因為已走投無路了。”

然而這一種比較平實的形象，是大眾甚至賽金花本人都不願接受的。老派人用她來感嘆世風日下、士大夫階層集體墮落，“靈飛(按：賽金花後嫁魏斯炅，改名魏趙靈飛)憑夷酋勢，不作威福德，使其不為女子而為丈夫身，我知其愛國愛民，而為好官吏必矣。”(楊雲史《靈飛墓詩碣》)這一種借“愛國女性”來諷刺“賣國官吏”的思路一直延續到夏衍的《賽金花》一劇。而賽金花本人憑藉不斷講述自己的傳奇經歷，亦在困苦的晚年獲得了關注—不但是公眾的興趣，還有實質的物質幫助，甚至得以常常出席各種宴會，一如現今PARTY上的各類“貴族後裔”、“世家公子”之類花瓶角色。

當講述經歷成為謀生手段，真實與否就不再重要，因為無人會追究神話是不是真的，各人都從神話中獲得自己想要的。

借古喻今的道具

1933年是“賽金花熱”的一年，在“一二八”後“不抵抗”的低壓中，借古喻今成為一種時髦，然而更多的只是單純的商業目的。如北京的哈爾飛戲院演賽金花的戲，在報上大打廣告，宣傳有賽氏本人上臺演講，但因她喉嚨痛請人代講，還引起觀眾譁然。再如南京大世界的老闆請她去表演，每月五百元酬勞等等，讓人看到炒作心理的古今大同。

更有許多人預備將她搬上舞臺。如張競生與明星電影公司接洽拍庚子年間的賽金花，胡蝶要約她上電影(賽金花表示：我極願上鏡頭)，一系列活動以夏衍的《賽金花》在金城大戲院公演達到高潮。

雖然夏衍表示“我就想以揭露漢奸醜態，喚起大眾注意，‘國境以內的國防’為主題，將那些在這危城裡面活躍著的人們的面目，假託在庚子事變前後的人物裡面，而寫作一個諷喻性質的劇本”，然而關於是否美化了賽金花，賽金花究竟是愛國女英雄還是賣國女漢奸，劇本是否侮辱了中國人，要不要“國防文學”……左翼與右翼內外都吵作一團，最終以張道藩往舞臺上扔了一個茶杯，而後禁演了結。

這一些事情她全都不知道，賽金花從來沒有看到過舞臺上的自己，這一年她淒涼地死在骯髒的小屋子裡，唯有破被一條。

1934年《申報》記者採訪賽金花，失望地發現她“甚且並不知道國家為何物，更無論愛國與否矣”，“今日之賽，不但不聰明，甚至說話毫無條理，使人有疑為神經病者之感”。或許這才是她的真面目，卻是不被需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