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被清算歸結於萬曆？權臣張居正十分跋扈

敢於任事、通達識變的張居正沒有海瑞那樣的道德潔癖，對於官場的潛規則，他從二十三歲進入官場時就明瞭在心，且隨著閱歷的增加，運用得越來越純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執，總認為自己開出的濟世藥方是最管用的，在這一點上，張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為清廉，專斷固執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並顯出幾分可愛。而張居正柄權後，專橫跋扈和貪腐互為催化劑，便成為讓人詬病之處，也成為身後被萬曆帝清算和政敵報復的理由。

脾氣隨著官爵見漲，這幾乎是一種規律，五百年來如王陽明、曾國藩這類大儒身居高位後，還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幾人？隆慶帝在位時，內閣中先有徐階，後有高拱為首輔，張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飾，等徐階退休，高拱被逐後，小皇帝對他言聽計從，又有大太監馮保的親密協作以及太后的支援，張居正所掌握的權力幾乎不受制約，那麼他沒辦法不專橫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沒辦法不貪汙腐化。不僅張居正在這種權位上很難抵抗，我估計即使換上王陽明和曾國藩也夠嗆，因為王、曾從來就沒有掌握張居正這樣大的權力。王陽明平定寧王叛亂後只是一個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邊的近臣高高在上，陽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謹慎奉迎;而曾國藩頭上一直就有著慈禧太后為首的滿蒙集團給套上的緊箍咒。

《明史。張居正傳》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其性格自經歷父喪後愈加恣肆專橫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對包括門生、同鄉在內彈劾聲浪的一種反彈，越攻擊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現;其二是在考成法實施、奪情等風浪中，他用霹靂手段打擊懲罰了持反對意見的人，取得了全面勝利，手中的權力更加鞏固。沒人在敢給張相爺提反對意見了，滿耳聽到的只有讚揚、奉承之聲。比如說，有一個官員送了一副黃金鍛造的對聯給張居正，上下聯為：“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嶽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 ——居正號“太嶽”。這馬屁拍得太過分了，把張居正和天子並列，簡直是把張居正放在火上燒烤。張居正的同年進士、大文豪王世貞對這位年兄頗有微詞，說張居正“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敕令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中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內閣中如呂調陽、張四維等大學士，根本沒有什麼權力，只能在首輔的後面亦步亦趨，幾乎成了張居正的小夥計。

有一件事能說明張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說過，張居正回家葬父，湖廣巡按趙應元說自己差使已經辦完，正在和新任者辦接交手續，且身體有病，因而沒參加，張很不高興。出自他門下的僉都御史王篆，慫恿都御史陳(“火”+“介”)彈劾趙應元故意借病規避，趙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戶部員外郎(約副司長的級別)為找應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陳(“火”+“介”)，說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諸臣生病請假的多了去，為什麼陳都御史不彈劾別人，只劾趙應元？你陳都御史在嘉靖朝養病十餘年，現在攀附權貴驟然任重要官職，自己做過的事情，反而用來指責別人，何以服天下？

王國汲最有殺傷力的一段話是，“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威權比皇帝還大。居正大怒，想讓王國汲下獄廷杖。當時擬票的大學士張四維建議從輕發落，僅僅對王國汲削職，皇帝同意了，居正遷怒張四維，好些日子不給張四維好臉色看。張居正死後，許多人懷疑四維參與報復張家，這大概是一個原因。

一個有權者是否清廉，不僅要看本人，還有一條很重要的標準就看他能否管好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

張居正祖上是跟著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從鳳陽起事的底層軍官，定居江陵後，一直沒出什麼大官，到了張居正父親張文明這一代，也就是個亦耕亦讀的小康之家。萬曆四年劉臺上疏說張居正，“輔政未幾，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個時代，官做到這個份上，財富是擋也擋不住的。張居正的老師徐階個人操守尚可，年少時家貧，做到首輔後，兩個兒子在松江老家橫行霸道，大肆斂財，致良田萬頃，成為江南最大的地主，罷相後碰上海瑞這個不講情面的硬漢巡撫應天，生生讓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階管不住自己的兒子，而張居正當首相後，老父尚在，那父親就更難管了。加上湖廣的地方官想方設法巴結張府，張老太爺這個窩囊了幾十年的落魄秀才，這下能不飄飄然麼？張居正自己也承認：“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凌鑠鄉里，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萬曆元年，當地衙門就主動為張家修建宅第，讓武裝警察——錦衣衛上工地當工人，這在明朝是超級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時代，不管功勞多大的官員，用錦衣衛做私事，被他知道後必定嚴加懲處。張居正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為此自責一番：“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長江中間的泥沙淤積成為可耕的沙洲，當地官員慷慨地把這塊國家的土地送給張居正。張居正的貼身僕人遊七也掏錢買官，和士大夫稱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對此當然十分厭惡。不過想想《紅樓夢》中走下坡路的賈府都能保舉世僕賴尚榮為縣令，何況權傾天下的張相爺。但滿清入關後，貴族家包衣奴才保舉為官是常態，而明朝士僕的階層分野更為明顯。

官員們如果直接把賄賂送到北京張居正的官邸，張居正也許會拒絕，於是官員就直接送禮上江陵張府，家裡的人更擋不住這輪番的糖衣炮彈。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提到，給張家送禮最積極的是兩廣的官員，大概嶺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沒有中原那麼多禮儀廉恥之類的道德說教。張居正在一封信中說道，“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說，到了他這個位置，不用去貪汙，拿拿官場的常例錢，也能做富家翁。他給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講到一位知縣給他送禮，“屢卻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為相爺嫌少，最後給他送上一條玉帶。——他十三歲時湖廣巡撫顧就慧眼識才，說他日後有用玉帶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級別，別人主動送玉帶上門。張居正大為驚異地說，這腰間的白玉，尤為殊異珍貴，這樣的寶物，從哪裡得來的？恐怕不是一個縣令所應有的。

至於被後人多有提及、認為是張居正品行上汙點的是他的私生活問題，而我覺得，比起親屬受賄、重用親信等問題來說，個人生活問題是危害最小的。因為前者是發生在公共領域內的腐敗，傷害的是公共利益，後者是私德問題。王世貞說張居正因為內寵太多，而年歲漸高，於是常服春藥，這種藥陽而燥，則飲寒劑排洩，冰火交加，鬱結於下引起痔瘡，又引起脾胃不能進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腦部，陽亢之藥性引起頭部發熱，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據說嚴冬時張相爺不戴帽子，官員入內閣見張居正時，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東潤以同情的筆調為居正“辯護”：“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儘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後，立刻又成為貪汙。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張居正畢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強大到無處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