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對抗戰的影響 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日熱枕

打擊日偽氣焰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先後有過淞滬、長城抗戰，每次戰後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一嚇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以王英部打前鋒，利用漢人打漢人……蒙古軍督後，作為第二線支援”就可取勝。事實與日軍的願望相反：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殲滅，“大漢義軍”徹底覆滅。此後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綏遠、寧夏地區的日本僑民，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從此，日本關東軍也不輕信偽軍了。

激發抗日熱忱

其次，激發了全中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綏遠抗戰勝利的訊息傳到中國各地，“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 ，各地“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捐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上海日商紗廠的4.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有人認為“這是‘五卅’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日本當局也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報》專門配發了著名記者範長江的傑作《綏東戰役中五個民族英雄》。表彰了騎兵師長彭毓斌，旅長董其武，團長張培勳，團長蘇開元。副團長張著 。

增強抗戰信心

綏遠抗戰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誘發了“西安事變”。各地實力派為綏戰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白崇禧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軍開往綏遠，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閻錫山遵其父遺囑，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李宗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國志士寒心。”應傅作義之請，宋哲元與韓復榘一度會晤於南宮，商討援綏事項(由於蔣介石的阻撓，宋、韓援綏事未能實現)。

綏遠抗戰勝利的訊息傳到西安，東北軍、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後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張學良卻戴著“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1936年12月3日、7日。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蔣介石不同意，還以“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為由，將張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學生在紀念“一二·九”一週年大會上高喊“歡迎武裝同志援綏”的口號，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的決心。張、楊於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並指出：“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蔣介石拒絕張、楊援綏之請，也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