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在大陸最後暗殺名單 蔣介石親筆添宋慶齡

揭1949年蔣介石暗殺名單：宋慶齡等80人在列——蔣介石在大陸敗局已定的1949年初，曾擬定了一個有80多人的暗殺名單。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敵李宗仁、白崇禧、龍雲、傅作義、宋慶齡等，也有他認為是“異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黃炎培、王造時等，還有學者馬寅初、翦伯贊等，但由於其潰敗之速，超出了原來的預想，也由於中共的及時保護，這個龐大的暗殺計劃基本未實行。

對那些“軟硬不吃”的人，蔣介石也有對付的絕招，那就是——暗殺。這也是蔣介石為何要殺宋慶齡的重要原因。宋慶齡與蔣介石，一個是孫中山的愛妻，一個是孫中山的愛將，兩人另有姻親關係，但是兩人均認為自己是孫中山革命遺願的真正捍衛者，對方是偽信徒。蔣介石初期在生活上的不檢點讓宋慶齡一開始就對他很是側目，不願意讓妹妹嫁給他;蔣介石"清共"，宋慶齡視之為"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聞鄧演達遇害，宋慶齡怒發宣言，痛罵蔣介石等人是自私自利的軍閥、政客;蔣介石大肆屠殺異己力量使得宋慶齡在宗教信仰上也對他採取了否定的態度，認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兩人的關係不好已被外人皆知。

解密軍統最後的暗殺名單上都有哪些人？

二月溪口，春寒料峭。毛人鳳狐憑鼠伏，悄然由上海潛來溪口。蔣介石依舊一身長袍，在豐鎬房召見毛人鳳。毛人鳳咔嚓一聲，端正地行了美式軍禮，蔣介石扶著手杖含笑擺擺手道：“毛局長，隨便點，這次的工作幹得不錯。”毛人鳳心裡一陣狂喜，他明白“這次幹得好”，著實是給李宗仁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也為蔣介石出了口惡氣。

想到這裡，他眼珠一轉，滿臉笑得稀巴爛，點頭哈腰道：“這主要是總裁領導有方，卑職只不過做了應該做的事。”

“呃……”蔣介石把頭一搖，坐了下去，又和顏悅色道：“坐下講，坐下講。”

受到鼓勵，毛人鳳將腆著的肚腹使勁收攏，便將半邊屁股擱在了椅子上。

蔣介石斂住笑，不著邊際地感嘆，“軍統當前任務重啊。對肅清內奸，誅除共諜，嚴懲貪汙，移風易俗，復興民族，改善民主工作，務必切實執行。”

“卑職謹記，卑職謹記！”毛人鳳忙不迭地點頭應道。

“不過！”蔣介石話鋒一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希望軍統同志身體力行總理提倡的三民主義，為鞏固黨國、復興中華民族，挽救黨國危亡，改善民生做最大努力。因此，要教育軍統同志，人人皆應做無名英雄，奮勇犧牲，革命救國，一定可以在大家手裡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鑑於此，我有一個設想……”

毛人鳳這時瞪大了眼，只是機械地點著頭。

“這次讓你來，我是有大事相托的。”蔣介石見火候已到，這才透露心機，“鑑於目前局勢，非用非常手段是不能挽救黨國於危難之機的。你同軍統同志多多商量，給我擬定出一個詳細的名單，對那些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危險分子，不能心慈手軟。要用非常手段加以肅清。內懲內奸，外懲國賊，必須於短期內加以肅清，你明白嗎？”

“是！”毛人鳳迅速反應過來，嘴中發出金屬一般的撞擊聲音。

當即，他返回上海，躲進侄兒毛森的公館，閉門不出，炮製了國民黨在大陸的那份最後的暗殺名單。

其名單如下：

李宗仁、龍雲、白崇禧、黃紹、劉斐、李濟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蘊山、梁漱溟、柳亞子、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馬寅初、洪深、翦伯贊、施復亮、孫起孟、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何思源、陳儀、楊傑、衛立煌、張瀾、羅隆基、章乃器、章伯鈞、史良、沙千里、黃炎培、張東蓀、王造時、儲安平、賀耀祖、範樸齋、程潛、唐生智、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盧漢、劉文輝、鄧錫侯、鄧漢祥、潘文華、鮮英、盧燾、顧毓權、榮德生、袁翰清、劉人爵、張嚴佛、唐伯球、鄧介鬆、肖作霖、陳雲章、安恩溥、龍澤匯、陳汝舟、李宗理、楊玉清、唐鴻烈、麥朝樞、林式增、黃翔、駱介子、毛健吾、祝平、駱美輪、李炯、朱敬、瞿綏如、羅大凡、郭漢鳴、徐天深、劉紹武、王慧民、郭威白、黃耀、彭覺之、楊德昭。

以上人員共計84人，蔣介石稽核後，又親筆添上了宋慶齡、張學良、楊虎城三人。毛人鳳當時大為驚異，他小心翼翼地問道：“這三人也要添上？”

蔣介石不滿地瞥過他一眼，意味深長地說：“你毛人鳳還有菩薩心腸？”毛人鳳頓時嚇得大氣都不敢出。

蔣介石進一步命令道：“你們著手準備，按照名單上的人嚴密監視，具體行動我會單獨通知你。記住，這是黨國的最高機密，任何人都不得洩露。”

毛人鳳連連應聲，領命而去。

就此，軍統在大陸的最後暗殺名單在蔣介石與毛人鳳的密謀中正式出爐。

蔣介石為何一直蓄謀暗殺宋慶齡？

孫中山與宋慶齡結為伉儷時，不少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是少數支持者之一。宋慶齡討厭蔣介石，緣於他對小妹宋美齡的窮追不捨。宋慶齡曾出言寧可看到妹妹死，也不願看到小妹同蔣介石結婚。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發動反革命政變，使得宋慶齡與蔣介石在政治上完全決裂，於是她宣告不再參加國民黨內任何工作，並於9月出國，以示與蔣介石勢不兩立的決心。

一次，美國記者斯諾對宋慶齡提起蔣介石皈依基督教的事時，她立即擺出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馮鏗、李偉森、白莽等慘遭槍殺或活埋的事實，還表示：“蔣介石一背叛革命就開始殺人，因此，只要他是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者，我就不在其中任職;如果他也算是個基督徒，我就不做基督徒。”

蔣介石對宋慶齡是又氣又恨：“如果她不是孫夫人的話，換個人我非砍掉她的腦袋不可！”

蔣介石與宋氏三姐妹罕見合影

為了拉攏和威脅宋慶齡，蔣介石軟硬兼施。宋慶齡出國後，他先是利用孫中山奉安大典的時機，電邀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遺體安葬儀式，並特意為她建造一幢住宅，還任命她擔任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校長。原因很簡單，如果宋慶齡不接受回國邀請，則表明她不達事理，有失人情;如果她回來，則說明宋慶齡已與蔣介石達到諒解。蔣介石還在宋慶齡尚未回國之前放出訊息說，宋慶齡即將歸國參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工作。

但宋慶齡在參加完奉安大典儀式當晚，就回到上海的寓所居住，同時拒絕發表任何政治意見，拒絕蔣介石的房子和高官厚俸。因為在她心中，“宋慶齡的名字和聲譽不能出借”。見利誘不成，蔣介石再派人暗殺宋慶齡，後來這一毒計沒有實施。

暗殺名單李宗仁列在榜首

按照毛人鳳擬訂的暗殺名單，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赫然列在了榜首。那末，頭號目標何以選中李宗仁？

其實，這一點也不足為怪。李宗仁被列為頭號目標，正對了蔣介石的胃口。

早年，李宗仁作為新桂系集團的魁首，在廣州國民政府鼎故變革之際，並同白崇禧、黃紹竑，引領時尚，但開風氣，為兩廣的早期統一，起了巨大作用。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初始，新桂系出動了6萬人馬配合蔣介石一舉蕩平南方。

李宗仁，字德鄰，廣西臨桂人氏，1891年生於一個鄉間富裕家庭。其祖父李印遷本為一名鄉村醫生，開有藥鋪、當鋪，擁有大量田產。李宗仁自幼接受私館的塾師教育。稍長，便考入廣西國小堂。

辛亥革命後，李宗仁入廣西新軍，由排長起家，在紛亂複雜的局勢中，漸升營長。1919年，李宗仁謀得桂軍團長一職，拉起一支約2000人的隊伍，成為起家本錢。在隨後的10多年征戰中，他執牛耳，白崇禧主管軍事，黃紹竑主政外交，三人同心協力，用武力一舉統一廣西，擊敗陸榮庭等老派桂系軍閥，由此形成三巨頭體制的新桂系軍閥集團，此三人被稱為“桂系三傑”，同為國民黨桂系集團的魁首。

蔣介石與李宗仁照片

早年，這三人在廣西志同道合，共同組建起了一隻新型軍隊，通過幾年的角逐，逐漸取得了廣西的統治權。

1926年，李宗仁派黃紹竑聯絡上孫中山，取得了政治上的資本，歸附了廣東國民政府。新桂系由此逐漸演變為一個具有全國性視野的政治軍事集團，不再滿足於佔領一省的狹隘地方勢力。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新桂系兩巨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別擔任了重要職務。李宗仁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白崇禧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行營參謀長，黃紹竑則留守廣西后方。他們出動六萬人馬配合蔣介石一舉蕩平南方，繼而，如犁庭掃穴，由南而北，直打到北平，襄助蔣介石完成了表面上的南北一統。

李宗仁是一個極有個人報負的人。他還是一個營長時，請來當時廣西出名的相術師為其相面。那位算命先生當時就預言：李宗仁今後前途無量，“有九五之尊”。李宗仁對此深信不疑，他認為老家風水好，1925年，完成廣西統一後，李宗仁立即在臨桂老家大興土木，建造府邸，在新落成的立府大門邊請高士題寫了醒目的對聯：“天下皆春，山河永固”，傳遞出自己的真實心跡。

在北伐戰爭中，蔣介石的第一軍表現差強人意，李宗仁的第七軍則所向披靡，被譽為“鋼軍”。這種情形，使李宗仁對蔣介石的鄙夷言詞溢於言表。如“蔣先生原非將材”，“是一位低能的戰略家”，“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端低能”，“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蔣氏最多隻可說是偏將之材，位居主帥之尊，其智慧、德性、涵養均不逮遠甚。”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新桂系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及李濟深的武力支援下，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南京成立非法的國民政府，導致寧漢分裂。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立即遭到武漢市國民政府的聲討，北洋軍閥孫傳芳等部也在長江以北躍躍欲試，蔣介石兩面受敵，處境困難，李趁機逼蔣下臺。

蔣介石下臺後，李宗仁即捧出在野的西山會議派分子，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李宗仁、白崇禧實際上控制了南京政府。然而，新桂系在國民黨內畢竟根基太淺，缺乏控制全域性的人才和力量。為時不久，蔣介石即東山再起，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李宗仁利用湖南籍軍人程潛、唐生智、譚延之間的矛盾，聯合程潛、譚延等人，將佔據兩湖的唐生智擊敗，奪取了兩湖地盤，將新桂系後方廣西與兩湖連成一片。其後，白崇禧又率部參加第二次北伐，將新桂系勢力擴充套件到北平、天津一線。加之，坐鎮廣東的李濟深是新桂系的朋友，這樣一來，新桂系佔有的地盤就從兩廣、兩湖沿京漢線一直延伸到了平津，其勢力範圍幾乎與蔣介石控制的江、浙、皖、閩、贛五省不相上下。

1929年，由於分贓不均，蔣桂再度撕破顏面，兵戎相向，爆發了現代軍閥史上著名的“蔣桂戰爭”。結果，新桂系損兵折將，元氣大傷，曾經由廣西、湖南及至北京一帶的全盛態勢頓時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等狼狽退回廣西。蔣介石不給他們以喘息之機，一面大軍壓境，一面公開通緝。黃紹竑萬念俱灰，轉而隻身離開廣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被迫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將兵權交予部屬後，由鎮南關經越南海防逃亡香港，直到共產黨領導的百色起義成功，驚慌失措的蔣介石方才默許他們重新回到廣西。

抗戰時，李宗仁出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白崇禧為國防部長，兩人內外關聯，漸漸復甦，再度坐大為一個令蔣介石若芒刺在背的軍事集團。

然而，勢高震主。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欲整合政治勢力，重新洗牌佈局。遙想當初，北伐軍攻進長沙時，蔣介石以江湖手段極力拉攏李宗仁，兩人撮土焚香，結為桃園兄弟，並立下了四句誓詞：“共屬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誓詞言猶在耳，他們的矛盾卻愈結愈深。

按蔣介石的構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抗戰後的格局大變，蔣介石想重新整合各派政治勢力，他欲將李宗仁這些地方實力派摒棄在中樞之外。豈料，隨著他在內戰戰場上的節節敗退，美國人對蔣介石和他治下的國民政府，漸漸失去了信心。

1947年8月24日，杜魯門總統特使魏德邁離開中國時，在蔣介石舉行的歡送茶話會上，公然宣讀了一份訪華宣告，指責蔣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貪汙無能”，聲稱“中國的復興有待於富有感召力的領袖”。誰具有“感召力”？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有桂系集團武力為後盾的李宗仁，無人可以擔綱。

蔣介石如坐鍼氈，當場下不得臺。半月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他提交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稱“象徵國民黨統治之蔣介石氏，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有目之以過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資望日高，民眾對國民政府無好感的宣傳，似不足置信。”顯然，李宗仁得到了美國人的認同，並準擬以其全權替代蔣介石。

蔣、李間自抗戰以來隱伏的矛盾被激化了。

接著，國民黨“行憲”舉行大選。蔣介石矚意孫科當選副總統。誰知，半路殺出程咬金，李宗仁以新桂係為後盾，全面參選，即使在蔣介石以所謂黨的名義逼迫其退出競選時，李宗仁也絲毫不為所動。他在白崇禧、黃紹竑的策劃支援下，一舉擊敗孫科，最終當選。

蔣介石大為惱怒。可面對既成事實，又處於內外交困中，他不得不嚥下這枚苦果，佯做認可的姿態。實則舊仇新恨齊湧上心，恨透了自己的這位“桃園兄弟”。誠如李宗仁祕書程思遠所說：“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競選國民黨副總統開始，從此捲入美蔣矛盾的漩渦，並使蔣桂矛盾進一步激化。”

1949年1月，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在新桂系的逼宮下，被迫宣佈引退，李宗仁出任南京國民政府“代總統”。可是，當躊躇滿志的李宗仁走入前臺時，蔣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後掌控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首先，蔣介石暗中指使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將行政院搬到廣州，拒不執行李宗仁的政令，造成“府院之爭”;其次，蔣介石令嫡系愛將湯恩伯將中央銀行的金銀外匯全部運到臺灣，經濟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同時，蔣介石命令成立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以湯恩伯45萬人馬置於東南半壁，隨時可以武力解決李宗仁。這時，李宗仁貴為新桂系魁首，實際上他已調不動新桂系的軍隊了。白崇禧將新桂系武裝帶到了中南，沒有他的許可，這些部隊調不出一兵一卒。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融白崇禧，僅調得桂系一個團到南京擔任警衛。更令李宗仁難堪的是，他宣佈釋放張學良、楊虎城，毛人鳳控制下的軍統竟拒不執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為一紙空談。

南山有鳥，北山張網。更令李宗仁料所不及的是，蔣介石不但處處制約他，而且已心生惡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宋慶齡，是蔣介石終生最恨的人之一。蔣介石恨宋慶齡一貫反蔣、親共，最終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機暗殺，但又礙於“總理夫人”、“國母”的聲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離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但又被宋慶齡的親弟和妹——孫科和宋美齡聯手阻止了。

蔣介石在大陸敗局已定的1949年初，曾擬定了一個有80多人的暗殺名單。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敵李宗仁、白崇禧、龍雲、傅作義、宋慶齡等，也有他認為是“異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黃炎培、王造時等，還有學者馬寅初、翦伯贊等，但由於其潰敗之速，超出了原來的預想，也由於中共的及時保護，這個龐大的暗殺計劃基本未實行。

蔣介石與宋慶齡的關係演變

宋慶齡與蔣介石關係的演變是現代中國歷史演變的一個縮影。他們兩人都曾在孫中山愛國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啟迪下，追隨孫中山革命，但由於他倆之間對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態度，以及自己的品格和道德不同，便成為在孫中山生前尤其是在孫先生逝世後影響中國革命和他倆之間關係的重要根由。

宋慶齡作為二十世紀全世界的偉大女性，中華民族的瑰寶，無論是政治遠見，思想的深刻，愛國主義的激情，以及個人品格都是完滿而又獨特的。她的一生總是同時代的脈搏諧和一致，不斷進步，不斷前進;她一生為全人類的和平友好事業，為婦女的權利與進步，尤其是為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振興做了大量工作，貢獻巨大。凡是跟她有過交往的人都深切感到，她給人溫暖，給人力量，給人智慧，也給人勇氣。

蔣介石則不同。他狡猾多變，又為人狠毒，他把個人的好惡凌駕在別人之上，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獨裁者。儘管他在參加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後，曾經擬訂了一個“韜光養晦以待時”的行動綱領，表示自己在“四十歲內，專心求學，培養德業，不問世事;四十歲以外，奮進功名，雄飛世界，行道濟時。”這個綱領的前四句是假的，後四句則是真的，真真假假，以假亂真，正好反映了蔣介石，作為一個野心家的心路和心跡。

宋慶齡對於蔣介石是沒有好印象的。據美國著名作家埃米莉·哈恩在《宋氏三姐妹》一書中透露，蔣介石是在孫中山家裡認識宋美齡的，還說蔣介石請孫先生說服夫人慶齡同意她的妹妹美齡下嫁蔣介石，而孫先生一直不敢將此事告夫人，後來慶齡知道此事則堅決表示：她“寧可看到妹妹死，也不願意讓她嫁給一個在廣州城內至少有一兩個情婦的男人。”這雖是宋慶齡從蔣介石的男女作風上看他的人品，但也包含著宋慶齡對蔣介石的基本看法：蔣不是宋氏家族中理想的男人。

在孫中山逝世之前，蔣介石的野心和權力慾望已經暴露，但由於孫中山在高位在掌舵，他還不可能為所欲為，因此蔣介石採取兩面派手法。然而，孫中山長眠後，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蔣介石則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無法駕馭，奪權和獨裁的野心明顯暴露。對此，宋慶齡看得十分清楚。她為了維護國民革命的成果，在國民黨內外掀起承繼和捍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宣傳高潮，贏得國民黨“二大”與會代表的擁護與尊敬，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她參加各種會議，勸說婦女和各界人士要明白孫中山三民主義，瞭解國民革命的目的，堅持革命到底。這時期，蔣介石與宋慶齡表面上還有某些合作，但實質上已經各行其道，各走各的路。11月16日，宋慶齡一行離廣州取道韶關、南昌前往武漢。12月2日，宋慶齡一行到達南昌，蔣介石還組織盛大歡迎會。此間，宋慶齡參加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的廬山會議。會後，蔣介石和鄧演達、宋慶齡又一起由廬山前往九江。然而，瞭解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期間在迂都和要不要繼續執行孫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蔣介石與宋慶齡之間已經進行了尖銳和激烈的鬥爭。

後來，宋慶齡與蔣介石由政治上的分歧，發展到行動上的嚴重對抗，主要的原因是孫中山逝世後，應該如何對待孫中山的思想、政策和事業等重大問題上看法不一引起的。這個分歧不是個人之間的恩怨造成的，而是關係到當時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事實證明，宋慶齡當時的所作所為代表了絕大多數中國人要求國家統一、安定、發展的願望，因此她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援、擁戴和崇敬，而蔣介石則反共、反蘇、反人民，為國人所不齒。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雖標榜自己是孫中山思想和事業的信徒，但在行動上則是孫中山思想和事業的背叛者。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然撕破了自己擁戴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假面具，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破壞了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對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宋慶齡立即作出反應。4月22日，宋和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等國民黨左派及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惲代英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聲討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號召革命軍民起來跟蔣介石作鬥爭“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7月12日，蔣介石致函宋慶齡，要求她“即日回滬”，宣稱“所有黨務糾紛，必以夫人之來有解決辦法”，妄想借宋慶齡的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聲勢，宋即予以拒絕。7月14日，汪精衛又在武漢舉行“分共”會議，公開背叛孫中山制訂的國共合作政策。針對蔣、汪新右派的背叛行為，宋慶齡於17日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宣告》，宣佈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堅決不同違背孫中山革命原則和政策的人同流合汙。她指出：“孫中山曾明確地說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唯一方法”，“如果黨內不能貫徹他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她號召國民黨員和廣大民眾起來同違反孫中山革命原則和政策，把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作堅決鬥爭。8月1日，宋又與毛澤東、鄧演達等22人，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蔣、汪集團“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譭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宋慶齡嚴正宣告：“自今以後，唯有領導全國同志，誓遵總理遺志奮鬥到底”。為了抗議蔣、汪集團反蘇、反共，公開與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抗衡，宋慶齡決定訪問蘇聯以實際行動與蔣、汪對抗。8月22日，宋慶齡在上海發表《赴莫斯科前的宣告》指出：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領袖們”，實則如出一轍的小政客，他們違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圖“依賴新軍國主義以完成革命的偉大事業”，但是“他們必然失敗”，因為他們走的是一條以人民為敵的道路。8月底，她便與陳友仁父女等人乘船去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轉乘火車前往莫斯科。9月6日，宋慶齡抵達莫斯科後發表一系列宣告，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孫中山的國民黨冒牌領袖，並不代表革命的國民黨，指出革命只是暫時挫折，號召世界人民用各種實際行動支援中國革命的力量去反對革命的叛徒和一切反動派。12月17日，當宋接到蔣介石與蘇聯斷交的電告後，即覆電嚴斥，指出：“我正準備回國，卻獲悉你打算與蘇俄斷交，並要求撤銷蘇俄領事館。採取這一步驟，將是自殺行為”，勸蔣趁早“懸崖勒馬”。23日，宋再電蔣介石，對蔣誣衊其留在莫斯科是受別人脅迫的結果給予訓斥，說這是對她的誹謗和侮辱，揭露蔣介石及其一夥“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同謀”，並表明她要誓死捍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堅定地“踏著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

由此可見，宋慶齡是孫中山革命事業和思想的堅決捍衛者和繼承人，由於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和政策，她便與蔣介石由革命的同路人變為敵對者。從1927年8月至1929年4月一年多時間裡，宋慶齡在國外無情地揭露了蔣介石的虛偽、無恥、卑鄙和渺小。

蔣介石不僅宣稱他是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並想通過他與宋美齡政治投機的結合，以孫中山親屬的名義，拉攏孫夫人宋慶齡作為橋樑，踩著她走向自己的目標;同時他又試圖把宋慶齡和她的事業從人們的心中抹掉，以便樹立其權威，這使宋慶齡感到極大的羞恥和憤怒。她表示她絕不會同敗壞了中國革命和孫中山事業的蔣介石之流妥協，她決心要將孫中山開創的民主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1929年4月底，宋慶齡從德國啟程經蘇聯回國，參加將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國葬儀式。5月28日，宋慶齡等隨孫中山的靈車抵達南京浦口，蔣介石、宋美齡等也來迎靈。6月1日晚，宋慶齡在南京參加完孫中山的國葬儀式即離南京返上海。蔣介石要宋慶齡回來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一行動拉攏宋站到他們一邊，來挽救因軍閥之間派系鬥爭所造成的危機。6月9日，宋美齡又專程從南京到上海邀請宋慶齡赴南京參加將要召開的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但宋慶齡識破蔣介石玩的陰謀把戲，對蔣介石與宋美齡的一切“善意”都斷然拒絕。為避免在人民中造成混亂，她幾乎拒絕了與南京政府官方或半官方的一切社交。8月1日，宋慶齡應“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在電報中她嚴厲地譴責了蔣介石政權，指出：“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然而，“恐怖行動只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勝目前殘忍的反動派的決心。”為了避免蔣介石政權找麻煩，中文報紙和英文報紙都不登這個電報，只有一家例外，但這家報紙登出的是一則從日文翻譯過來，又完全被顛倒了黑白的電文，把宋慶齡寫成是贊同恐怖政策的人。宋慶齡說：“自從我發了電報以後，心裡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須表白自己的信念，至於我個人會遇到什麼後果，那是無關緊要的。”

蔣介石和宋美齡為了討好宋慶齡，不僅宋美齡親自到上海找姐姐傾談，而且還指派戴季陶夫婦去找宋慶齡，說服她到南京去。8月10日，戴氏夫婦到上海見了宋慶齡，她們之間談話筆記後來發表在燕京大學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國》(〈China Tomorrow〉)刊物上。這篇談話真實地反映了宋慶齡對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合的態度，也是宋慶齡鄙棄蔣介石，拒絕與蔣介石合作的宣言書，所以很重要。戴夫人問孫夫人為什麼不到南京去。戴夫人說：南京紫金山“陵園真是美麗，您的住宅裡一切裝置都佈置好了，我們都願意您到那裡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議”。孫夫人慶齡直率地回答戴夫人的提問：“我對政客的生活不適合，況且我在上海都沒有言論的自由，難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嗎？”宋慶齡接著又指出：“謝謝你們把我的名字列上你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實我並不屬於你們貴黨”，你們這樣做是“把我當做招牌去欺騙公眾”，“你的好意正是一種侮辱”，現在“沒有哪個以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因為“我除了看見你們妄肆屠殺數百萬將來可以代替腐敗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沒有什麼了;除了窮苦絕望的人民以外，沒有什麼了;除了軍閥爭權奪利的戰爭以外，沒有什麼了;除了對飢餓的民眾的勒索以外，沒有什麼了。事實上，你們什麼都沒有做，只進行了反革命活動”。

這是繼宋慶齡拍給國際反帝大同盟那篇措詞激烈的電報之後，又一次強烈地抨擊了蔣介石和他的政權。這是宋慶齡與蔣介石的又一次攤牌。她為什麼如此對待蔣介石？無他，是因為她認為，蔣介石叛變了革命，也就是背叛了孫中山的事業，原來的國民政府是革命政權，蔣介石叛變後建立的南京政權便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權，所以她雖可憐她的妹妹美齡，但她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她不能與蔣介石合流。這是非常可敬可頌的精神，也是一種很有膽識和勇氣的表現。9月間，國際反帝大同盟在德國集會，再次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9月21日，宋慶齡登上開往法國馬賽的郵船前往德國，以實際行動同蔣介石及其反動政權決裂。這是宋慶齡對蔣介石南京政權嚴厲的譴責和抗議。

蔣介石恨宋慶齡一貫反蔣、親共，最終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機暗殺，但又礙於“總理夫人”、“國母”的聲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離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

知識連結：蔣介石暗殺過哪些人？

南京政權建立後，蔣介石隨即就成立了“中華復興社特務處”，專門從事暗殺政敵的活動。軍統、中統兩大特務組織建立後，暗殺政敵，更是其“日常任務”之一。凡是與蔣介石政見不同，有利益衝突者，皆在其暗殺之列。

其中，被暗殺者，以蔣介石的政敵為主。像北洋軍閥、湖南督軍張敬堯;全國民權同盟會會長楊杏佛;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將領吉鴻昌;四川軍閥劉湘;西安事變的主要發動者之一楊虎城;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等等，先後都被蔣介石指使暗殺。

暗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像楊虎城及兒子楊拯中和祕書宋綺雲一家六口全被殺害，慘遭“滅門”之禍。

暗殺名義往往冠冕堂皇，以混淆視聽。像對四川軍閥劉湘，並未槍殺，而是收買了漢口某醫院的一名護士，讓她把胃藥換成毒藥，使在此治胃病的劉湘“自然病故”。

所要暗殺之人，都是不能明殺者。或聲名赫赫，明殺即犯眾怒;或勢力龐大，樹大根深，明殺即樹敵;或有某種密切關係，不便公開動手。故而採用陰謀手段，暗殺之。在表面上，不會承擔任何相應的罪責，實際上，達到了排除異己圈子的卑劣目的。

聞一多被暗殺現場

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是蔣介石在國民黨中最大的政敵圈子。桂系曾三次逼蔣下野，李宗仁後來還在美國的支援下，當上了副總統、代總統，大有實際取蔣而代之之勢。對李、白二人，蔣介石早就想暗殺，以解切齒之恨。但三次暗殺李宗仁都失手了，最終竟讓他跑到了美國，轉而回到了北京。

白崇禧素有“小諸葛”之美名。在大陸時，蔣介石一邊不時借其“智謀”，一邊準備相機除之。同樣，也未得手。直到去臺後17年，已成耄耋之人的“小諸葛”，最終仍未躲過蔣介石黑手的暗算，但死因卻不便公開。原來，晚年寂寞之極的“小諸葛”竟聊發起了少年狂，與貼身護士小姐談起了戀愛，這讓覬覦了幾十年的殺手欣喜若狂。花錢收買了保健醫生，只一劑加大了劑量的“補藥”，就讓曾經叱吒風雲幾十年的“小諸葛”趴在護士小姐的床上再也起不來了。照例的悼念、追思依然格外隆重，對“小諸葛”功德的褒獎也特別突出，似乎真如訃告所言的那樣是“自然病故”，彷彿什麼也未曾發生過一樣。

這就是暗殺者的卑鄙無恥之處。

分明自己就是凶手，卻要站在死者遺像前，擠出幾滴鱷魚的眼淚;分明自己就是凶手，卻要賊喊捉賊發誓追查凶手，轉移視線假禍他人。

而蔣介石深諳此黑社會之道。

他當年指使特務暗殺了《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目的就是為了讓那些企圖借輿論干政者從此膽寒、緘默，但又不敢公開承認，故而還煞有介事地追查了一陣凶手。

暗殺派系圈子中的核心人物，既可起到震懾的作用，又能達到“掏心”的目的，導致整個圈子迅速瓦解、消亡。像劉湘被暗殺以後，反蔣入川的聯盟也就難成什麼氣候了;史量才被暗殺後，《申報》也就一蹶不振，難再引領反蔣民主輿論了。

但暗殺畢竟是見不得陽光的罪惡勾當，只要被揭露，就難以再進行。

宋慶齡，是蔣介石終生最恨的人之一。蔣介石恨宋慶齡一貫反蔣、親共，最終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機暗殺，但又礙於“總理夫人”、“國母”的聲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離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但又被宋慶齡的親弟和妹——孫科和宋美齡聯手阻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