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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間的權臣李光地賣友求榮疑案真相

清朝康熙年間的權臣李光地賣友求榮疑案真相

此公乃康熙年間的重臣。其人物形象,因一部《康熙王朝》而路人皆知。不過,現今的電視歷史劇,常以戲說為本,胡編亂造,不靠譜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李光地之評價,便是一例。比如,電視劇中的康熙皇帝便說:李光地用心狠毒。顯然,這與《清史稿》的記載,相差甚遠。或許,有人會說,《清史稿》是後人著述,它就靠譜嗎?後人編撰之前朝史,往往文過飾非。這也常見。但是,《清史稿》的著述之人,基本是滿清遺老,因而在人物評判方面,他們的立場與觀點同前朝的統治者的價值觀是基本一致的。這便是我篤信《清史稿》評價清代歷史人物的原因之一。

清朝康熙年間的權臣李光地賣友求榮疑案真相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別號榕村,泉州安溪湖頭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進士,進翰林,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其為官輔佐,政績顯著。康熙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至於其“用心狠毒”之斷語,實不知從何而來。詬病李光地,出自《康熙王朝》,其源頭則是作家二月河的歷史小說。讀過《清史稿》之李光地傳,有些事情,也就大體清楚了。李光地一生,輔弼帝業,政績卓著,自不用說。比如,平耿精忠之亂,薦施琅收復臺灣,荒年賑濟饑民,減免賦稅和廢除酷刑,疏浚河道,有治河之功,等等。同時,他為政以德,且寬厚待人,有仁慈之心。儘管,這一特點,與其為官清勤謹慎之作風相佐,但兩者一旦有悖,他必然是選擇前者的。這一點,也是朝野皆知的。

詬病李光地者,常言其早年“出賣朋友”陳夢雷。這是一段歷史疑案。陳夢雷和李光地,是同年進士、同官編修的朋友。康熙十二年(1673年),耿精忠呼應吳三桂舉兵反清。陳夢雷不得已而被裹脅入耿幕。此時,李光地則以“父疾”逃避。據說,陳李二人,曾在福州密約:由陳夢雷從中“離散逆黨,探聽訊息”;“藉光地在外,從山路通訊軍前”,共請清兵入剿;並由陳夢雷主擬請兵疏稿。按陳夢雷的說法,李光地“蠟丸上書”,刪去了陳的名字,“盡易臣疏,削去臣名”,單獨向康熙邀功去了。據說,李光地因此青雲直上。至於陳夢雷,則功名埋沒,並以“附逆”罪,入獄論斬。據說,陳夢雷曾要求李光地為己辨誣。然而,李光地“一語不及”。陳夢雷因此大恨李光地,責其“欺君負友”,還寫了近五千言的《絕交書》。這封《絕交書》,傳入京城,人們爭相傳閱。陳夢雷稱李光地“縮頸屏息,噤不出一語”。

對此,李光地是斷然否認的。按李的說法,有約是真,兵疏則無。對這段公案,《清史稿》的記載,似乎是明確的。“陳夢雷者,侯官人。與光地同歲舉進士,同官編修。方家居,精忠亂作,光地使日蠁潛詣夢雷探訊息,得虛實,約並具疏密陳破賊狀,光地獨上之,由是大受寵眷。及精忠敗,夢雷以附逆逮京師,下獄論斬。光地乃疏陳兩次密約狀,夢雷得減死戍奉天”。“不出一語”,顯然有誤。陳夢雷案,李光地“疏陳兩次密約”,說明他是向康熙求過情的,也說明過原因。按行文邏輯,因為其“疏陳”,陳才“減死戍奉天”,被流放到奉天去了。只是,人們往往同情弱者。李光地官運亨通,位極人臣;陳夢雷則仕途坎坷,最終悲劇收場。朋友一場,反差如此巨大,難免叫人唏噓不已。其實,陳夢雷有才,卻未必修得為官之道。這一點,從其晚年捲入皇位之爭(陳夢雷復出後曾為康熙三子胤祉的老師)而遭雍正貶官,便可以略知一二。

《清史稿》評價李光地,為官正直,寬仁待人。顯然,他不是一個碰到事情當縮頭烏龜的人。《請史稿》記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獄論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後,誰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苞得釋,召入南書房。其扶植善類如此。”這件事,說的是康熙年間著名的文字獄《南山集》案,亦稱“戴名世案”。

戴名世,清代著名文學家,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憂庵。安徽桐城人。家居桐城南山,人稱“南山先生”,也稱為“潛虛先生”。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弟子尤雲鶚把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名為《南山集偶抄》,即《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也使他遭致殺身之禍。因為,該文集中有一篇《與餘生書》的文章,被人疑為與南明桂王有牽連,而被抓到莫須有的把柄,興師問罪。著名的桐城派文人方苞,是為該集作序之人,因此被捕入獄。這段記載說明,李光地曾為方苞求情,不僅免於死罪,而且還被召入南書房。當時的政治環境異常險惡,“文字獄”如此盛行,李光地能夠站出來,採用一種充滿政治智慧的方式,利用一個適當的機會為方苞求情,也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此外,史載,李光地還曾為《南山集》案的主犯戴名世求情,“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最終“卒不可得”。此外,李光地還為江南知府陳鵬求情伸冤,使其不僅免去死罪,還被召入武英殿。《清史稿》亦有記述。 為他人之事,尚且如此,何況朋友乎?

不過,《康熙王朝》有一件事是說對了。李光地身為重臣,常有建議意見,卻少有奏疏。不落筆,少寫東西,這也是少有的。《清史稿》說,“光地益敬慎,其有獻納,罕見於章奏”。前面提到的幾件事,比如,《南山集》案和陳鵬案,為人求情,他是不上書的,而是採用了一種漫不經心的溝通交流方式。他經常在龍顏大悅之時進言,其效果是相當好的。《清史稿》還提及一事,“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廢,命諸大臣保奏諸皇子孰可當儲位者。尚書王鴻緒等舉皇子允禩,上切責之。詢光地何無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問臣以廢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調治,天下之福,臣未嘗告諸人也’。”康熙四十七年,康熙想復立太子胤礽,在暢春園議事,他說“眾議誰屬,朕即從之”,結果,許多人想錯了。王鴻緒等大臣公推皇八子胤禩。對此,康熙自然不快,“切責之”也是可以想見的。此時,只有李光地是明白人,但他不吱聲。沒辦法,康熙只得再次提醒,“前召爾入內,曾有陳奏,今日何無一言?”。原來,康熙曾問李光地,詢問廢皇太子病“如何醫治,方可痊好”,李光地明白康熙心思,回答“徐徐調治,天下之福”。這樣的話,在朝堂之上再翻出來,其“導向作用”是明顯的。由此可見,李光地為官伴君的精到之處。

李光地死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享年七十七歲。可以說,他一直是康熙身邊的重要輔臣。其間,即使是母喪,康熙都希望他留在身邊,“解任,在京守制”。此後,李光地“以病乞休”,康熙也是“溫旨慰留”;去世前一年,李光地“累疏乞罷”,康熙“以大學士王掞方在告,暫止之”。因此,李光地是死於任上的。至於《康熙王朝》說李光地因用心狠毒而被貶任臺澎知縣,都是沒有譜的事情。臺澎知縣的提法,是二月何小說中魏東亭的所任職務。這個職務和人物,都是虛構的。其所謂原型是曹寅的說法,也只是後人的猜測而已,不必當真。李光地死後,康熙深為震悼,《清史稿》稱,康熙評價說,“李光地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康熙和李光地,君臣之間,相知之深,亦是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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