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丹陽 誰是比呂布更無恥的八姓家奴？

馮道，字可道，自號長樂老，以漢人身份歷仕沙陀、契丹等多個異族政權，被《資治通鑑》評價為“滑稽多智，浮沉取容”，是個“謗滿天下，譽滿天下”的人物。

非議他的人，因為他見風使舵，阿諛諂媚，毫無骨節，從屬多主。讚譽他的人，就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認為馮道一生經過唐末五代八十餘年政治，五代五次亡國，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後還封王，堪稱官場不倒翁，佩服他的智計和權謀;另外一部分，則是欣賞他“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的品格，認為他雖然身處腌臢之中，可是能夠出淤泥而不染，不僅為官廉潔、嚴格自律，還體恤民生、熱助鄰里，的確十分難得。

在對於馮道這個文人兼政客的看法上，鄙人大抵持否定態度。眾所周知，百川東歸海，群星向北鬥。亂世之中，精英泉湧，以其敏銳擇主而事，賢才流向英主，以其智慧相佐而成大業！伊尹曲線見商湯，呂尚渭水釣文王，管夷吾佐齊桓公成霸主，伍子胥助公子光奪位稱王。領袖靠英才而有天下，英才因功勞而拜相封侯。主僕雙雙彪炳後世，名垂青史。我們不得不承認，不是每個人才都有“一擊則中”的眼光，能一下子找到一個胸懷天下且能賞識自己的“老闆”。伊尹在見商湯之前，尚且寄居於有莘國君之庖，一代名相姜子牙也曾錯投紂王(據《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載：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管夷吾、伍子胥就更是標準的“貳臣”。

正如《貳臣傳》所言，出現貳臣，不能單單責怪臣子不忠，“老闆”昏庸腐敗，不納忠言，自毀長城，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對於淪為“貳臣”之人，倒也不必以那套“愚忠論調”去過多譴責，只要他日後能夠恪盡職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便可前事不計。

但是如果一個人一生都在更換主人，且不斷的以“良禽擇木，賢臣擇主”為藉口，替自己辯白，這個人的政治道德就可想而知了。不用說在崇尚氣節的古代官場，就是在當今的政界甚或商場，恐怕馮道這類人的品格也是受人鄙夷的。

無怪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冷成金先生，評價馮道說：“馮道的確是一位‘長樂老’。中國人說‘知足者常樂’，馮道是有官就長樂;中國人說‘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馮道是無官不能活，有官萬事足。

馮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學’。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場常勝將軍，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義也許就是教人怎樣做官，他用一生的實踐向人們宣告著官場不倒的祕密：良心喪盡+善於投機。”

有人說在五代十國那個年代，軍閥割據，戰亂頻仍，以一介文人之資，的確難以改變什麼，所以馮道也許是“勢之所迫”啊！但事實上，馮道不僅不是“勢之所迫”，更以自己多番易主、道德敗壞為榮——他的欣然自得、厚顏無恥之態，在他的著作《榮枯鑑》中表露無疑。

一、《榮枯鑑》造就了五代以來，官員無脊椎，為做官而做官，尸位素餐，不理百姓疾苦，只顧自己謀身固寵的陰暗文化。

時值近代，有不少文人墨客出來為馮道洗地，以便他朝“以身效法”。他們苦心孤詣的從《五代史·馮道傳》、《新五代史》及《資治通鑑》中找出隻言片語，說馮道也曾艱苦樸素，為民說話。

示例如下：一天，明宗問臣下年景如何，臣下們大多說了些粉飾太平的話，但馮道卻給明宗講了一個故事。馮道說：“我當年奉命公幹，途經井陘。我早就聽說井陘是個很難走的地方，人馬到了那裡，多發生被絆倒摔傷的事。因此我十分小心，沒有摔倒。沒想到到了平地，卻差點摔死，我這才明白要處處小心，時時提防。我的事雖小，卻可以用來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為五穀豐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要兢兢業業，不要放縱享樂，這是我們臣下所希望的呀！”又有一次，明宗問馮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麼樣？”馮道趁機進言說：“唐朝有位叫聶夷中的詩人，寫了一首《傷田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帝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宴，偏照逃亡屋’。”明宗聽後，連說好詩，並命人抄錄，經常誦習。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誇誇其談，但一落到實處，就全然不是那麼回事的人。單單是聽幾句大義凜然的話，恐怕還不能令老百姓完全信服。後面如果沒有切實利國利民的行動，那麼前面也只好稱之為“賣直取忠”、“道德作秀”。

在“賣直取忠”這種下三流的表演上，張湯、開濟也比馮道不遑多讓！

在這類人看來，忠誠與正直，已不再是什麼必備的品質，而是可以用來取悅皇上，矇騙百官的資本。比如說張湯在審理諸侯王謀反案的時候，涉及到兩個人，其中一個叫伍被，還有一個人叫嚴助，這兩個人要不要殺漢武帝是有猶豫的。漢武帝的原意是說這兩個參與謀反的人漢武帝想寬恕，但是張湯是堅決反對，張湯說伍被是淮南王謀反的主要參與者，嚴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諸侯相勾結，如果這兩個人不殺今後的人就沒法管了。一直跟漢武帝頂，最後頂到漢武帝讓步，只好把這兩個人殺了。這個表面上看張湯是頂撞了漢武帝，但是張湯是越頂撞，漢武帝對他是越喜歡。這就奇了怪了，為什麼他越頂撞他越喜歡呢？張湯把漢武帝琢磨透了，這叫小罵大幫忙，因為他主張殺這兩個人實際上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在這一點上他跟漢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時候頂撞一下，漢武帝反而覺得這個人正直，而且這個人敢於說話，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朱元璋法目如炬，卻還是揪出了與張湯套路類似的刑部尚書——開濟！

單看開濟雷厲風行的外表，「以綜核為己任，請天下諾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的治績，甚至宰殺當朝駙馬歐陽倫的魄力，我們哪裡會想到他竟是一個能把死刑犯運作出獄，以換取錢財的鉅貪？

又哪裡會想到他是一個瀆亂人倫，役娶甥女，霸奪妹產的無恥小人？

在一個充滿仁、義、禮、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條主義政府內，忠直的外表與大義凜然的姿態，居然可以用來貪墨腐敗、瀆亂人倫！

可悲的是開濟？抑或當時的禮法與察人觀？

類似於開濟之流的官員，只有到魂歸九泉的那一刻才會徹底悔悟，然而只要一息尚存，總是要高聲疾呼忠君愛國、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馮道在明宗時期已經淪為“貳臣”，如果再不像開濟與張湯一樣表演一番，無論對《史書》還是對百姓，似乎都交代不過去。故而在摸透了明宗的脾氣之後，才有了上面那番“冒死諫言”的佳話。其實以馮道自心而論，他是決計不主張冒死諫言，替老百姓說話的，這番心得在《榮枯鑑-聞達卷》裡寫的清清楚楚：

仕不計善惡，遷無論奸小。(譯文：做官不做官，升職不升職這類事情，根本不是以善還是惡、君子還是小人來作為判斷標準的。)

悅上者榮，悅下者蹇。(譯文：讓上邊的領導高興的，日子必定好過;讓下邊的群眾高興的，碰到的困難卻會更多。)

君子悅下，上不惑名。(譯文：君子讓下邊的群眾高興，可上頭的領導並不覺得你在群眾裡的好名聲有什麼意義。)

小人悅上，下不懲惡。(譯文：小人討好上頭的領導，下邊的群眾可能會反感，但是，這樣的反感並不能對你有任何損傷。)

下以直為美，上以媚為忠。(譯文：下邊的群眾以道德高尚剛正不阿為美德，上頭的領導會把諂媚順應當做忠誠。)

直而無媚，上疑也;媚而無直，下棄也。(譯文：道德高尚，但是毫不順應領導，上頭就該不信任你了;順應領導，但是讓下頭人覺得你不地道，下頭人就該反對你了。)

上疑禍本，下棄譭譽，榮者皆有小人之謂，蓋固本而舍末也。(譯文：可是，上頭不信任你，你就完了——這是根本，下頭反對你，頂多是給你來個壞名譽——無所謂的事兒。因此，那些功成名就大富大貴的人都難免被人稱作小人，就是因為他們選擇了保住根本，顧不得那些沒有意義的名譽了。)

富貴有常，其道乃實。(譯文：想富貴麼？規律很簡單：一切從實際出發。)

福禍非命，其道乃察。(譯文：禍福其實並非命運註定，也有規律可循：看你是否善於觀察和判斷。)

實不為虛名所羈，察不以奸行為恥。(譯文：一切從實際出發，就別受那些毫無實際意義的虛名的束縛。善於觀察判斷，就別老以壞人壞事為恥辱，那會搞得很不客觀。)

無羈無恥，榮之義也。(譯文：沒有名譽的羈絆，沒有恥辱感的束縛，你離顯貴發達也就不遠了。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要是真想追求名譽，你就別去當官，好名譽不是當官兒可以當出來的。)

求官者莫名，德非榮也。(譯文：要是真想當官，你就別管什麼名譽了，道德高尚跟富貴榮華是兩碼事兒。)

二、《榮枯鑑》刻意將官員與百姓的利益對立起來，公開主張官員不為百姓說一句話，不為百姓辦一件事。

樹立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的生死觀，是當前思想領域內最緊急迫切的一件事。即便是封建時代的平庸君主，也懂得經常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這些格言拿出來念一念，以此勸諭大臣。因為他們雖然做不到真正的為人民服務，但是為了安撫民心，忽悠百姓，總要裝裝孫子。

然而作為國家二把手的馮道，就敢公開跳出來叫囂：當官本來就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國家，更不是為了人民。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自己就危險了。所以聰明的人摒棄這種做法。

對此，《榮枯鑑-解厄卷》記載如下：

無憂則患烈也。(譯文：什麼都不操心，你就離倒黴不遠了。)

憂國者失身，憂己者安命。(譯文：不過，操心根操心不一樣。為國家操心的人，只能把自己搭上;為自己操心的人，卻能樂享安然。)

禍之人拒，然亦人納;禍之人怨，然亦人遇。(譯文：禍事是人不想要的，但也是人自找的，人人都討厭有禍事，但人人都難免碰上。)

君子非惡，患事無休;小人不賢，餘慶弗絕。(譯文：君子不做壞事兒，但倒黴事兒一個接一個，小人不幹什麼好事兒，卻能夠常年樂樂呵呵。)

上不離心，非小人難為;下不結怨，非君子勿論。(譯文：讓上頭領導對自己完全放心，不是小人就難以做到;讓下頭群眾不怨恨自己，不是君子您就別想了。)

禍於上，無辯自罪者全。禍於下，爭而罪人者免。(譯文：上頭要找彆扭的時候，只有裝孫子認罪才能保全自己;要是下頭起了負面意見，就只有搶先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裝好人，才能免去責任。)

君子不黨，其禍無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譯文：君子不愛拉幫結夥，所以，真有了禍事，沒人會幫助君子。小人有一大幫酒肉朋友，成事解圍，全都靠這幫人幫助。)

道義失之無懲，禍無解處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諒矣。(譯文：不講道義不會造成什麼實際的惡果，有了禍事沒人幫可就必然倒黴。做君子倒了黴只能束手無措，所以，大家選擇做小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馮道這類官員眼裡，本本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反倒是“求真務實”的體現，“為人民服務”卻成了不切實際的“理念”。隨著五代烽煙的漸漸遠去，《榮枯鑑》這套原則和思想，卻並未伴之歸入黃土，而是如同饕餮惡鬼，流毒後世。

它給千千萬萬的基層公務員留下這樣一個思想烙印：為民請命者不得好死，愚蠢之至;明哲保身才是王道真理，智者所為。

以往捨身求法、淡泊名利的人，雖然無產無業可留，但有清德可傳，會播芳名於萬代。可是隨著《榮枯鑑》中陰暗文化對大眾的洗腦，那些甘於奉獻的人現在不僅得不到好處，甚至連一個“善名”也都留不下，白白被人看做傻瓜。

試問在這樣一個思想氛圍下，初入官場的公務員是會選擇做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還是“心憂天下”的清官廉吏？！

三、《榮枯鑑》主張“御下以利害”，完全依靠朝廷佔據的強大資源霸控下屬及百姓，將道德、理想與信仰拋諸腦後。

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曾經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意思是禮、儀、廉、恥是維持國家的四個基本要素，如果這四個要素不能貫徹執行，則國家很容易滅亡。

現在的國家機器遠比幾千年以前複雜得多，它的運作和維繫也不可能單單再依靠這四個簡單的道德要素。縱觀當今的世界政治格局，我們就不難明白，單單從道德層面來考量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是否穩固，已經不合時宜了。但是管仲這句話，給了後世為政者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國家需要有信仰，官員與百姓需要有道德。惟其如此，國家機器運作起來才順暢。否則，韓非子在《亡徵》中所提出的那七十多種亡國之兆，就會相繼出現，民不聊生。

歷觀五代之前諸多王朝的統治階級，他們內部很少有一個宰相級人物勸諫帝王，要單單依靠自己所佔據的強大資源來控制下屬和百姓的。然而馮道這個官場奇葩就做到了！

他在《榮枯鑑-降心卷九》中這樣寫到：“術不顯則功成，謀暗用則致勝。君子制於親，親為質自從也。小人畏於烈，奸恆施自敗也。恩莫棄賢者，威亦施奸惡，恩威戒偏也。”

簡單的說，就是凡事依靠三樣法寶——槍桿、錢袋、權謀，不講任何政治道德、人情義理。對於那些敢於殺身成仁，跟上頭對著幹，為老百姓爭取合法權益的，就拿你的家人威脅你;對於那些惡毒的小人，當然就要以惡制惡，以毒攻毒，小人不要臉，我就更不要臉;對於那些普通人，就拿關乎他們自身利益的小恩小惠來說事，想要辦社保、辦保險、辦住房公積金、升職加薪的話，你就乖乖按我這套來。

一個從來不問人民幸福，只追求國民全體服從、化為魚肉，以滿足貴族集團無厭貪慾的國家，即便能維持很長時間，也必然遭致百姓的唾罵和詛咒。所幸的是，以馮道《榮枯鑑》為理論核心的五個政權，壽命最長的一個也沒有超過二十年。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還是回到原點，來看看，在馮道振振有詞的《榮枯鑑》中，在他這滿是格言警句的“道理”中，有一個東西是貫穿始終的，那就是“損下益上”的理念。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只有向強權低頭，龜縮自保，始終不為了老百姓而得罪上位者，才能官運亨通！

也許，馮道這番言論符合某些事實甚至基本符合事實，社會現實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印證他所說的話，人類歷史的實踐和經驗也能佐證他的觀點，甚至一個低階公務員按他所說去做，還真的就能“成功”，但是，他忘了一點：對於政治來說，光有事實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價值;對於一個人來說，光有“成功”是不夠的，還應該有仁義。

正如鮑鵬山教授所言：人類世界，不僅僅是事物的總和，也不僅僅是事實的總和，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價值。

事實，再加上價值，才構成人類世界。否則，就是動物世界。

價值，才決定人類世界的性質。

在人類世界的構成中，抽掉了價值，就沒用了意義。這樣的世界，不值得我們維護，它也必然崩潰。

四、對內宣揚忠君愛國的理論，對外巴結逢迎，甘作“漢奸”，是《榮枯鑑》貫穿始終的文化基調。

唐末皇帝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競爭的工具，以致“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軍閥之間經過十餘年的相互吞併，在北方出現了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首的強大軍事集團。這些軍事集團最初，無一不是依靠鎮壓、屠殺農民起義軍起家的。

李克用的得力部將(後晉高祖)石紹雍自也不能例外，且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鬥爭中，戰績彪炳，頗為李存勖所讚賞。

唐末農民起義，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然而石紹雍卻跟隨李克用對龐勳所部血洗屠殺，毫不留情。理由很簡單：身為大唐子民，應該窮死不為娼，餓死不為盜！更何況揭竿而起、背反朝廷！簡直是對“忠君愛國”四個大字的公開悖逆！

問題是，我們的石紹雍先生既然知道身為臣子必須忠君愛國、恪盡臣節，恨透了那幫亂臣賊子，自己又何以先叛大唐，再叛後唐，甚至乾脆割讓燕雲十六州以及歲輸布帛30萬給契丹，並甘當百依百順的“兒皇帝”以換取契丹對自己的支援，將北方百姓置於契丹鐵蹄之下？

石紹雍的心腹大臣馮道，在《榮枯鑑》中對此表示支援和理解：“位高節低，人賤義薄。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壞其身。君子避於亂也，小人達於朝堂。節不抵金，人困難為君子。義不抵命，勢危難拒小人。不畏人言，惟計利害，此非節義之道，然生之道焉。”

意思是忠孝節義是統治階級來要求老百姓的，如果老百姓做不到忠孝節義，就是“反賊”。但是統治階級不能把這套東西當真，做什麼事都必須考慮利害關係，必要時可以出賣國家利益，向外國人叫爸爸，不必考慮老百姓怎樣叫喊！

馮道這傢伙當真不是說說而已，在他的第三個主子石紹雍面臨“內憂外患”時，他還不辭艱鉅，出使契丹，完成了屈辱媾和的任務。——“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一理念，再一次在馮道及其主子石紹雍身上顯露無遺。

五、總結

崇尚權謀、陰謀、潛規則的文化，是很可怕的文化。它們是一種陰暗的文化。然而這種文化卻被當今大多數人奉為圭臬，甚至被稱作“職場攻略”、“生存哲學”！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這套東西在當下能夠行之有效。如何瓦解陰謀生存的土壤，使我們的政府與企業迴歸合理健康的執行機制，才是促使百姓和官員丟棄權謀，社會良性發展的關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