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的傳奇人生 王亞樵怎麼死的

傳奇愛國志士王亞樵，將暗殺作為抗日和反蔣的主要手段，行刺侵華日本關東軍總司令、上海侵華日軍總指揮白川義大將、陸軍中將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樑、宋子文、蔣介石等，蔣介石曾懸賞100萬大洋的天價緝拿他。但這樣一個古今中外無人出其右的“暗殺大王”，最後卻不幸死於別人對他的“暗殺”內幕，卻鮮為人知。

王亞樵(1891.1—1936.9.20)，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最著名的暗殺行動策劃人，曾籌劃過對蔣介石、汪精衛、李頓、宋子文、徐國樑等數十名侵華日本將軍、國民黨要員、漢奸的刺殺行動。

“第一殺手”震驚海內外

王亞樵，字玉清，號九光，又名王鼎，1889年1月，出生於安徽合肥北鄉(今合肥市瑤海區石磨鄉)。其父王蔭堂是一位鄉村醫生，粗通文墨，耕讀傳家。王亞樵自幼入私塾求學，聰穎過人，十七歲時，應童子試，名列前茅。嗣後，王亞樵不滿清廷的腐敗無能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瓜分，激於民族大義，加入同盟會，奔走反清救國。武昌首義勝利，王亞樵召集志同道合者，成立廬州軍政公府，任副都督。事敗後，1913年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露宿街頭，為人機敏剛強，嫉惡如仇。1915年，王亞樵晉見孫中山，投身護國討袁之役，旋上書孫先生，建議以暗殺手段剷除軍閥，再造共和。孫中山批駁他說：“解決革命，應以武裝力量徹底推翻其組織，不在於殺死一兩個人。”

王亞樵見自己的“暗殺革命理念”，不被孫中山接受之後，仍然堅持己見，活躍在上海、南京、安徽、廣東、廣西、香港等地，成為一個專門從事暗殺活動的傳奇式人物。王亞樵出走上海，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成立了“安徽勞工上海同鄉會”，並出任該組織首領，不久便擁眾數百人。他們人手一把斧頭，幾百把斧頭頓時把上海灘攪得昏天黑地，“斧頭幫”從此聲名鵲起。有了自己獨立的組織和勢力後，王亞樵放手實施他的“暗殺理念”，開始了“暗殺大王”生涯。他揮刀舉槍馬不停蹄，不論封建餘孽、反動黨政要人、日本鬼子、流氓惡霸殺、漢奸特務，只要他認為該死的，沒有不敢殺的，他成為許多人談之色變的“民國第一殺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王亞樵致力於暗殺，無論是手段還是目的，都與中國共產黨並無共同語言。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是同情的。據王亞樵當年的學生、中共隱蔽戰線的傑出人物華克之回憶：1931年底，中共地下黨主辦的《紅旗日報》被查封，華克之因而向王提議：“九哥，你買個印刷廠送給共產黨吧，你就給革命立了蓋世之功。”王二話不說，不出三天，籌款萬元交華轉遞，使《紅旗日報》得以繼續出版。一年後，印刷廠又遭查封，王亞樵再次解囊，贖出被關押的工人並安置好他們的出路。此外，王亞樵還曾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費，出資援請律師幫助被捕的共產黨員辯護等等。

王亞樵在國民黨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殺黨”、“幫匪”;江湖人士羨其效法孟嘗門客彈鋏而歸，麾下舉火待食者眾多，俠肝義膽，譽之為“上海灘上小孟嘗”;上海租界當局警務部門的檔案中將他稱之為“一個臭名遠揚的刺客，若干政治謀殺案的主謀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說：王亞樵是“戴笠早年最頭痛的勁敵”，“對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脅，戴曾千方百計想除此心腹大患。”

首個暗殺者：陸軍中將、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樑

徐國樑，1876年出生天津，早年投效淮軍，1903年畢業於北洋警務學堂，任職於天津警察署。1913年調往上海任第三區警察署署長。1914年1月任江蘇淞滬警察廳閘北分廳廳長，同年7月升任上海警察廳廳長，負責維護上海華界社會治安，1915年1月授陸軍中將軍銜兼江蘇省警務處長。1919年壓制上海響應五四運動的罷工罷市活動。1922年開設聚豐貿易公司，暗中販毒。

上世紀20年代初，中國大地被各路軍閥割據，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自然也成了軍閥們爭奪的的一塊地盤。

1923年10月，北洋直係軍閥頭子曹錕賄選當了總統，曹錕手下大將、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齊燮元，準備進攻浙江督軍盧永祥，把親信徐國樑派往上海，充當淞滬警察廳廳長，1923年10月2日，曹錕授將軍府將軍。。徐國樑手下擁有武裝警察7000多人，獨攬滬上，鎮壓革命黨人和愛國人士不遺餘力，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

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也巧立名目，在上海特別設立了一個軍事機構——上海擴軍署，派他的妹婿何豐林任擴軍使，駐兵上海。一塊肥肉爭著吃，摩擦也就開始了，軍警鬥毆事件不斷髮生。隨著摩擦的不斷升級，盧永祥失去了耐心，他決心幹掉徐國樑，把警權奪過來。

不久，盧小嘉便通過李少川的關係認識了王亞樵。李少川是李鴻章的族孫，因為與王亞樵是合肥的同鄉，因此相交甚密。在杭州督軍官邸，盧永祥熱情地招待了王亞樵，並且親口答應事成之後，奉送湖州一地，槍支四百條。王亞樵雙手抱拳說：“督帥放心，一個月後聽王九的訊息！”

王亞樵回到上海後，立即著手佈置刺殺行動。

1923年11月10日，王亞樵選派部下李達生，化名李一鳴，伺機將徐國樑處死。11月12日，王亞樵得到李達生報告：徐國樑進了溫泉浴室。這溫泉浴室在大世界遊樂場對門，是個熱鬧繁華的地方，王亞樵清楚這是一個下手的好機會，於是又曾派得力干將鄭益庵帶領一批人趕到溫泉浴室。

鄭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國樑的轎車停在浴室門口，他的十幾個負責警衛的武裝警察守衛在附近。鄭益庵向手下的人發出了隱蔽訊號。大約過了兩個小時，徐國樑終於從浴室內走出，鄭益庵瞅準時機發出攻擊命令，行動組的人立即擁上街面，快要靠近車旁時，突然一齊開槍，徐國樑當場被打死。鄭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絆倒，被法國巡捕逮捕。

齊燮元接到徐國樑被刺的電報大為震怒，立即派人去上海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亞樵先動手，通過上海黑社會的關係和一筆重金，把鄭益庵引渡到上海擴軍署，然後悄悄送出了上海。

王亞樵：戴笠之師和引路人

1923年11月12日，王亞樵暗殺上海警察廳廳長、陸軍中將徐國樑之後，便離開上海，接受反對直系的浙江皖系軍閥盧永祥的委任，前往湖州擔任浙江縱隊司令。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

國民黨臭名昭著的大特務、軍統局長戴笠，當時在王亞樵手下任中隊長，他奉王亞樵為師，按江湖習慣尊其為“九哥”，執禮甚恭。

1924年10月，盧永祥被齊燮元打敗，12月，奉軍張宗昌部舉兵進攻江蘇齊燮元。段祺瑞借奉軍勢力派盧永祥南下，恢復皖系地盤。盧永祥遂任蘇皖宣撫使。12月間，孫傳芳反攻蘇皖，驅走奉軍。1925年1月10日，盧永祥到達南京後組織宣撫軍，自兼江蘇軍務督辦。8月盧永祥因受奉系軍閥排擠辭職，隱居天津。王亞樵、戴笠同去廣東，適黃埔軍校招收六期生，王亞樵便把戴笠引入黃埔軍校學習。

1927年，寧漢分裂，蔣介石大肆追剿持不同政見者，王亞樵突圍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從此致力於反蔣。在忠義上，戴笠想用自己的行動樹立榜樣，忠於蔣介石。戴笠之師、引路人和結拜兄弟王亞樵曾是10萬斧頭幫的幫主，不僅成為職業殺手，而且一心想殺蔣介石。戴笠一心追隨蔣介石，保衛蔣介石。於是，王亞樵和戴笠便成了志不同，道不合，自然兩人決裂。

謀刺“三魁首”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王亞樵目睹無數革命志士慘遭殺害，心中十分悲憤，決定暗殺蔣介石、宋子文和大漢奸汪精衛。

1931年6月初，王亞樵探聽到蔣介石將從南京飛赴江西，並會上廬山消夏的訊息後，派出兩路人馬，一路由鄭抱真帶領，埋伏在南京機場附近，準備趁蔣介石登機之時暴起刺殺。另一路則由華克之率領劉剛、陳成，先行上山埋伏，等待蔣介石上山再伺機刺殺。

華克之，斧頭幫副幫主。鄭抱真，王亞樵最欣賞的門徒。此時的他們也許根本就沒有想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華克之還成為了直接受潘漢年領導的“特科”重要人物。建國後，華克之官至內務部副部長，而帶領自己組建的部隊加入新四軍的鄭抱真則是建國後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長。這個淹沒在歷史深處的結局，比這次刺殺事件本身更值得讓人玩味。

不過，當時鄭抱真率領的殺手們，在南京機場潛伏了一天一夜，也沒看見飛機動地方，原來蔣介石臨時改變行程，坐軍艦去了九江。

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簡單地把第三次“圍剿”佈署完後，就將一直喊熱的宋美齡帶上了廬山。

此時的華克之，已經帶著他的弟兄們化妝成遊山的富商，潛伏在太乙村別墅群裡。

得知蔣介石已經上廬山，擺在王亞樵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槍。

他通過外國朋友搞到了幾把最新式的德國強力左輪手槍，500米之內威力巨大。但是因為沿途車站碼頭搜查甚嚴，而且廬山山上因為蔣介石的到來更是佈滿了便衣和暗哨，所以華克之一行並沒有帶槍上山。

現在怎麼把槍送到華克之的手上便成了問題。

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個成功的女人。這句俗話用在很多人的身上都非常準確，對於“風流”的王亞樵也同樣適用。

王亞樵的妻子王亞瑛(原名叢蘊鈺，後人多誤以為是王亞樵的妹妹)，不僅是王亞樵的好軍師，還曾多次鎮實自若地掩護王亞樵脫險。如果5年後在梧州王亞樵也能聽從她的勸告的話，也許不會死得那麼早。

當王亞樵正為把槍送上山的事而苦惱時，王亞瑛出了個主意。

她差人買來了四個上好的金華火腿，把中間的肉挖空，將手槍拆散，用油紙包好後放入火腿洞中，再將肉皮用針線密密縫好，塗上鹽泥，表面看上去天衣無縫。

她和王亞樵的弟媳劉小蓮一起，扮成貴婦，一路暢通無阻地上了廬山，並把火腿交給華克之。

華克之等人在一處隱密的竹林裡把火腿開啟後將槍裝好，開始各自埋伏在蔣介石可能會經過的山路上，準備伏擊。

可是原本非常“精彩”的一個暗殺故事，因為華克之等人的一個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蔣介石待從室的高度警覺。

這一次上山，蔣介石雖未帶戴笠前來，但是負責保衛的待從室也決不敢掉以輕心。除了命令當地軍警負責外圍警戒和查崗放哨之外，待從室的衛士們也必會親自檢查蔣介石將出行的路線是否安全。

這一天，待從室的衛士們在一處隱密的竹林裡，看到了四個被拋棄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齊地挖空了，仔細研究之後竟然發現火腿被挖空的肉洞中隱隱有機油的痕跡。

這一發現讓蔣介石的待衛們非常地緊張，因為他們推測很可能就在這幾天，有槍支被偷偷帶上了山。那麼這些槍支的目標是誰？

侍從室向蔣介石彙報之後，除了要求廬山上的軍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變了護衛措施。他們將原本都擁在蔣介石身旁的侍衛們分成明暗兩組，一組依然若無其事地擁在蔣介石周圍警戒，另一路進入到蔣介石沿途的樹林、竹林中，暗暗保護。

這一策略的改變，改變了事件的整個程序，使中國的歷史得以按照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發展下去，而沒有拐個彎。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蔣介石和宋美齡依然乘坐著山轎出行，到太乙村一帶遊玩。暗暗穿行在樹林中的侍從室衛士們，忽然在前方發現一個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長衫，手插在腰中，全神貫注地盯著蔣介石將要經過的山路，此時蔣介石的山轎已經出現在山路的遠處。

憑著職業的敏感，衛士們急速上前，揚聲示警：什麼人！那個身穿長衫的人這才注意到自己不遠處有幾個軍人摸了過來，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刻，他沒有轉身逃跑，而是把腰中的手槍拔出來對著緩緩靠近的蔣介石連開了兩槍……

這名向蔣介石開槍的人，就是華克之暗殺小組成員陳誠，跟那位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陳誠的名字一樣。因為之前多次偵察的時候，侍從室的衛士還沒有兵分兩路，因此當時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蔣介石的身上，並沒想到會有侍從室衛士暗暗地從樹林中摸出來。

在那一瞬間，在斧頭幫裡號稱神槍手的陳誠沒有逃走，而是選擇了開槍與蔣介石同歸於盡。不過因為射程遠，而且受到影響沒能精確瞄準，所以這兩槍都沒有打中蔣介石，倒是讓一個轎伕受了傷。槍聲讓蔣介石驚恐萬狀，從山轎上翻滾在太乙村山路上，並沒有受到傷害。而刺客陳誠，還沒有打出第三槍就已經被蜂擁而上的侍衛們打成了篩子。在那個緊張的時刻，誰也不會想到要留下活口，都是爭取一槍斃命。

槍響之後，王亞瑛、華克之等人見刺殺失敗，急速下山而去。

山上山下一番搜捕之後，除了現場的那把新式手槍和發現幾個已經急匆匆離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蔣介石電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經過查訪，把目標盯在了王亞樵的身上，可是沒有證據的他也不敢擅動這位斧頭幫主，只是放出風來：“如果王亞樵敢對領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會放過他。”

1931年6月，宋子文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王亞樵決心除掉蔣介石這掌握國民政府財政大權的“妻舅”。偵察宋子文告訴王亞樵，宋子文7月22日從南京來上海，王亞樵在上海蒲柏路大華公寓和華克之、龔春浦、謝文達密議，決定待宋子文來上海在北火車站鋤殺。華克之率張玉華、孫鳳鳴、陳成、蕭佩偉、陳鳳書、朱德興等守月臺，龔春浦率劉剛、龍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車室，謝文達率許志遠、黃立群、朱大剛、陶惠吾等守車站大門及天目路，並切斷通訊路線。23日上午，各部人員領到手槍24支，煙幕彈一個，分赴北站守候。當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車站下車，華克之急命開槍。但因事先偵察不夠縝密，宋子文與其祕書唐腴臚均穿白嗶嘰西裝，同戴白拿破崙帽，面貌高矮相似，誤將宋子文祕書唐腴臚亂槍打死，宋子文趁機僥倖逃脫。華克之亦誤認擊中，即命張玉華摜了煙幕彈，全部人員乘煙幕安全離開車站。

暗殺連續發表偏袒日本談話的英國外交官李頓

“九·一八”之後，日本侵佔東北，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提請“國聯”討論，“國聯”推英國李頓爵士率國際調查團來華實際調查中日衝突，李頓一行先至東北再到上海，竟然連續發表談話，偏袒日本，國人聞之無不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對，沈鈞儒、褚輔成、朱子橋、許世英、王亞樵、吳邁、李次山、許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假四馬路大中華飯店集會，討論對付李頓國際調查團，或言電國際抗議，或言訴諸世界輿論，或言質問李頓，王亞樵力主“世界上有強權無公理，只有訴諸武力，鋤殺李頓”。

王亞樵命龔春浦主持殺李頓，在大華公寓召集所屬人員計議。因李頓國際調查團住上海華懋飯店，命龍林、唐明等也住進華懋飯店，決定1932年11月10日在華懋飯店鋤殺李頓，鄭抱真發給手槍五支。不巧，是日上海市長吳鐵城，保安處長楊虎宴請李頓國際調查團，坐等李頓回華懋飯店，龍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時間，持槍搶四馬路春茂錢莊，被四馬路捕房擒獲，供出鋤殺李頓，經刑訊拷打，將刺宋、刺蔣等案全盤托出。

李頓受此驚嚇慌忙逃離中國，國際輿論的冷嘲熱諷讓李頓顏面盡失。隨後，“國聯”連連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辦王亞樵等“凶手”。王亞樵一波接一波的驚天暗殺大案，讓國民黨所有顯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

暗殺侵華日本關東軍總司令白川義大將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王亞樵召集部下緊急宣佈“全力以赴抗日”，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自任司令，同時組織成立了以日軍高階軍官和鐵桿漢奸為物件的“鐵血鋤奸團”，並親自擔任團長。

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陸軍大將，曾參加過甲午戰爭，後擔任過關東軍總司令，陸軍大臣，被譽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生中三傑之一。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閘北，威脅中國軍隊撤出上海。與日軍預期的不同，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沒有奉行“不抵抗主義”，而是在中央軍張治中將軍所部第五軍和宋子文稅警總團的支援下奮起抵抗。這場區域性戰爭持續了三十餘日，雖然十九路軍最終被迫撤退，卻給與日軍沉重打擊，迫使其三易主帥，傷亡慘重。

十九路軍抗戰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圖為馮庸大學的女學生兵，馮庸治學如同治軍，其學生在長城抗戰中也有上佳表現。

白川義則檢看即將出發前往中國戰場的日軍士兵 (背對畫面者)，由於前線戰勢始終不明朗，為了加強指揮，1932年2月下旬，日軍正式成立上海派遣軍，時任日本軍事參議官的白川義則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總司令，27日，從東京出發前往上海。29日到達上海，3月1日就任司令官職務。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即所謂的天長節。白川決定，在上海日本租界虹口公園舉行一次慶典，以炫耀武力和表達對中國談判代表的壓力。

在虹口公園準備閱兵的日軍，這次儀式分為兩部分，慶祝天皇生日和帶有閱兵式的祝捷大會。各國在滬使節出席了天皇生日慶典，但由於當時國際輿論都在譴責日軍在上海的暴行，所以儀式結束之後，各國使節紛紛退場，留下的只有日本和已經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僑民。

白川義則酷愛閱兵，這是他在到達上海後隨即組織的公大紗廠閱兵式。白川不知道的是，有一個叫做陳銘樞的中國人，正準備在這次閱兵中要他的性命。

王亞樵充分調查了白川的行動模式，並根據其警衛方式策劃了這次暗殺行動，計劃在虹口天長節慶祝儀式上襲殺在上海的日軍高階軍政人員。日軍閱兵的虹口公園，屬於日租界，只有日本人和朝鮮人能夠入內，王亞樵的部下沒有符合這樣條件的。於是，王亞樵找到了在上海的朝鮮流亡政府高層安昌浩，通過他聯絡勇士尹奉吉。尹奉吉慨然應允執行這一任務。

出發執行任務前照相留念的尹奉吉，虹口公園的儀式進行到中間，白川大將等日本要人走上檢閱臺。把炸彈藏在水壺和飯盒中的尹奉吉也悄然地接近了他們。

攻擊發生前一瞬的檢閱臺，從左到右為日本在滬僑領河端真次，駐上海公使重光葵，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大將，第九師團師團長植村謙吉中將。就在這些日本軍政兩界的大員肅立高唱《君之代》時，尹奉吉將炸彈投上了檢閱臺，正落在河端的腳前。因為一個月前有一次被刺殺經歷，野村吉三郎大將首先反應過來，但剛剛發出警報，炸彈就爆炸了，五人無一倖免，連拍攝照片的上海僑團書記長友野盛也被炸成重傷。炸彈爆炸後，唯一還站在臺上的，卻是白川，在眾人詫異的目光下，警衛人員上前營救，才發現他已經身負重傷，一觸即倒。尹奉吉的攻擊可謂極為成功，河端當場被炸死，重光葵被炸斷一條腿，十三年後到達美國密蘇里號軍艦簽署投降檔案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就是拖著這條殘腿完成使命的。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隻眼睛，植村謙吉被炸斷一條腿。

尹奉吉被捕，後被押到日本，槍殺於神戶，埋葬在金澤陸軍墓地的路面下。直到日本戰敗，韓國政府才在他的埋葬地修建了紀念碑，並把他稱為韓國的民族英雄。這次襲擊中，唯一當時不知生死的是白川。儘管日本方面動用了最好的醫療力量，但白川除了胸腹部的重傷外，其全身還有若干細小彈片，有些嵌入內臟，成為不治之症，5月23日，白川大將一命歸西。

白川大將死後，參謀長田代皖一郎宣讀天皇對白川大將的嘉勉令。三天後，田代皖一郎參謀長後來升任中將，成為華北駐屯軍總司令，七月中旬病死於天津。

兩次脫險，轟動上海

謀刺國際調查團案發生後，蔣介石懸賞百萬緝拿，由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處會同法捕房，多方偵緝，由於柏芷薌出賣，知王亞樵住於上海姚主教路前軍長劉芝陸所建造新宅內，復由柏芷薌追蹤證實王亞樵確於夜晚乘雲飛汽車進入該宅家中。市公安局偵緝隊隊長盧英得報，當即會同市保安處、法捕房，率領警務人員百餘人，開四部紅卡車，將該住宅團團圍住，破門而入，進到王亞樵所住臥室內，王亞樵所著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溫暖，但始終未搜到王亞樵，當時警務人員及第二天《新聞報》《申報》兩報登載的訊息，均認王亞樵有飛簷走壁之能。其實，王亞樵聞警即奔上四樓晒臺，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墜繩索滑下去，脫險而出。

有次亞樵隱蔽於赫德路赫德里樓上，古歷二月初十清晨，王亞瑛買小菜，見紅車停於弄口，特務指東指西，即回樓上對亞樵說：“快起來，前後弄口被特務佬圍住了。”王亞樵叫王亞瑛脫下衣服，立即化裝為孃姨，紮上頭巾，手提菜籃，照照鏡子，回顧王亞瑛說：“象不象孃姨？”“象。”王亞樵微笑：“堂堂王亞樵一變為孃姨！”王亞樵穿過特務身邊逃出時，王亞瑛立即換上王亞樵衣服斜靠視窗吸引特務，讓王亞樵脫險，特務入內搜尋又撲了空，悲嘆：“王亞樵不好對付！”

亞樵脫險不到祕密點，卻至特務不注意的老友張樹侯家暫避。進入張家，樹侯極為驚異道：“風聲這麼緊，你怎麼來此？”

王亞樵說：“避難至此暫容片刻。”

進入客房，適逢嶽相如、袁家聲多時未見的兩位老友在座。亞樵拔出手槍對著嶽、袁說：“亞樵脫險在此，處於危難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請二兄暫不要離此，待我的人到後再請方便。”樹侯即通知洪耀鬥，一會洪耀鬥、王述樵等人趕到，將王亞樵轉移到述樵祕密住所，派人守衛，深夜一輛救火車駛至，王亞樵換上消防人員衣服，頭戴鋼帽，被送至越界築路祕密點。

王亞樵兩次脫險，轟動上海，戴笠束手無策。

但王亞樵亦見上海形勢愈演愈劣，不能容發，決意出奔香港再圖他計。

戴笠飛滬與王和談決裂

1933年5月12日，戴笠持文法租界，逮捕王述樵及洪耀鬥，去王亞樵臂助。王述樵被捕後，王述樵的老師沈鈞儒先生，當時任全國律師公會會長，以全國、上海律師公會名義在報紙上發表宣告抗議：“王亞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應罪及其弟。”

沈老抗議得到律師界聲援支援。沈老並親為述樵出庭辯護，且常去看守所看望述樵，並贈一張近影照片給述樵，沈老在照片上親筆書寫：“公冶長在縲紲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讀《論語》為之感動，今述弟羈押，自問無他，天必佑之。”

旋由蔣介石特務頭子戴笠與胡抱一、胡宗南三人由廬山飛滬，提出要和王述樵、洪耀鬥分別談話，表面上是來與王亞樵和解，援救述樵、耀鬥出獄，實際是要王亞樵投降蔣介石。當由王述樵、洪耀鬥答覆，我們現在為階下囚，無力奔走此事，如你們真是出於誠意和解，可以找常恆芳，可能與王亞樵接上線講和，後聞戴笠、胡抱一等果然找常恆芳出來奔走此事。王亞樵提出如雨農(戴笠號)真是出於和解，須依我二件事：(一)隨我吃飯人太多，要解散他們非 100萬元不可;(二)對南京、蘇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釋放，如雨農做到上述兩件事，我決隻身到南京請罪，表示我的誠意。

據聞戴笠對王亞樵所提二件事均同意，但是要王亞樵先對西南反蔣派不管是胡漢民、李濟深、陳銘樞、李宗仁、陳濟棠打一槍，表示誠意。當時王亞樵函常恆芳翻臉道：雨農不是來和解，是來陷我於不義，陷黨國於分裂。頭可斷，決不做此反覆無常小人之事。王亞樵一氣不談，臨離滬函蔣，如不釋放我的人，誓與周旋到底。

之後，戴笠將王亞樵親筆信持交常恆芳閱，常閱後，恐被逮捕，故意義憤填膺，說王亞樵不是人，太使我們講話人為難，誓與絕交，正在吃飯時，將碗摜碎，表示深恨王亞樵，戴笠見常情節出於至誠，亦一笑了之。後由胡抱一出面刊登啟事於新、申兩報，標題是“胡二問鼎”，內容為：“你究怎辦？何去何從，早日決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與你同受罪，火速登報復我，以免我們老朋友為你關心。”王亞樵知胡二向圖做官發財，竟置不理，一走了之。

安排巧計出走，致信戴笠誓和蔣周旋到底

1933年秋，蔣介石懸賞百萬購王亞樵頭，這樣，王感到上海實不能再住下去，但是怎樣走法，倒成一個問題，因各輪船碼頭及火車站，均有警務人員，持照片檢查。那麼將如何闖過這一關？

先是王亞樵擬乘日本輪船離滬，商請國民黨中委陳中孚同日本領事館交涉，化名王維新辦理保險去香港。日領事熟知中國無王維新這樣一個人物，必是王亞樵化名，因此轉託陳中孚，說什麼：“王亞樵轟炸白川大將，我國政府正在擒拿，如能誘王亞樵登我國海輪，保你做中國駐日大使。”陳中孚密告亞樵，日本海輪萬萬不能乘，再託上海華僑聯合會會長許冀公，同英領事交涉，得英領事同意保險去香港，保險費一萬元。

8月中旬，亞樵化裝碼頭工人，肩扛貨件入輪船底層貨艙，鎖上艙門。旅客全部登船，特務持亞樵照片偵查，全船通艙、房艙、官艙逐一檢查，卻忽視了貨艙，因此亞樵得以脫險，同船隨行有戚皖白祕書，及鄭抱真、許志遠、蔡克強等。亞樵脫險前留書致戴笠。

雨農老弟惠鑑：

江浙戰敗偕君等去穗覆命，爾後分道揚鑣各奔東西，輾轉十年。北站刺宋、廬山刺蔣，數案共發，當局震怒，懸賞百萬購亞樵之首甚急。亞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來以身許國，復興中華。歷受總理遺訓，奔走國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於度外，爾來數年，東倭日寇侵華緊逼，強佔東北，入侵華北，大片國土淪沒，民族危亡迫於眉睫。一·二八淞滬抗敵軍興，亞樵附十九路軍諸公驥尾，率義軍抗日救亡，炸斃日倭侵滬大將白川，而執政當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戀內戰，夙怨耿耿，限制國人抗日，遂有北站、廬山違命之舉，君等鍾愛亞樵，出面斡旋，約亞樵歸順當局，常老帶轉之事實難從命，君等所持者私義，亞樵所守者公義耳。亞樵與當局無歸順與否之存在，願諸君代達，如執政當局苟能改變國策，從而停內戰，釋私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亞樵當隻身抵闕，負荊謝罪。亞樵何去何從在於當局，否則誓與周旋到底。懸首都門又何足惜。匆匆布達。

亞樵 書！

聯兵反蔣 南京暗殺汪精衛

王亞樵脫險至香港，旋與李濟深、陳銘樞、蕭佛成、胡漢民等各方反蔣人士晤面。聲淚俱下，歷述虎口餘生，痛陳蔣介石獨裁專橫，排斥異己;蔣、汪合流媚日賣國，熱衷內戰，屠殺抗日誌士，誓與蔣介石周旋到底。一時香港盛傳：“王亞樵抵港哭訴。”

王亞樵抵港，旋即奔走聯絡反蔣活動。不久祕密至福州，參與籌組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大同盟領導人楊杏佛先生慘遭特務殺害。亞樵悲痛不已，親書輓詞，隔海哭吊杏佛先生：

滾滾洪濤，何處埋君骨！茫茫寰宇，哪裡是吾家！

是時特務四出尋覓亞樵蹤跡，因此由祕書戚皖白持輓聯跑到鼓浪嶼郵寄上海楊先生治喪委員會，以惑戴笠。

福建事變失敗後，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王亞樵等寄居香港，一籌莫展，邀請西南政務委員會蕭佛成到香港密議。由蕭去廣州聯絡陳濟棠舉廣東兵力北伐討蔣，陳濟棠同意，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王亞樵等密去廣州，再由政務委員會邀請廣西李、白聯合出兵，李、白拒絕，廣東單獨行動。

集中廣東兵力部署北伐討蔣，命餘漢謀率數萬兵力先出韶關，舉行“羊城誓師”，王亞樵任特務團長(非軍事組織，負責鋤奸及情報)。各報刊載“羊城誓師”，轟動一時。

蔣介石調集大軍進逼韶關，再派宋子文潛往韶關祕密以3000萬元收買餘漢謀，餘漢謀叛變反戈回擊，事出意外，廣東無法支援，陳濟棠被迫宣佈下臺。“羊城誓師”討蔣又成泡影。

廣東失敗，王亞樵、陳銘樞再度回香港。廣西李、白圖謀與蔣合作，西南反蔣力量基本解體。

王亞樵深知“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除蔣之心更切。廬山暗殺蔣介石未遂之後，王亞樵和華克之準備再次對蔣介石、汪精衛實施暗殺。

1934年11月，王亞樵和華克之在南京進行周密部署，設立了一個掩護機關，即晨光通訊社。社長為華克之，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資資助的華僑富商”。總務兼編輯部主任張玉華，採訪主任賀坡光，記者孫鳳鳴。他們組成一個有特定奮鬥目標、行動綱領和工作紀律的戰鬥集體。在案發之前，晨光通訊社沒受到任何懷疑。華克之等人一方面密切關注日趨惡化的國內形勢，一方面加快了刺殺蔣介石的步伐。

1935年，李濟深、陳銘樞、王亞樵等人在香港密議，決定於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鋤殺蔣介石、汪精衛。第一目標殺蔣，第二目標殺汪。

他們獲知，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將在南京如期召開，認為機會難得，決定在會上動手。王亞樵派華克之潛回南京擔任刺殺行動的總指揮，取得記者身份的孫鳳鳴、張玉華、賀坡光三人具體執行。槍法精熟的孫鳳鳴則毅然擔負起刺客的重任。

11月1日，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四屆六中全會)如期舉行。掌握國民黨實權的蔣介石顯得躊躇滿志。此次大會，除西南派的粵、桂中央委員沒有出席外，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汪精衛等各派要人齊集南京。當時，蔣介石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主席。國民黨南京中央黨部戒備森嚴，孫鳳鳴將手槍藏於照相機內，張玉華、賀坡光各懷炸彈進入中央大禮堂。當各中委出禮堂至第一會議廳門口攝影時，汪精衛坐在第一排，但蔣介石遲遲不肯出來，轉而由汪精衛作代表，與眾人合影。

孫鳳鳴無法刺殺蔣介石，便向汪精衛開槍。他迅速從大衣口袋裡抽出一支六彈左輪手槍，一邊高呼“嚴懲國賊，誅殺漢奸！”一邊向汪精衛連擊三槍。第一槍射進汪精衛左眼外角下左顴骨，第二槍從後貫通左臂，第三槍從汪精衛後背射進第六、七胸骨旁部。汪精衛倒在血泊中。場內秩序大亂，只有少數幾人保持著鎮靜。汪精衛的侍衛舉起手槍，向孫鳳鳴胸部連開兩槍，孫鳳鳴中彈倒地。

直到場內秩序漸漸穩定下來，蔣介石才帶著幾分驚慌的樣子，從樓上跑下來。他的這一舉動讓周圍的人產生了懷疑。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突然聯想到汪精衛與蔣介石以前的過節，用力地抓住蔣介石的手，說：“你不要演戲了，分明是你派來的殺手。為什麼照相時只有你不在場？” 蔣介石惱羞成怒，但他在這種場合也不便多說話，只是將汪精衛扶起，命令將汪精衛抬上救護車，急馳中央醫院。同時，刺客也被送進醫院，進行搶救。

事發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汪精衛遇刺與蔣介石有關，令蔣非常被動。蔣介石召集軍政有關人員及特務頭子，命令多調得力人員參加偵破，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早日破案，澄清視聽。在緊急搶救下，孫鳳鳴的生命卻走向了終點。身負重傷的汪精衛總算保住一條性命，但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1944年11月9日，終因舊傷復發而不治身亡。

國民黨得知刺汪案負責人是華克之後，特務們懸賞5萬大洋緝拿華克之。華克之處境非常危險，但他仍然想辦法營救戰友，並募捐錢財資助死難者的親屬。特務們到處搜查，放出了遍佈全國以及香港的眼線，但華克之似乎永遠戴著神祕的面紗，令特務們無處著手。許多次，華克之就在特務們的眼前。

在案件未真正破獲之前，國民黨特務為解脫蔣介石，曾不斷放出謠言，稱刺汪案系共產黨所為，又稱刺汪案是由斧頭幫幫主王亞樵策劃的。刺汪案一週年之際，華克之為紀念死難的戰友，特地書寫《告全國同胞書》，揭露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出刺汪案與共產黨無關。幾個愛國青年的刺殺目標就是蔣介石。而汪精衛被刺，純屬孫鳳鳴的臨時決定……

他印了上百份《告全國同胞書》，到處散發，並將此書分別寄給毛澤東、蔣介石。此後，華克之身價倍增，懸賞金額一下子上升到大洋10萬元。可是，他依然神祕地遊動於特務的視野之外。人們都說，華克之失蹤了。

蔣介石天價懸賞

王亞樵的頻頻出手，是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嚴重干擾，對蔣介石形成了巨大威脅，他把王亞樵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嚴令戴笠緝捕王亞樵。

1936年，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一份報告說：“王亞樵的一些活動，特別是在近幾年，一直是對(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威脅，中央政府曾以十萬元懸賞緝拿。”蔣介石驚魂不定，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命令戴笠“限期擒王亞樵歸案。”

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亞樵門下，深知王亞樵的厲害，本不願“趟這渾水”，但受到蔣介石的“欽點”，不得不硬著頭皮和上海軍警合作追捕“恩師”王亞樵。戴笠儘管下了很大工夫，卻沒能在上海捉到王亞樵。

1933年8月，王亞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裝成碼頭工人，帶領20多名骨幹成員隨船偷渡到香港。到港不久，王亞樵很快又與“西南派”首領李濟深等人取得了聯絡，共同謀劃再次刺蔣。王亞樵派手下大將華克之謀到南京晨光通訊社社長一職，以記者身份廣泛接觸國民黨高層，打探蔣介石的行蹤，伺機下手。

1935年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後，因久等蔣介石未到，行政院長汪精衛只好牽頭帶領國民黨中央委員拍照。這時，化裝成記者的孫鳳鳴從箱式相機裡掏出手槍，對準汪精衛舉槍便射，汪精衛應聲倒地，身受重傷。孫鳳鳴隨後被警衛人員射殺。汪精衛的被刺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蔣介石知悉這樁驚天巨案又是王亞樵所為，蔣介石召來戴笠，狠狠地給戴笠下達了死命令，把王亞樵的懸賞金額從1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並當面挑明他知道戴笠和王亞樵的關係，限他3天內破案，堅決不許戴笠讓王亞樵漏網。

戴笠分析：共產黨不主張搞恐怖暗殺，最大可能就是反蔣派，而在反蔣派中，除了王亞樵，在中國找不到第二人。他還得知，晨光通訊社社長“胡云卿”其實就是王亞樵手下的華克之，而他這時候早已不知所終。

“暗殺大王”的“蓋棺定論”

戴笠被逼到了死角，他也十分清楚，若交不出王亞樵的腦袋，將無法向蔣介石交待。

王亞樵正躲藏在香港後，在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國政府電令香港當局協助南京國民政府逮捕王亞樵及其同夥。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亞樵儘快離開香港。李濟深來信請王亞樵去廣西梧州他的老家暫居。

戴笠獲知王亞樵正躲藏在香港後，他親自帶領幾十名骨幹分子密赴香港捕殺他的引路人和老師王亞樵。

王亞樵的一些舊友部屬連遭逮捕，形勢險惡。

1936年2月，王亞樵偕20餘名部屬及家眷離開香港，改乘小火輪，住進李濟深在廣西梧州的祖居府邸。王亞樵再次神祕失蹤後，蔣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戴笠挨蔣臭罵後，急得團團轉。

梧州位於廣西桂江與西江交匯之處，廣西李濟深當局時與蔣介石集團若即若離，保持半獨立的狀態。省政府不僅接納了王亞樵，將其安排在李濟深老家梧州龍圩，並按月支付生活費。戴笠鞭長莫及，一時奈何王亞樵不得。

王亞樵住在西江北岸、桂江東岸的一幢小樓裡，斯時已派人前往延安與共產黨接頭，正待迴音，期間曾填詞一首《念奴嬌》，以譴志抒懷：

西江煙雨，哭陸沉，魑魅魍魎狐兔，北土淪亡黃流注。中原烽火彌路，悲恨相繼，萬里煙塵，江山知何處。堂堂中華，難忍東倭猖寇，醉生夢死內戰，媚倭求存，何言對國人！閩海羊城興義師，蒼蒼太無情，天涯海角，足跡無門，千載留淚痕。鷗蒙山重，北顧延河非孤雲。

迄今為止，這是尚可見到的王亞樵唯一留存於世的文學作品。對家國淪喪、兵燹連年的悲憤愴鬱之情，浸透字裡行間。

王亞樵住在梧州的日子久了不免疏忽。戴笠留停香港，為剷除王亞樵日日處心積慮、尋隙下手。戴笠手下有一個特務陳質平，外號“拉馬天使”，是一個引誘、玩弄女性的行家裡手。王亞樵原有個副手名餘立奎，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就追隨王亞樵擔任過抗日義勇軍(後改稱決死隊)的副司令，1935五年又捲入了對蔣、汪的暗殺行動，案發後不幸在香港被捕。餘立奎被捕後，其妾餘婉君仍滯留香港，並不時受到王亞樵在經濟上的接濟。餘婉君舞女出身，生性浮浪，為消遣，時常光顧交際場所。不期與陳質平相遇。陳巧言令色，揮金如土，終於討得歡心，將她引誘過去。戴笠答應她捉到王亞樵後，即將餘立奎釋放。該妾為情所惑，為利所誘，以十萬元大洋的價格，把王亞樵賣給了戴笠，答應在刺王行動中充當內線。於是戴笠命手下特務王魯翹，在廣州特備一艘小汽艇，先後三次試航梧州，以確保萬無一失。

九月間，餘婉君突然由香港來梧州，對王亞樵說，他們在香港生活困難要求來梧州居住。餘婉君遷居梧州後，即同特務聯絡。

1936年9月20日，王魯翹偕助手岑家焯，乘汽艇直赴梧州。午後，兩人到達目的地，同餘女接上頭，然後靜待日落。當日，餘婉君找到王亞樵，說有事請王亞樵去她家商談。黃昏時分，王一進門，特務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堅持同特務搏鬥。特務原想生擒王亞樵，見勢不可能，即改用槍擊、刀刺，王亞樵身中五槍，被刺三刀，當場命絕。特務又用刀將王亞樵臉皮剝去。

對於餘婉君的結局，有兩種說法：一說事後餘女赴港領賞，只得一萬五千大洋，陳質平連面都沒露。那女人大罵：“陳質平殺千刀！藍衣社不講信義！”另一說稱特務們在撤離現場時將餘一並擊斃，偽造成情殺案的假象，混淆視聽，迷惑世人。

王亞樵一生暗殺了許多人，卻從來不殺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和無辜群眾，還曾幫助共產黨做了許多好事。

據王亞樵的得力干將、後來成為中共隱蔽戰線傑出人物的華克之回憶：1931年底，中共地下黨主辦的《紅旗日報》遇到困難，王亞樵及時為他們籌款1萬元，使《紅旗日報》得以繼續出版。此外，王亞樵還曾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費，出資請律師幫助被捕的共產黨員辯護。

據說，毛澤東在評價王亞樵時，說他：“殺敵無罪，有功。小節欠檢點，大事不糊塗。”也算是對他有了一個“蓋棺定論”。

1991年，王亞樵之哲嗣繼輔，自廣西負亡父遺骸返滬火化，1997年回鄉安葬。後又於1998年重修其墓園，再鐫其碑碣。碣文稱：“縱觀公之一生，可謂特立獨行，無私無畏。公以‘暗殺大王’名於世，實則嫉惡如仇，從善如流。為人急公好義，寬厚仁慈。”並以“中國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語，為其蓋棺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