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礙洋務運動的最大障礙 晚清的士大夫階層

在19世紀的中國，面對外力的衝擊，中國人的反應、中國社會的反應都是由士大夫來表達的。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於“彈丸島國”，士大夫大為震驚。最終造成清流走向維新，李鴻章一派反而趨於保守。士大夫思想分裂，群體分裂，互不相容。

我們二十年來，追述中國的歷史，常常要帶到日本，講日本的明治維新，講日本的近代化。但是從事後一百年來看，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種擴張的近代化，因此，日本的近代化對東亞來說曾是一種災難。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走向擴張，最原始的原因裡有一些自衛的因素。因為當時俄國勢力向南延伸，日本視之為大患，其謀劃自衛遂從一開始便自自身的疆域之內向外遠推，由此產生不僅有所謂“主權線”，而且有所謂“利益線”。前者指國土的疆域所在，後者擴張到疆域之外。最先劃入其中的，就是大陸上的朝鮮和海洋上的臺灣、琉球。所以，日本近代化沒有多久就發生了侵臺灣、滅琉球的事件。

而後日本要從海上進入大陸，朝鮮便首當其衝，並因此而牽動東亞。日本久蓄“徵韓”之心，但“徵韓”則不能不牽涉到中國。因為中朝之間有著歷史上形成的宗藩關係，西方人後來寫東亞歷史，把這種關係稱作“朝貢制度”，並引用近代外交的體系和觀念為尺度對之作丈量和非議。但就歷史本身而言，朝貢制度在幾百年間保持了東亞安定，使東亞各個國家之間能夠相安相處。

“朝”和“貢”的本義都是宗藩關係中的禮儀，而以朝和貢的常態維持於宗藩之間，又說明這種關係並不是用戰爭和征服的手段造出來的。朝貢的歷史形成，實際上更多地是周邊國家對中國文化的朝貢。宗藩關係以大小分上下，而以“事大字小”為其間之倫理。小國對上國，謂之“事大”。時至晚清，“事大”不過是隔幾年派貢使帶一些貢物和表文來朝覲，論其實質，已演為一種純粹的禮儀。但就大國要“字小”一面而言，則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責任。“字”訓為“保”和“育”，所以小國一旦有內亂，有外患，常常會向大國求援，而大國不能不以求而後應為一己之擔當。聯結於兩者之間的，有利害、有道義，也有文化。

1894年朝鮮內亂，中國因朝王請求而出兵。而後是日本因中國出兵而出兵。此前，日本已傾力於擴充武備，練兵演習，構建戰時機構，這些都不僅是在準備戰爭，而且是在謀劃戰爭。因此，甲午年他們成了蓄謀已久的一方，而沒有準備的中國則被宗藩關係拖著捲進了戰爭中。

由於沒有準備，已經卷入了戰爭的中國曾希望西方列強出面調停。但列強各有懷抱，從而各有算計，因此中國人的希望始終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於是最後的結局便只能決定於暴力和暴力的對比。被動的中國遂不能不成為失敗的一方。

隨之而來的割地賠款，以五十多年民族戰爭的一敗再敗所未曾有過的酷烈，化為五十多年裡未嘗有過的猛烈衝擊，激出人心的震盪和士議的高亢。

《清史稿》說，當日“國人以北洋海軍信可持，爭起言戰”。這裡說的“國人”其實主要是士大夫。但戰爭中海面交戰的累累重創和地面交戰的一戰而潰和潰而逃，則從一開始便以一種驚心動魄的方式打破了國人對於這場戰爭的預想。

作為對比，甲午戰爭兩三年後，日本有個兵頭叫神尾堯臣，到漢口與士大夫相交往，其間言及戰爭，他非常直白地說：“我們也想不到你們這麼不經打。”當時日軍對中國交戰，初想是以佔領朝鮮全境為目標。但中國一方連戰連敗，遂使日本一路尾追，越打越遠，直到《馬關條約》談判時還在打而不肯停手。與這種中國人的出乎意料和日本人的出乎意料相對應的，便是“國人信可持”被打碎之後的天下錯愕和震驚。

與這種錯愕和震驚相伴隨的，是樞府總署忿爭論事，翰詹科道交章論事，總督巡撫電奏論事，部曹京官呈文論事，各省舉人上書論事，追究的都是戰爭的失敗和議和的辱國。李鴻章是主持戰爭的人，又是一身承當議和的人。所以天下之怒罵皆歸於李鴻章，說他不戰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潛勾倭主，還說他兒子是日本的駙馬，為日本人送軍火、糧食，要斬李鴻章以謝天下。

自同治九年任直隸總督起，二十多年之間李鴻章一手提調北洋海防，練兵、置械、辦北洋艦隊，“用財數千萬之多”，而一旦變起於近旁，則以甲午年的一敗塗地為結果。因此，適當此日，他在朝野的群起追問中成了千夫所指的人。

但就其個人身入漩渦而心力俱絀的閱歷而言，李鴻章又意多屈鬱。他在一封信裡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船購械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手一擲，遂至不可復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這些話裡未必沒有道理，但在當日的中國，這些道理都敵不過萬千人挾憤怒之心對他的窮追深究。而後是李鴻章與淮軍一起跌落，被朝廷剝掉了三十年擁有的權力和對政府的影響。連帶而及的，是世人眼中與李鴻章太過親近，並因之而為士議所痛惡的孫毓汶、徐用儀先後退出了軍機處。

在這種戰爭造成的政局變動裡，由政局變動而致人物的此長彼消，已使帝師翁同龢成為政府中最有影響的人;也使湖廣總督張之洞成為疆吏中最能為士林歸心的人。翁和張都是清流的前輩，因此，在言路喧譁以見士議高亢之日，他們所獲得的更多的權勢便會助成士大夫中的清流由個人而聚合，並以其聚合呼應，而成為當日中國支配和導引思想潮流的力量。

與宋、明相比，清代長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緒初年清流起於廟堂，始有言路的一時振盪。其間的自成一類而為天下注目，一方面在19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長久的內戰引發國家權力下移之後，七十年代的清流以尊王為共性，因此常常以彈擊疆吏為能事。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開始的借西法以圖自強引制器、開礦、航運、鐵路次第而入中國，而清流既代表儒學的固性，又代表儒學的剛性，便常常與洋務相對峙。吳汝綸謂之“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以見兩者在世人眼裡的涇渭分明。而身在洋務一面的曾紀澤尤痛惡清流而言之刻薄：

近世所謂清議之流，不外三種。上焉者，硜硜自守之士，除高頭講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書。井田、學校必欲遵行，秦、漢以來遂無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識不足，其心無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會理學之緒論，發為虛懸無薄之莊言。或陳一說，或奏一疏，聊以自附於腐儒之科，博持正之聲而已，次也。下焉者，視洋務為終南捷徑，鑽營不得，則從而詆譭之。以媢嫉之心，發為刻毒之詞。就三種評之，此其下矣。

這些文字中的痛惡之意未必能寫照清流的本相，卻使人可以明白地看到清流與洋務之間的大幅度對立。就總體而言，清流之反洋務，是時逢世局大變之日裡的守舊以敵開新。而清流表達清議，因此，在清流人物的背後，其實是當日士大夫的多數。

若以此為比照，則甲午戰爭的失敗留給中國社會的深度影響之一，是二十多年為中國守護舊物的清流此日在震驚、震撼、震懾之下的一時劇變。

當甲午、乙未言路滔滔之際，被世人看成是清流的人物都是其中最富主動性和活力的士人群類。他們因議戰拒和而聚合，又在追究李鴻章的過程裡以彼此呼應為一時共鳴。然而中日之間的戰爭，是中日之間的比較，所以，日本以“彈丸黑子”之地而能打敗中國，這個事實，又不能不使一腔憤痛的中國人因中國的失敗而審視日本的勝利，又因日本的勝利而反觀中國的失敗。

自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中西交衝以來，中國人已越來越正視西方人，但越來越正視西方人的中國人裡很少有人肯正視日本人。時至甲午戰起倉促的一敗再敗，則中國人已不能不正視日本和不得不正視日本。而正視日本，目的全在時人所說的“反鏡以觀”，在這個久被目為“彈丸島國”的東鄰對照下省察中國自身。因此，集矢於李鴻章的言路高亢激烈，隨之而轉向由戰爭的失敗追索因果，並紛紛著力於翻尋和抉發中國的積弊與時病，而後是議論的重心和理路都發生了變化：

二百年來，官守成法，士耽俗學，習熟見，以為當然，塞聰蔽明。冥冥長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為不仁之疾。

這些弊和病存在已久，但在甲午戰敗的映照下全成了一時畢顯而尤其觸目動心的東西。走得更遠一點的，則追溯道光以來中西交衝的種種情節而以彼律此，然後統括而論之曰：

觀其宰相之謀成後戰，則我之執政可恥;觀其士卒之步武嚴肅，則我之將帥可恥;觀其儒者之鉤深索隱，則我之士可恥;觀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則我之農可恥;觀其勞工之神明規繩，則我之工可恥;觀其公司之操奇計贏，則我之商可恥。

辛丑年李鴻章自述三十多年辦洋務，其實是紙糊的老虎，“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裱糊匠東補西貼”，外觀上“成一淨室”而已。他把中國比作“破屋”，指的正是中國社會的積弊和時病。

因此，清流議論在追索戰爭失敗的因果裡指向“二百年”的“塞聰蔽明”和“十八省”的“不仁之疾”，以及種種比照可見的“可恥”。他們看到的東西，其實李鴻章已經比他們更早地看到了。這個過程使曾經痛罵李鴻章的清流在見識上與李鴻章有了一種相同和一致。比之將一場民族戰爭的結局歸因於一人一身而窮究忠奸，這種由縱看“二百年來”為中國診病象的理路無疑要深刻得多。

而時逢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其割地賠款之酷造成中國人“大野招魂哭國殤”之痛，則身在其中所感受到的“焚如之災，迫在旦夕”，又遠比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曆史過程更加惶遽亟促。當日張之洞稱之為“非常之變局”，陶模稱之為“危局”，稍後嚴復稱之為“世變之亟”。其中內含的緊張和憂懼，顯然都比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時論所說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既沉重得多，又急迫得多。在這種積弊與危局的互相對映裡，士大夫生當斯世斯時而驚懼交集，已不能不力除積弊以應對逼來的危局，並由此走向“變通成法”。

經歷了這一段歷史的過來人後來追敘說：“吾國經甲午一戰敗於日本後，洞明時事之流，已僉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非將教育政治一切經國家治人民之大經大法改弦易轍，不足以言變法。”在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過程之後，這是士林中的一種新的時趨和走勢。而主導了清議，從而牽引了這種時趨和走向的，便是甲午乙未之際因議戰拒和而聚合起來的清流人物群。隨後，是“京邸大僚之議論、翰林御史之條陳、外省督撫學政之文告奏”的紛紛然跟著走。

在這種時趨變和走向變的過程裡，一方面，身為清流前輩而位居眾目仰視之地的翁同龢、張之洞能夠影響和導引清流人物，並因此而影響和導引士林;群集的清流人物也能夠影響和導引翁同龢、張之洞，並因此而影響和導引那個時候的政局。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清流與大吏相連、與廟堂相連、與君側相連，又使他們在群謀國是的呼應裡築成的人際勾連成為一種上通的現成路徑，為原本不在清流淵源之內的士人中的急急乎進取者提供了可以借用的途徑，使之能夠沿此拾級而上，快步走近權力的高處。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七年之前已開始上書皇帝、上書徐桐、上書曾紀澤，並曾謁翁同龢，“意欲一見”的康有為的一路叩門，一路碰壁。出都之日，遂以“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得”為一洩憤懣之辭。而時至甲午乙未，則康有為已既與張之洞的門下相親近，又與翁同龢的門下相親近，並因此而得以聲聞上達。

後人作史，曾歸康有為為改良派，並以王韜、鄭觀應一類的早期改良派，以描劃其間的前後傳承。但在甲午前後的中國，自士林中人看去，王韜、鄭觀應一類猶在士人世界的邊緣，所以，作為一個具有鮮明士大夫意識的人物，康有為顯然不會把“早期改良派”引入自己的思想視野之中。就人際屬連而言，他更自覺、更看重並因之而力為依附的，其實是聲勢所歸和聲望所歸的清流。由於聲勢所歸和聲望所歸，聲勢和聲望又成為一種裹挾和席捲，使士林中更多的人跟從而來，匯入這種時趨和走向之中。

當日的一則記載說“公卿謀於上而處士奮於下”;另一則記載說“京中言變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幾乎僉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務之人”。至日後張元濟回憶其間的情節，則說是：“中日戰敗，外患日迫。憂時之士，每相邀約在鬆筠庵、陶然亭集會，籌商換(挽)救之策，議論當時所謂時務西學。餘亦間與其列。到者多一時名下，然毫無組織。”這一類記述既說明了變法的思想在那個時候曾經有過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也說明了變法思想本身的模糊混沌，以及隨之而來的陳流紛呈和各是其是。

就清代二百多年士大夫的常態而言，這些都是異態。其間形成的京師強學會則因其多屬“臺館諸臣”的清流淵源而一頭連著守儒學本分的李鴻藻、翁同龢、孫家鼐;又因其致力於“時務西學”而另一頭連著熱心為中國人作策論的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由此顯出來的交錯和複雜，同樣寫照了變法成為一種思想震盪之日，清流群體的今時不同往日，以及這種變化所造成的發皇和跳脫。

在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多年裡，中國人由借(西)法以圖自強從域外引入種種古所未有的東西，而其宗旨則在取彼之長，以新衛舊，守護中國的政教文物。但變法因摘發和指陳積弊和時病而起，是以變法雖然仍以圖自強為懷抱，而其宗旨則已由取新衛舊一變而為除舊佈新，與之因果相連，是取新衛舊尚以新舊可以共存為當然，而除舊佈新的理路很容易演繹為新舊之間的不能相容。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曾先因中西之爭而知古今之爭，時至此日，遂又因中西之爭而入新舊之爭。這是一個外鑠化為內卷的過程，而比之古今之爭，新舊之爭的向內鍥入又更深一層。

而後，一面是變法的議論由“變亦變，不變亦變”急速地走向大變、速變、全變，沿著“興利除弊，變法致強”一路推演到“二百餘年來之歷史”和“二千年來之學”和“二千年來之政”，其中的懷抱激烈者，至有私議“華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為罪首”，並因之而倡“盡燒宋人之書”。而與此同時發生的，又有“近今風尚，競譚西學”牽引下的引進化論入公羊學以重造孔子，遂使安身立命的儒學成了工具化的儒學和異化了的儒學。更極端一點的，還有中西之間合教通種之說。同這種以文字和議論衝擊政教文物的新舊之爭相比，另一面是新舊之爭引入人群之中，起於認知的新舊之分便因之而直接地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新舊之界。隨之而來的衝擊往往烈度更大。

由於因議戰拒和而匯聚起來的士人在轉向變法的過程中多以“開新”、“維新”、“刻意求新”和“振新新學”、“盡棄舊學而學之”為主張，既以此為議論，也以此廣認同類，則作為反襯和對比，他們同時又會非常自覺地以“舊黨”、“錮蔽者”、“守舊之徒”、“守舊之病”以及“故見其封，如蛙在井”等等作概括刻畫，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人劃歸到與自己不同的異類裡，並施以痛詆。而因果相循，此攻彼伐之際，被目為“舊黨”的一方又起而用痛詆回擊“以開新為事者”的痛詆，指其“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國之人心，翻亙古之學案”。這種新舊之間的爭鬥雖由外鑠化為內卷，並且以文人為主體，但兩者之對峙一經形成之後，則常在不可調和之中。由此催生血脈賁張，遂有譚嗣同所說的“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血流遍地，方有復興之望”。其言之悍猛決絕實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曾有。

因新舊之爭而造成的這種士大夫的思想分裂和群體分裂，以曾經守舊的清流此日在尋求變法過程裡發生的脫胎換骨，具體地反照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帶給中國社會的深度變遷。與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過程相比，瞿兌之說是“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而反趨於舊”。陳獨秀說是“當時政治思想分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領是在北京的大學士翁同龢;二是實力派，首領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隸屬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尚舊的文物制度的，隸屬李派的是些辦鐵路、輪船、電報、海軍的洋務人才，是主張採用西洋軍事、交通制度的。在當時前一派屬於守舊，後一派屬於維新，兩派在思想上、在政權上，中日戰爭前即有不少暗潮。戰後維新自強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於守舊，翁派屬於維新，而暗鬥愈烈”。兩者各自用“始舊而繼新”和“思想互變”概括了一個曾經長久地抵拒借法的士人群體因戰爭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面戰敗和直面危局的過程裡駸駸乎演化為變法主體的事實。其間的變遷之跡正非常明白地顯現了晚清中國時勢逼人的促迫峻急。

在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裡守舊抵拒借法，已顯示了士大夫的分化，而時至甲午、乙未之後因變而起新舊之爭所導致的士大夫分裂，則使一個兩千年來以其自身的穩定長久維持了社會結構穩定的群體，又因其自身的深度衝突而成了最不穩定的社會力量。這種衝突由新與舊的分裂開始，又演為新與新的分裂，而後是西來的學說不斷地化為各不相同的理想，又不斷地促成理想與理想的衝突。與之相伴隨的則是長久的社會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