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務員的官邸制：被貶官員只能租住民宅

實際上，自秦漢起，中國古代的赴任官員，就由國家提供住房。不過，那時的官員住房不叫“官邸”，而叫“官舍”。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日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相容辦公場所的含義。若用現代語彙表述，大抵就是機關住房的意思。

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宋孝宗、司馬光、歐陽修均在官舍出生

《漢書》卷三十九記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云云。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布《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巨集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於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西漢後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寺舍)，已經是普遍現象。《太平御覽》卷四九一引《漢書》稱，光祿大夫魏霸喪妻，其長兄還特意“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宋書》卷四十一記宋武帝生於“丹徒官舍”，其父劉翹時任晉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紀》記宋孝宗“生於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趙子時在秀州居官《成都文類》記司馬光生於郫縣官廨，其父時任該縣縣尉。《曲洧舊聞》卷三記，歐陽修也是其父親任綿州司戶參軍時“生於司戶官舍”的，後人還把這個住宅改為“六一堂”(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以志紀念。

被貶官員不得享受官舍待遇，寇準、蘇轍等只能租住民宅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某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某得知後，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覆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

州郡府縣官舍都在衙署之內，俗稱“內衙”或“私宅”，“衙內”由此成為官府子弟代稱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餘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京朝官舍住宅緊張，東漢太中大夫張湛只好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捨去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各地光復的報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級地方官多在義軍攻打衙署時束手就擒或攜眷出逃)。但京朝官住房的解決方式，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漢時“吏”之概念包含“官”義)，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乾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2620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以及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等。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唐李賢註解，洛陽共有十二個城門，中東門是其中之一，門衛編制中有一個秩六百石的候吏，職掌是迎送從此門進出的賓客，“候舍”就是候的住所。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階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捨去，其表面理由是既然“稱疾不朝”，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遞進一層推度，京師官舍緊張恐怕也是一個原因，不如自己識相。

退休離任必須搬離官舍，唐代永寧坊一幢住宅先後住過王鍔、韓令弘、史憲誠、李載義等許多大臣

“屋宇並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係上考察，分佈在長安居民區裡的京朝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階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

《大唐新語》卷三記，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准，“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舍，搬進其它房子。

《唐語林》卷七記，永寧坊有一幢被風水先生稱為“金盞地”的住宅，先後有王鍔、韓令弘、史憲誠、李載義等許多大臣住過，可知這都是與職務相關的待遇。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於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小官員居住官舍的情況也有，盧照鄰《病梨樹賦並序》稱：“癸酉之歲(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餘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謂：聽坊內的老居民說，以前鄱陽公主在此住過，名醫孫思邈也在此住過。看來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

《長安志》卷八稱，北街崇仁坊與尚書省選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參加考選的官員而在“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來應有官舍供付費居住，於是“晝夜喧呼，燈火不絕”，恰是機關集體宿舍的景象。

此外，還有一些部門依然保留著官員家屬可住機關大院的待遇，各有其特殊緣故。如《東觀奏記》稱，“故事：京兆尹在私第。崔郢為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即唐宣宗)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又如隸屬中書省的集賢院，類似中央學術文化中心性質，置有一批高階學士，也專為他們建造了舒適的住宅(《南部新書》)，以示尊重人才。再如像御史臺、大理寺這類肅紀司法的機構，有關官員亦必須住在衙署內，以防作弊。

傢俱雜用不許擅自添置、不得帶走，王安石夫人搬出公房時也沒能帶走一張藤床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傢俱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傢俱雜用有63種200餘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

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彙報。朱元璋得知後，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典故紀聞》卷四)。據此可知，給你多少傢俱，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犯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俱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裡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彙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犯。

因為缺少專項的建築和維修基金，又無完備的物業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務廳兼管，在州縣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數時態下，機關住房的條件包括有關生活裝置，都很差勁，通常總要隔許多年才得大修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