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毒酒案前後 軍統與日偽之間諜戰的生死較量

大陸目前所能見到的記述“南京毒酒案”的文字，幾乎全部是以詹長麟個人為敘述主體的。實際上，在這場精心策劃的投毒案中，軍統南京站是“南京毒酒案”的策劃實施者。

從《英雄無名》中挖掘史料

目前，大陸已出版和發表的記述“南京毒酒案”的文章大同小異，所敘述的史實大都沒有超越央視《尋找英雄》欄目組以及《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當中的相關內容。我一直希望發掘出一點新資料，尤其是希望找到策劃此次投毒行動的軍統南京區的資料。

岡村寧次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及“南京毒酒案”，但是很簡短，未涉及軍統：“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總領事館的中國僕役，在宴會開始時在酒中放了毒藥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

在軍統老牌特工陳恭澍的回憶錄《英雄無名》中，我找到了相關史實。陳恭澍是戴笠極其賞識的得力干將，先後在北平、天津、河內、上海等地制裁諸如汪精衛等大漢奸以及唐敬堯等預備投敵分子，可謂“功勳卓著”。抗戰期間，他被派到上海主持軍統的暗殺工作，後被汪偽特工總部76號捕獲，“被迫落水”，不過很快又和重慶方面取得了聯絡，“繼續”從事反間工作。在被迫加入汪偽特工總部之後，陳恭澍仍然和戴笠保持密切聯絡。

陳恭澍在《英雄無名》第4卷“反間活動中‘南京區’犧牲慘重”一節中，介紹了抗戰期間軍統南京區的情況。在介紹卜玉琳烈士的生平時，他提到了“南京毒酒案”。相關文字如下：

民國廿七年抗日戰事重心西移武漢，南京區遂成為敵偽政治活動中心及後勤補給樞紐。“南京區”亦奉命兼及拓展對敵偽之行動工作。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區”接獲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內線同志錢念慈、張建華等之報告，得知日本派遣軍總部將邀宴日本在華陸海軍高階將校、以及當時偽組織“維新政府”首要梁鴻志、溫宗堯、高冠吾等與會。“南京區”經妥善佈置，透過該領事館工友張建華兄弟之執行，乃置毒劑於酒瓶中。(其間，因毒劑限量與酒品種類之配合等問題，曾發生困擾，又一一予以克服)。事後獲悉，此役功虧一簣，未竟全功，僅斃領事館館員一人、大佐軍官一人、以及偽組織高冠吾口部灼傷而已。當晚，日軍宣佈戒嚴，緊閉城門，大肆搜尋，但一無所獲。本案即卜玉琳同志全權擘劃，曾經局本部通令嘉獎。

從陳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長麟應是軍統內部人員，而不是普通工友。日偽舉辦宴會的情報是“錢念慈、張建華”主動報告的。錢念慈、張建華可能是詹長炳或者詹長炳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陳恭澍記錯了。畢竟詹長麟、詹長炳只是軍統南京區的基層人員，而陳恭澍貴為軍統上海區區長，把兩個基層人員的名字記錯很有可能。

仔細對照陳恭澍的《反間活動中‘南京區’犧牲慘重》和央視《尋找英雄》欄目組的《1939年的毒酒案》，我發現它們可以互為佐證。首先是參與1939年投毒事件的關鍵人物：錢新民任軍統南京區區長，卜玉琳、安少如等人協助他們投毒—這方面，兩方認知相同。不過，《1939年的毒酒案》將南京區副區長的姓名寫成了尚振武，而多次出現在陳恭澍文中的卻是尚振聲，可以肯定的是，兩者為同一人：“尚振武”系詹長麟記憶錯誤或者“武”字系印刷錯誤；第二，雙方都提到了趙世瑞，而且對於趙世瑞的職務—首都警察廳特警科科長，記憶也是一致的；第三，投毒的情節、參加宴席的日偽要人的組成、投毒的後果以及為什麼投毒功虧一簣的原因分析，兩者幾乎一致。

軍統南京區的四任區長

“南京毒酒案”背後有一整個支援團隊。

首先，要知道抗戰時期軍統南京區的領導者。從源頭上來說，軍統南京區首任區長是趙世瑞，第二任區長是汪兆龍，第三任區長是錢新民，第四任區長是尚振聲。

趙世瑞與陳恭澍是黃埔軍校同學，當時編在一個連隊。趙世瑞生於1903年，卒於1952年，浙江諸暨人，黃埔軍校四期生， 1933年下半年任職於南京首都警察廳，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晉升陸軍少將，後調任軍事委員會駐宜昌辦事處主任。汪兆龍是黃埔三期生，1935年秋接任南京區區長。

錢新民是雲南人，黃埔軍校出身，於1937年4月接任南京區區長。當時，尚振聲由軍統河南站站長調任錢新民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錢新民一直擔任南京區區長，在他任內，軍統南京區有很多出色表現。

錢新民接任南京區區長之時，適逢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有大量日本間諜向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滲透。其間，軍統南京區的代表作是破獲了行政院祕書黃浚父子間諜案。當時，這對父子被日本間諜南雲造子拉下水，向日本間諜機關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絕密情報，其中最重要的是將國民政府準備封鎖江陰江面、發動偷襲、全殲日本遊弋在長江中上游航道之內所有日本軍艦的絕密情報，洩露給日本情報機關。南京區雷霆出動，一舉破獲黃浚間諜案，生俘南雲造子等多名日本間諜。

尚振聲，單名一個“方”字，河南省羅山縣人，出身當地名門望族，其伯父曾擔任河南省教育廳長。弱冠之年，尚振聲就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畢業後又入幹部訓練班學習，因成績優異，被分配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工作。1935年，他出任軍統河南站副站長，後升任站長；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調任軍統南京區副區長。尚振聲面目清秀，與同事關係融洽。他調任軍統南京區不久，即成錢新民的得力助手。

淞滬會戰爆發之後，軍統南京區就在部署上做了兩手準備：他們將指揮部轉移到了江北的六合瓜埠山區；挑選精幹力量組成“南京行動總隊”留守南京，執行除奸和暗殺日寇任務。管容德化名徐曦，擔任總隊長。12月初，日軍兵臨城下，軍統決定讓副區長尚振聲留在南京，統一指揮南京的軍統特工。南京大屠殺期間，很多軍統人員避入國際安全區，四處蒐集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證據，報告上級。

由於情勢變化，軍統南京區將人員和機構分散在南京和上海兩地。因上海有租界的庇護，南京區在上海另外設立了一部電臺，南京區的指揮機關書記室也一分為二，南京上海都有，而外勤人員(也就是具體執行任務的人員)分散在南京和上海兩地。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被日偽一網打盡。

叛徒致敵，軍統南京區遭重創

在叛徒陳明楚投敵之前，南京區策劃和實施了很多次針對漢奸和日寇的行動。軍統的組織嚴密，日偽多次試圖破壞，均沒有得逞。堡壘最終還是從內部被攻破了。

汪偽“特工總部”的大小特務原先就有很多來自中統、軍統，這批投敵分子恰恰是汪偽特工總部的骨幹。他們落水後，牽連了一大批中統和軍統特務落水。南京區被日偽破獲，就是原任南京區助理書記的陳明楚投敵導致的。

陳明楚原名陳弟容，1937年底從南京區調到上海區，擔任助理書記。1939年初，他加入汪偽“特工總部”任第一處處長。他的同鄉，時任軍統南京區專員的譚文質在其拉攏下投敵。他們大肆出賣軍統南京區、上海區的組織，軍統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偽“特工總部”抓捕。譚文質成為南京區的“猶大”，交出了當時南京區的留守成員名單。汪偽特工們按圖索驥，錢新民、尚振聲、卜玉琳等骨幹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偽特工總部萬里浪的手下林煥芝發現錢新民現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髮廳理髮。林煥芝一面留守盯死錢新民，一面派人到汪偽特工總部76號召喚大批汪偽特務前來增援。

錢新民沒有發覺異樣情況，等他理完髮下樓，已經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務堵死。錢新民落入76號手中。由於他隨身攜帶了通訊錄，76號的漢奸特務們根據通訊錄上的電話和地址展開大搜捕。軍統南京區在滬書記室人員大都被捕。76號將他們押往南京，關押在汪偽“特工總部”下設的南京區監獄，由汪偽特務頭子馬嘯天、蘇成德親自審訊。

尚振聲的得力助手、時任南京區助理書記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憲兵隊(原國貨銀行大樓舊址)關押。卜玉琳出身天津鉅富之家，是北洋紗廠的少東家。少有報國之志，畢業於北洋大學，為人精明幹練，沉默寡言，盡忠職守。抗戰爆發前入軍統特訓班受訓，畢業後先到漢口工作，後調任南京區政治組組長。

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關鍵人物，日偽希望從他身上開啟缺口，但卜玉琳從從入獄之日起就開始絕食，沒過多久即悲壯成仁，時年34歲。卜玉琳去世後不久，軍統南京區行動總隊大隊長王愈也犧牲。

大批潛伏特工暴露

拔出蘿蔔帶出泥，汪偽特務無所不用其極，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對一些意志不堅定者頗見成效。

汪偽特工總部順藤摸瓜，一舉捕獲潛伏在南京、上海一帶的江蘇省教育廳長馬元放、京滬鐵路與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主任委員李達三、軍統南京區特派員黃征夫等，並且逮捕了打入汪偽政權內部、已經取得一定地位的軍統人員黃光逸和邵明賢。黃逸光和邵明賢都是軍統高階特工，平時只與錢新民保持單線聯絡。

黃逸光與汪精衛有舊，打入汪偽內部的目的就是伺機刺殺汪精衛。黃逸光原籍廣東赤溪，墨西哥華僑，曾在墨西哥隻身搏虎。黃逸光愛好旅行，1935年，他與好友結伴徒步環遊世界，途經巴黎，在歡迎會上見到了汪精衛，兩人由此相識。

1938年，他在非洲旅行期間，聽聞南京淪陷，立即中斷旅行計劃，不遠萬里，乘船火速趕回祖國，在漢口再度遇到汪精衛，急切地表達了抗日願望。此時的汪精衛尚有與日本抗爭之心，留黃逸光在家中住下，寫信推薦他到昆明航校受訓，並贈路費。在昆明航校學習期間，黃逸光因身體條件不太適合，只能轉做地勤人員。

汪精衛出逃河內之後，汪精衛的舅爺陳耀祖給黃逸光寫來密信，核心內容是希望他在空軍內運動，鼓動空軍將士參加“和平運動”。對汪精衛投敵深惡痛疾的黃逸光深明大義，是非分明，當即將密信交給上級。由此，軍統得知了他與汪精衛的特殊關係。

黃逸光不願做默默無聞的地勤人員，主動請纓，希望能夠上戰場殺敵。軍統幾次制裁汪精衛都失了手，徵求黃逸光的意見後，希望他打入汪偽內部。黃逸光慨然應諾。

在軍統的安排下，黃逸光“出逃”南京，投身“和平運動”。汪精衛沒有忘記這位“忘年交”，親自召見，撫慰有加，非常高興，當即表示希望他發揮“航空”專長，幫助建立汪偽的空軍隊伍。黃逸光先後被任命為汪偽“教育部”專員、“宣傳部”編審、汪偽“航空委員會”委員。

邵明賢出身杭州警官學校，是汪偽大員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在汪偽的鉅奸當中，幫手不多，所以無法與周佛海、陳公博、陳璧君等擁躉眾多的漢奸抗衡。當了漢奸之後，梅思平給邵明賢寫了一封密信，核心內容是“希望邵明賢參加和平運動，如能前來南京，必將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賢當時正在貴陽訓練警察，戴笠在抗戰時期插手全國警政系統，正好是他的頂頭上司。同樣深明大義、是非分明的邵明賢，主動將密信上報，並提出希望利用這個機會打入汪偽內部—他也想伺機刺殺汪精衛。戴笠喜出望外，當即批准。

1939年冬天，邵明賢全家到達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擔任了“浙江省黨部”書記長，隨後又把他提拔為“首都警察廳”督察長。邵明賢深知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護，將軍統南京區的祕密電臺放在了自己的宿舍裡。汪偽“中央黨部”佔據的辦公場所，就是位於湖南路上原來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職工宿舍就在路對面。

黃逸光和邵明賢利用自己在汪偽中的地位，源源不斷地將大量有價值的日偽情報送交錢新民，居功至偉。黃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拒絕透露任何有價值的資訊。日偽惱羞成怒，12月17日將他殺害。黃逸光罹難前索要筆墨，慨然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可愛的中華，我願為你歌唱，我願為你而死！”同日，邵明賢也就義於南京。

錢新民與尚振聲的結局

錢新民的身份被76號破獲後，汪偽脅迫他於1941年7月間就任汪偽“特工總部”上海“虹口區”區長。因為自己的疏忽導致南京區受到巨大破壞，牽連了很多同志，錢新民一直深深自責。經慎重考慮後，錢新民又祕密派人到重慶與軍統重新建立聯絡。軍統允其戴罪立功，讓他另立電臺與重慶保持聯絡。錢新民利用偽職作為掩護，將祕密電臺設立在“特工總部”“虹口區”辦公處。

被錢新民牽連的尚振聲，則在南京關押了7個月，後經營救出獄。出獄後，尚振聲隨即與軍統取得聯絡，恢復工作。他祕密派出軍統南京區交通站負責人程希賢，經上海轉香港赴重慶，報告南京區被破壞情況。尚振聲隨即被任命為南京區區長。因已被汪偽特工總部逮捕過一次，尚振聲釋放後受到祕密監視，於是他因勢利導，加入汪偽政權作為掩護。利用個人關係，尚振聲謀得了清鄉部隊某部第七旅參謀長一職，為軍統南京站祕密開闢了一處新的據點。

此時，由軍統局總部派出的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高階特工程克祥(軍統南京特派員)、彭盛木(臺灣人，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均與尚振聲取得了聯絡，將他們獲得的重要情報轉報重慶。他們都是通過周佛海妻弟楊惺華的推薦，打入汪偽“財政部”的，分任辦公室主任和周佛海的機要祕書。

1941年11月8日，軍統南京區上海方面的交通員被76號逮捕，錢新民出現在通訊錄上。76號隨後從錢新民處搜出了與重慶方面聯絡的祕密電臺和密碼本。錢新民再次被捕。據與他同時被關押並得以倖存的軍統人員回憶，錢新民在獄中非常平靜，靜靜地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12月13日清晨6時許，錢新民被日偽槍殺於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場。

雖然尚振聲此時已和錢新民脫離了組織聯絡，但汪偽方面認定他們是一夥的，尚振聲再次被捕。1942年1月19日，尚振聲就義。據同時被關押的軍統人員回憶，尚振聲當日似有預兆：清晨“放風”時，尚振聲拾到一面破鏡子，他一手拿著破鏡，一手撫弄自己的眉毛，眉毛應手而落。他對難友說道，“真倒黴”。話音剛落，警衛就在門外喊他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大限將至，與難友道別，並將衣物分贈難友以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