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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權相嚴嵩之子貪贓淫奢 為何判死刑時無一提及

明朝權相嚴嵩之子貪贓淫奢 為何判死刑時無一提及

嚴嵩,嚴世蕃,是中國歷史上頂尖級鉅貪。

明朝權相嚴嵩之子貪贓淫奢 為何判死刑時無一提及

由於嚴嵩發跡太晚,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多年,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受到明世宗朱厚重用,已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六十多歲,那時雖無到點退休一說,但上帝留給他貪汙的年頭,無論怎樣抓撈,為時不是太多。於是趁早趕快,將他實在不成樣子的“短項肥體,眇一目”的兒子,提拔起來,作為膀臂。這樣,獨眼龍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築京師外城(功)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事。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明史》)。

凡貪官,皆好色之徒,算得上是一個規律。無論古今,貪必好淫,淫必生貪,這兩個人,名為父子,實是貪汙同道,更是縱慾淫友。清周吉士《寄園所記》引《笑史》,記錄了幾則淫蕩的穢史。

一,“嚴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

二,“嚴世番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之香唾盂。”

三,“嚴氏藉沒,郡司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諮眾。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為淫籌焉。’”

因此,當代貪官的手提包裡,無不裝著數粒“偉哥”,以便隨時應戰,也就不足為奇了。所以,明代的二嚴,是中國貪汙史上既貪且淫的雙打冠軍。

明代的皇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個朱厚,成天在西苑修道煉丹,求不死之藥,連朝都不上的。只信任一個嚴嵩,因為這個大貪官,不但字寫得出色,北京醬菜店老字號“六必居”三字,就是他的“墨寶”。詩寫得瀟灑,文也寫得漂亮,尤其他最拿手的“青詞”,堪稱一絕,所謂“青詞”,就是寫在一張青色的紙上的虛無縹渺文字,然後燒給太上老君的符之類的東西。很中世宗的意,因此受到寵幸。相比之下,如今那些附庸風雅的貪官,題詞作詩,汙染環境,就太狗屎了。於是,壟斷朝政二十年,一手遮天。

在中國,反小貪容易,反大貪難,反有背景、有後臺、有高層人物支撐的鉅貪更難。無論古今,凡稱之為鉅貪者,第一,上面有強大的庇護,第二,手中有足夠的權力,第三,身邊有鐵桿的死黨。有了這三者,輕易是奈何他不得的。對嚴嵩而言,這三者,他不但全部具備,而且達到極致地步。第一,他有嘉靖皇帝這把大得不能再大的保護傘;第二,他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地位;第三,他有沆瀣一氣,通同作惡的兒子、幫手、死黨嚴世蕃。

說實在的,在中國貪汙史上,像他這樣實力雄厚,有恃無恐,為所欲為、放手大幹的貪汙集團,再也找不到第二份。清代的和珅,上有乾隆罩著,自己位極人臣,能與之相比,但他的兒子豐紳殷德,貴為駙馬,不過一個紈絝子弟,比之嚴世蕃,其無惡不作的水平,要差得多。因此,嚴嵩六十多歲入閣,算是起步較晚的貪官,他大概沒估計到自己那條狗命,能活到八十多歲,惟恐貪齡不足,就與他那“剽悍陰賊”的兒子一起,結成死黨。二十年,賣官鬻爵,索賂求賕,聚斂無厭,苞苴盈門,蒐括下天大的傢俬。

在東方專制國家裡,貪汙之風是難以禁絕的,但是,反貪汙的正義潮流,不管哪朝哪代,從來是人心所向。儘管反也白反,可是,“過街耗子,人人喊打”,貪官逃脫不掉綁在恥辱柱上的命運。所以,這對父子,儘管保持二十年不敗,然而,御史諫官們的彈劾參奏,哪怕為之終身坐牢,哪怕為之掉了腦袋,也是不屈不撓,前赴後繼,同他們鬥爭了二十年。

據《明史》,“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綿、王宗茂、何維柏、王曄、陳愷、厲汝進、沈練、徐學詩、楊繼盛、周鐵、吳時來、張、董傳策皆被譴。經、練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眾,皆未嘗有跡也。”

讀史至此,不禁怫然。

嚴嵩和他的兒子,得以肆意妄為的大貪特貪,說了歸齊,憑籍的是手中的一張門門通吃的王牌,大明天下,誰能越過嘉靖皇帝?由於“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即不視朝,自二十年宮婢之亂,即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問,以故嵩得逞志。”朱厚等於將整個國家交給了他,這塊肉,他還不是想怎麼吃就怎麼吃,更何況嚴世蕃那永遠填不滿的胃口

在封建社會裡,有時候,皇帝就是最大的貪汙犯,或者,至少也是一個最大的包庇犯。所以說,反貪反貪,不反掉貪官頭頂上那把使其得以貪的保護傘,治標而不治本,抓再多的貪汙犯,也根絕不了官員的貪汙現象。《明史》說這個嚴世蕃,簡直就是京師一霸,其貪贓枉法,其荒淫無恥,其不可一世,連他既奸且滑的老頭子,也不得不認可他的厲害。

嚴嵩晚年,“城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其治第京師,連三四坊,堰水為塘數十畝,羅珍禽奇樹其中,日擁賓客縱倡樂,雖大僚或父執,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喪亦然。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之屬,所到輒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後已。”

他超常的貪汙能量,連他老子也震驚不已。

明周元《涇林續記》載:“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笥篋,既付庫藏,委皆充。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算,將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貽也,亦當令一見。因遣奴邀嵩至窖邊,爛然奪目。嵩見延袤頗廣,已自愕然,復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對,嵩掩耳返走,口中囁嚅言曰:多積者必厚亡,奇禍奇禍,則嵩亦自知不免矣。”

明朝不設宰相,這是朱元璋定的,權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裡,另設幾個文官組成的祕書班子,為其工作,其中主要負責者,即為首輔。嚴嵩在這個職務上待了二十年,終究因為年事已高,精力不足,日見耄昏,對答多不稱旨,使得嘉靖很不耐煩。早先,他的青詞寫得文彩斐然,如今,文思大退,只好著人代筆,再難讓嘉靖滿意。

由於“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厭之”,“會萬壽宮火,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朱厚拜神求道,是個極迷信的皇帝,才不願意到那個失勢倒黴的所在居住,嚴嵩此舉,大有居心不良之嫌,惹得嘉靖惱火。加之“徐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益親階,顧問多不及嵩。”於是,《明史》稱“性穎敏,有權略,陰重不洩”的徐階,接替嚴嵩為首輔。

現在,嚴嵩終於明白,此刻深得帝心的徐階,已非昨天“謹事”於他,只知道唯唯諾諾的徐階了。

當此大事已去,無可奈何之際,這位曾經很看不上徐階的前首輔,也不得不“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階謝不敢。”所以《明史》在《鄒應龍傳》中說:“世番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忽略了徐階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是不符事實的。在《嚴嵩傳》中則指出:“其坐世蕃大逆,則徐階意也。”看來,執筆的史官不同,看法也有不一致之處。但是,嚴嵩設酒請客,他看得很清楚,儘管徐階對老前輩必恭必敬,不動聲色,要跟他算賬,要拿他兒子開刀,是早早晚晚的事情。

因為,在中國,貪汙,有其悠久的傳統,然而,人民大眾和貪汙犯不共戴天的,反貪汙到底的決心,也是永遠堅定不移的。御史林潤、法司黃光升認為,要告倒這個嚴世蕃,最具殺傷力的是其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以及設定冤獄,殘害楊繼盛、沈練罪,這兩項,民憤極大,足以置死。

徐階不以為然,民憤對皇帝來講,算個屁?他拿著他們的讞詞,也就是給嘉靖的上書,問道:“諸公欲生之乎?”

“必欲死之。”

徐階冷冷一笑:“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

歷史的經驗使徐階明白,這些年來,所有劾奏嚴氏父子者,無一不敗的原因,就在於揭發嚴嵩、嚴世蕃的貪贓枉法、聚斂錢財、量值賣官、殘害忠良的罪行時,總是不可迴避的一點,這個嘉靖倘非昏庸失察,任用非人,便是包庇佑護,縱容貪臣。不過不直點他的名,話說得儘量婉轉而已。朱厚是個自負自信,忭躁易怒的人,強迫他接受這份上書,等於預設自己過去錯了,是絕不肯接受的。結果,碰上這樣一個混賬帝王,貪者無罪,反貪者倒弄得一身不是。

所以,徐階不主張告嚴世番貪汙下的金山銀山,那讓朱厚掛不住臉,眼皮子底下,出了鉅貪,絕不是最高統治者的臉上光彩的事;同樣,更不主張告嚴嵩父子製造冤獄,濫殺無辜,無論如何,推出午朝門外斬首,總是奉旨行事,朱厚有其推卸不掉的責任。當皇帝的只有聖明,怎麼能有錯?哪怕99%錯了,只有1%勉強說對,也要大言不慚聲稱英明正確的,所以,想達到告倒嚴世蕃的目的,一定要把嘉靖完全撇開。

於是,這位新首輔建議,要想割下嚴世蕃的腦袋,只能告他以下四條:一,嚴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蓋了一座“制擬王者”的府邸。二,嚴世蕃在京城與宗人朱某某,“陰伺非常,多聚亡命”。三,嚴世蕃之門下客羅龍文,組死黨五百人,“謀為世蕃外投日本”,在進行著武裝訓練。四,嚴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衛把守邊關,近忽“棄伍北走”,企圖“誘致外兵,共相響應”。

這四條罪狀,每一條都是犯上作亂,跟皇上過不去的。一,蓋府邸“制擬王者”,什麼意思?是不是有想當皇帝的野心?二,與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連,是不是要篡權奪位?另立新主?三,倭寇為明代心腹之患,組成反革命武裝,裡通外國,投奔日本,是何居心?四,勾結邊外覬覦我大明江山的異族,起內應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勢,哪還得了?

據說,嚴世蕃最初聽林潤、黃光升要上書,他拿到讞詞第一稿副本,一看,哈哈大笑,“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等到這紙奏書上達天聽以後,“世蕃聞,詫曰:‘死矣!’”於是,朱厚一拍御案,嚴世蕃的末日來臨,《明史》對其死,說得很簡捷,只有七個字:“遂斬於市,籍其家。”

這雖然是明代的一場反貪鬥爭,但歷史作為一面鏡子,總是有其引以為鑑的地方,尤其在反腐倡廉的今天,還是值得我們當代人為之深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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