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情報工作成績被誇大 劉斐其實未傳情報

關於中共情報工作之神奇，明顯地被一些紀實文學之類的讀物和海外的國民黨人所誇大了。中共軍事上戰勝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法寶，嚴格說來並不是情報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

還在1947年夏天，國內外輿論就已經紛紛懷疑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能不能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了。美國的公眾輿論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須考慮中國現政府行將崩潰及在位已久之蔣主席即將失其領袖地位之可能性”，因為“國民政府著手改革，及國軍征服共軍”，希望渺茫。《美英對華輿論摘要報告》(1947年8月)，臺灣“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革命文獻46冊第49號。當年夏天，與國民黨關係甚佳的魏德邁將軍受美國總統指派來華考察，竟也開始對蔣介石繼續領導的能力表示質疑。

他在結束考察回國前夕發表的聲明當中就公開說：中國國內形勢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還“須有有感召力的領導”。言外之意，蔣已失去領導中國的威望了。領教過蔣介石固執己見，且排斥異己的個性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這時的說法更是直截了當。稱：“蔣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陳舊，性復固執，且極易受人之包圍，不能發揮有效之力量。故中國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責任，實應由蔣主席負之。”

他提出：中國的問題要想有所解決，蔣最好“退讓賢路”。《密報》(1948年1月1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二)42933。親眼目睹中國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一步步惡化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這時也一直在考慮如何應付蔣及其中央政權失敗的前景。他先是設想，應當支援地方實力派成立分裂的政府，以此抵制共產黨的勝利，繼而又主張勸蔣退休，以便推動國共和談，組成聯合政府。司徒雷登態度的這種轉變，在1948年10月下旬以前和以後可以看得相當清楚。美國朝野的態度都如此，國民黨內部的分崩離析更是可想而知。

倒蔣毫無疑問一度是又站在反蔣立場上的眾多國民黨人和中間勢力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然而，想要在中國實現非共、非國的第三條道路的努力，只在1947年僅曇花一現，便偃旗息鼓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實再明顯不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固然難以維繫，以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之強，也斷不可能聽任另一股力量取而代之。因此，隨著中共中央公開宣佈願意與一切民主力量合作，1948年春天之後，那些與蔣介石離心離德的反蔣派國民黨領導人，如李濟深、馮玉祥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就不能不轉而密謀與共產黨妥協與合作了。而這些在國民黨內擁有眾多親朋好友、師生舊屬的國民黨人蔘加到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戰爭中來，自然會進一步便利中共的情報工作，甚至是推動那些對蔣或對內戰不滿的將領們，在戰場上反戈一擊。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於1948年1月1日。在此之前，中共就很重視對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工作和策反工作。在情報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國民黨的是錢壯飛等人。1930年，錢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成為負責人徐恩曾的祕書。1931年春，因顧順章被捕，錢截獲情報後被迫撤出。

此後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潛入軍統的張露萍及她所發展的情報小組，該小組到1944年被破獲，沒有能對後來的國共關係起到怎樣的影響。嚴格說，中共能夠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關鍵部門內，這個時候仍舊佔據著關鍵崗位的情報人員並不很多。這裡應當提到的有南京電信局軍話臺，包括重要軍話臺和次要軍話臺的主要成員，多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監控國民黨最高軍政機構的通話情況。

另外，主動加入共產黨，潛伏在孫連仲保定綏靖公署軍務處擔任少將處長的謝士炎等人，這時也在幫助中共做情報工作，並設有祕密電臺，只是僅半年左右即被破獲。

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裡建立有祕密關係。有關劉斐與中共建立有祕密關係的情況，近年所傳甚廣，但根據並不充分。

至少依筆者所見文獻檔案資料，尚未發現劉在其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祕密情報。故筆者傾向於相信劉斐自己的回憶。劉自認為1949年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宣告脫離國民黨之後，被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使“歷年嚮往中國共產黨的心願終於實現了”。包括曾經有意加入共產黨，1948年受命執掌東北軍事大權的衛立煌和身為共產黨員的剿總副祕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汪德昭，遼瀋戰役期間也都沒有資料能夠證實他們曾經與中共暗通款曲。

因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祕密黨員多為單線聯絡，或為長期潛伏的目的相當時間內不發生聯絡，這都造成一些在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並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兩黨戰略決戰中發揮作用。當然，這時在國民黨內向中共傳送情報者為數不少，但他們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組織策動或牽線，如汪維恆、張權、史永等等，所在部門和職務不特別重要，故其情報的價值也較為有限。

關於中共情報工作之神奇，明顯地被一些紀實文學之類的讀物和海外的國民黨人所誇大了。如黃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風雨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6月)一書中稱汪維恆是潛伏在軍政部部長陳誠身邊的軍需署長，1948年5～6月到河北、東北視察後即將河北、東北獨立團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實力、駐地部署等絕密情報交給了共產黨，使共產黨預先了解到東北國民黨軍的情況一說，就有所不實。

實際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後雖擔任過西北五省軍需局少將局長，但在遼瀋戰役前就離開軍界，就任上海財政局長等職。且即使汪有所謂向共產黨提供河北、東北團以上部隊番號等情報之事，在當時也絲毫不是什麼有價值的情報，因為長春、瀋陽被圍後國民黨守軍的情況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於書中所說張權傳送情報一事同樣有傳奇色彩。

迄今為止，就連張權此時的身份為何亦是眾說紛紜。有說他是聯勤總部視察員，有說他是太湖警備區警備司令和總後勤部中將視察員，有說他是國防部中將部員閒職，也有說他是黃河以西警備副司令的。至於張竊取情報一事，有說他在淮海戰役進行中竊取了參謀本部作戰地圖，有說他是在解放軍渡江前調查了國民黨軍江陰要塞江防情況繪製成圖交給中共地下黨，有說他兩者都做了。而實際上，國民政府這時既沒有參謀本部，也沒有總後勤部。究竟事實如何，尚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