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抗戰紀實 元帥之子回憶沂蒙山反掃蕩作戰

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時期。日軍先後兩次在山東野蠻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對魯南、魯中、清河等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秋天，日偽軍將“掃蕩”的重點轉向沂蒙山區。

在這嚴酷的鬥爭環境中，為了統一山東軍政領導和作戰指揮，1941年8月，山東分局按照中央決定，確定分局委員的分工：朱瑞主持黨的組織工作，羅榮桓主持軍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陳光主持財委會。

9、10月間，父親和陳光率師部經四天強行軍，到達臨沂青駝寺。父親在這裡主持召開了山東軍政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研究了115師和山東縱隊建立統一指揮的問題，並對秋季反“掃蕩”進行了部署。

2000八路軍悄無聲息突出重圍

11月初，駐山東的侵華日軍第12軍司令官土橋一次中將糾集3個師團、4個旅團的日軍主力，再加上偽軍，共5萬餘人，對沂蒙山區進行“掃蕩”。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山東敵後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也是父親主持山東軍事工作以來面臨的一次嚴峻考驗。

11月4日，日軍從沂蒙山區西部的蒙陰縣城出發，偷襲山東縱隊機關駐地馬牧池。經過苦戰，山縱機關分散突圍，隨後向北部的泰山區轉移。為了防止落入日軍之手，山縱機關的電臺砸了，密碼本也燒了，因而同友鄰部隊失去了聯絡。

當時，115師師部、山東分局和山東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簡稱戰工會，相當於省政府)機關共2000餘人仍駐紮在沂南縣留田村一帶，而戰鬥部隊只有一個特務營。這時，日偽軍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報不斷從四面八方傳來。

5日拂曉，臨沂、費縣、平邑、蒙陰、沂水、莒縣的日偽軍，兵分11路，在飛機、坦克掩護下，從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圍。到下午，日偽軍最近的離留田只有七八里，遠的也不過十幾裡。特務營已經在留田周圍的山頭、隘口，構築工事，實施警戒，形勢十分嚴峻。

下午，在留田東南面一個叫牛家溝的小村子裡，父親主持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對策。

會議集中討論如何突出重圍。大家一面看地圖一面討論。概括地說，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東，過沂河、沭河，進入濱海根據地;二是向北，同山東縱隊會合;三是向西，進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圍。但是沒有一個人是主張向南的，因為南面是臨沂，是敵人的大本營。因此，人們在考慮突圍方向時，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親的主張卻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敵情，綜合了大家的意見。東面，沂河、沭河已被敵人嚴密封鎖。北面，敵人正瘋狂南壓，而且處於國民黨軍隊控制中。如果我們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頑的兩面進攻。西面，臨沂通蒙陰的公路已經成為敵人戒備森嚴的封鎖線。而南面呢，正因為是敵人的大本營，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軍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區，其大本營必定空虛，那裡倒可能安全一些。父親主張，先向南突圍，跳出包圍圈，然後向西，進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親提出的方案，這2000多將士悄無聲息地通過敵人的三道封鎖線，突出了重圍。行動中沒有開一槍，也沒有損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國進步記者叫希伯。突出重圍後他高興得像個孩子，對陪同他的谷牧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參加過的任何一次晚會都更有意義，更值得紀念。我一定要把這一段奇妙的經歷寫出來，告訴全世界。”他寫的文章不久發表在115師的《戰士報》上，題目叫《無聲的戰鬥》。

兒子幸運脫險，女兒生病夭折

在父親指揮“無聲的戰鬥”的同時，我在照料我的劉湘阿姨帶領下，也經歷了躲“掃蕩”的艱險歷程。當時，母親剛剛生了一個小妹妹，還在月子裡面。父親決定把小妹妹交給老鄉撫養，隨後又決定讓劉湘阿姨帶著我化裝成老百姓，隱蔽在了張莊區九道溝村尹大娘家。當時我只有兩歲多，還不記事。以下所述都是帶我的劉湘阿姨回憶的。

那一天，劉湘阿姨和牽毛驢的小楊叔叔護送我到尹大娘家時，天已經黑了。尹大娘讓她的兒子成安領著小楊去山溝裡睡覺，派她的女兒秀蘭揹著她的小外孫，陪著劉湘阿姨和我上黃岩頂的山洞裡住宿。

第二天天亮後，我和秀蘭母子都還熟睡著，嗡嗡的飛機聲就把劉湘阿姨驚醒了。接著她就聽到山洞頂部有腳步聲，抬頭一看，原來在洞頂有一道很長但並不寬的裂縫，在裂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現了一雙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頂。幸而鬼子沒有發現這個山洞。

後來我們住的山洞暴露後，那個小羊倌又領我們來到另一個山洞。這個洞很小，只能容兩三個人。幾天後，乾糧袋裡連饅頭渣也沒有了，劉湘阿姨便從洞外的枯草叢中找來一種叫柳夾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帶我到已經收穫過的花生地裡揀沒有收盡的花生。

過了一段時間，師後勤部的軍事科長周桂生找來了，要我們馬上轉移。我們又跟他連夜轉移到九子峰下的鐵峪南山。我和劉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這裡又碰到一次驚險的遭遇。一天凌晨，敵人合圍了鐵峪南山。劉湘阿姨剛剛用草木灰把臉塗黑，漢奸已經進了田大娘家。他們指著我問田大娘：“這是誰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著地說，劉湘阿姨是她的閨女，我是她的外孫，剛從婆家回來。隨後田大娘對她兒子說：“還不快領著小寶出去玩去。”她的兒子便把我領出了屋。我和劉湘阿姨終於逃過了一劫。

幾天後，父親帶著部隊又打回沂蒙山區，我又回到部隊。不久，母親就帶著我和劉湘阿姨轉移到濱海地區。在這次反“掃蕩”中，我那位剛剛出生還未滿月、連名字都沒有的小妹妹由於躲“掃蕩”，交給老鄉撫養，因為病了又缺醫少藥，已經夭折了。

“翻邊戰術，不是戰術，是戰略”

父親率部在沂蒙山區由西向東，從南到北，同日偽軍兜圈子。他經常“以敵為軸心轉動”，同一路日偽軍保持不即不離的狀態。有時，日偽軍剛剛從東面出村，他就帶著隊伍從西面悄悄地進了村，日偽軍燒的開水還是熱騰騰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對這一路日偽軍的行動了如指掌，而日偽軍卻料想不到他們日夜尋找的八路軍就在他們的屁股後面。因此，他認為在反“掃蕩”中，跟著敵人走往往比較主動，而被敵人追著走，往往陷入被動。但是，由於敵強我弱，在敵人“掃蕩”時，有時也會出現被敵人追擊甚至合擊的被動情況。他認為在這時最重要的是儘快擺脫敵人。

一天，在指揮所附近又發現了敵情。父親立即率部向馬牧池方向轉移，途中遇到一條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過的獨木橋。隊伍要過橋，只能改為一路縱隊，行軍速度大大減慢了。按這個速度，不等隊伍過完，敵人就可能追上來。父親來到河邊，把作戰參謀侯向之叫到身邊說：“這樣過不行，要動一動腦筋。你沿著橋從河裡趟過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參謀脫掉棉褲，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樣扎人。他咬著牙，一步一步趟過了河。水不過齊腰深。此時已過立冬，水雖然很涼，但人完全可以過。父親立即下令，全部徒涉。於是，一路縱隊改為橫隊，部隊很快就過了河。

過河後，有的參謀建議把橋拆掉，以免被日軍利用。父親下令：留著它。同時派人把河兩岸的腳印都掃掉，消除涉水的痕跡。

父親身邊的參謀人員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興地去執行命令了。日軍慣於按條令機械辦事。有這樣一座橋，他們便會順著橋走。如果沒有了橋，倒反而會逼著他們徒涉。顯然，讓敵人從橋上慢慢通過對八路軍更為有利。

1941年底，父親他們開會部署第二年的工作，決定朱瑞留在山東縱隊，父親東渡沂河、沭河，到濱海區同師部會合。山東縱隊派了一個營護送。

在父親快要到達沭河邊時，突然發現自西向東、到濱海進行“掃蕩”的大批日軍，沭河兩岸都有。然而，負責護送他們的那個營卻同他們失去了聯絡。這樣，在父親身邊就只剩下參謀李燧英、警衛員和警衛排，總共不過35人。沭河硬衝是過不去的。父親吩咐大家在一個小山村隱蔽宿營。

第二天拂曉，哨兵發現村外有日軍。天一亮，如果這30多人被日軍發現，後果將不堪設想。父親命令立即向西轉移。西面不是敵佔區嗎？李參謀稍一猶豫，父親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輕輕補充了一句：“這樣做反而比較安全。”李參謀聯想到留田突圍，思想豁然開朗，很快領會了他的意圖。

果然，當父親這支小隊伍從兩股敵人之間的縫隙插入敵佔區後，倒反而平靜了。當時，警衛排的戰士們都騎著日軍的大洋馬，戴著繳獲來的日本軍帽，穿著日本軍大衣。沿途據點裡的偽軍以為是“皇軍”，都搖著旗同他們打招呼。父親也叫李參謀向他們招手示意。這一天正逢趕集。當他們從集旁經過時，一些偽職人員還點頭哈腰地迎上來招呼：“太君下馬歇歇！”

他們在敵佔區始而向西，繼而向南，又折而向東，轉了個馬蹄形，到天色黃昏，終於渡過沭河，安全抵達濱海根據地。

父親指揮的沂蒙反“掃蕩”，特別是留田勝利突圍，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邊戰術的成功實踐。所謂翻邊戰術，是“敵進我進”原則結合山東抗戰實際的產物。八路軍之所以要採用這一戰術是由敵後具體條件決定的。由於敵後根據地地域狹小，缺乏迴旋餘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敵進我退”的辦法，就退無可退，難以突破敵人的包圍。針對敵後的特點，當日偽軍進行“掃蕩”時，我主力部隊不是設定在根據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敵人的根據地的邊沿地區。當敵人“掃蕩”時，不是“敵進我退”、“誘敵深入”，而是“敵進我進”，即在弄清敵人特別是當面之敵的動向後，趁著敵人的包圍圈尚未緊縮，尚有較大空隙時，選擇敵之弱點，由根據地經邊沿游擊區，“翻”到敵人後方去，打亂敵之部署，粉碎敵之“掃蕩”。

父親認為，由於日軍是異族侵略者，在政治上處於劣勢地位，即便在其佔領區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後方空虛和八路軍長期在敵佔區的工作，八路軍“翻”到敵佔區仍可得到群眾的支援而取得行動的自由權。

據中聯部原副部長王力回憶，毛主席在談到山東抗戰時曾這樣評價父親提出的翻邊戰術：“敵人蠶食了，是面向根據地，還是背向根據地？羅榮桓的翻邊戰術，不是戰術，是戰略。他掌握山東局面以後，敵人越蠶食，根據地越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