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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孫中山

陳炯明: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孫中山

恩怨重重廣東光復的時候,胡(漢民)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為陳炯明、朱執信、黃土龍。是時各路英雄集結廣州,胡從香港來,李準、張鳴歧投降。陳從惠州來,收容湘軍洪兆麟部,在石龍與王和順的綠林豪傑會合。廣州城內,土匪民軍甚多,龍蛇混雜,黑白不分,甚至包圍都督府,拿著炸彈要錢,因而被抓到槍斃的很多。總理自海外歸來,借胡漢民赴滬,旋至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胡出任總統府祕書長,陳代理廣東都督。當時有人擁護汪精衛,有人贊成朱執信,也有人推舉孫德彰(字壽屏,總理長兄)。汪、朱皆為文人,無軍隊作後盾,民軍雖擁護孫德彰,但總理不以為然,總理認為他哥哥只能從事實業,不適合做都督,大家擁護他,有失公平,愛之反足害之,其議遂寢。德彰聞訊,甚為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經營大牧場,有華僑兩千人蔘加墾牧,後來在香港開酒店,以其雄厚資財,助總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總理不願乃兄捲入政治漩渦,以自毀其聲譽。

陳炯明: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孫中山

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後,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陳炯明憤而走香港,雖被朱執信勸回,但陳、胡之間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機,即肇端於此。及二次革命失敗,黨員星散,總理至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聲威,李烈鈞亦到日本,謁總理,總理詢曰:“君來此何為?”答稱:“願繼續獻身革命。”總理乃面予責斥:“我將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給你,你卻剛愎自用,不服從命令!叫你發動,你不發動。不叫你發動,你反而擅自妄動,貽誤戎機,一敗塗地,還有何面目見我?”烈鈞無辭以對,赧然走南洋,與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組織水利促成社,與總理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朱執信赴南洋聯絡,碰壁而返。陳炯明自視甚高,夜郎自大,對總理並不忠實,至此竟別樹一幟。加之陳、胡間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國11年陳的叛變,可說種因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叛變的主因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點說明:

1)個人英雄主義。陳炯明極富個人英雄主義的意識,大家捧他,南洋華僑也擁護他。他在廣東的勢力很大,軍隊最少有10多萬人。他總想做領袖,不甘屈居人下。

孫中山

2)吳(佩孚)趙(恆惕)對陳的聯絡。在一般軍閥的心目中,陳炯明的名氣反在總理之上,因為廣東方面,總理的力量是虛的,陳的力量是實的,總理只有對黨員的影響力,陳卻掌握實際的兵權。所以吳佩孚、趙恆惕都派人跟他聯絡,希望他贊成聯省自治,阻止總理北伐計劃的實施,並詭稱俟全國統一後,擁護他做領袖,適投其所好。

3)左派的拉攏。陳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嚮往社會主義,當其駐軍漳州時,許多社會主義者前往襄佐政治、宣傳、教育等工作,樑永弦任教育局長,派學生出國留學。陳秋霖主編《閩星報》,炯明親撰發刊詞,倡導社會主義。粵軍回粵後,邀陳獨秀主持教育,言聽計從,相處若師友,因此受毒甚深。鄧鏗常常說:“陳競存的思想最不堅定。”可稱持平之論。

4)封建思想。陳炯明為廣東陸豐人,該地甚為偏僻,與外鮮交通。陳氏見聞不廣,不懂現代政治,不會國語,滿口的海陸豐土話。他雖一度贊成君主立憲,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轉而參加革命,又不瞭解總理的學說和主張。所用部屬親信,亦多海陸豐人,非親即友。如鍾秀南、鍾芾農為其表弟,陳達生、陳伯華為其族弟,陳炯光為其堂弟。其智囊馬育航則為同母異父兄弟。將領如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鍾景棠、黃強等,多不學無術,其中以黃強比較有知識,陸軍國小畢業,後留學法國,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帥府,向不稱總理,只問“中山在不在?”其驕悍可知。此外諸將,率皆缺乏遠見,毫無知識,滿腦子封建思想,把廣東當成自己的天下。這種封建觀念的作祟,是促成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

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黃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係黃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為尷尬,彼此寒暄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沒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

總理主張北伐,以武力統一全國,徹底肅清軍閥餘孽。陳則受吳佩孚、趙恆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見,號召“模範起信”,建設兩廣,聯絡西南。當時鄧鏗周旋雙方之間,頗盡緩和疏解之責。民國11年3月21日,鄧鏗被刺於大沙頭車站,傷重身死,不久,陳達生亦被刺殞命,因此雙方疑忌日深,終至不可排解。4月20日,總理下令準陳辭去粵軍總司令與廣東省長職。陳即離廣州赴石龍,轉惠州。22日總理抵達廣州。此時陳將親信部隊,佈防於石龍、虎門各地,其駐桂軍隊,由葉舉率領,自南寧還師廣州,5月6日,總理離廣州抵韶關,9日在韶關誓師北伐,全力注意北伐軍事,而陳部主力則集中省城及白雲山等處,已顯露謀叛跡象,粵垣人心,一夕數驚,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6月1日,總理令胡漢民留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回廣州,以資鎮懾。未料竟發生16日陳部炮擊觀音山之變。

叛變經過6月14日,我得工會密報,葉舉偵探長黃福生連日積極行動,葉部機關槍隊,已密佈交通要道。下午2時,我去觀音山粵秀樓晉謁總理報告,總理不以為然。下樓時,往吊橋,遇廖仲愷,告以葉舉、洪兆麟、李雲馥等,調兵遣將,甚為頻繁,有一觸即發之勢。廖故示鎮定,但已顯露恐懼之色。並對我說:“萬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妨害大局。”

15日,居正、馬君武去白雲山訪葉舉,傳達總理推誠相與之意,葉舉佯允服從。當日下午,祕書長謝持已知陳部密謀,祕書林直勉兼廣東電報局長,亦檢獲陳部密通北政府證據,同時報告總理,恐粵軍有不軌行動,宜速離公府,以防反側,總理拒絕。夜間3時(16日晨)洪兆麟已率隊包圍總統府,總理仍堅持不去,經林直勉、林樹巍等數人強挽出府。

此時各重要街口皆已佈滿步哨,不能自由通行,總理單身走至財政廳前,恰遇洪部大隊,乃雜入隊中同行。總理臨變鎮靜異常,從容不迫,洪部以為同事,亦不查問。至永漢馬路才脫險至長堤,安抵海珠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決意戡亂定難。

營救孫夫人當天夜裡,我得到陳部叛變的訊息,即偕餘妻沈慧蓮女士趨往粵秀樓營救總理,雖衝過叛軍數條防線,然終被阻,不能進入。天亮後,我打電話給總統府衛隊長馬湘(系我的族侄)與黃惠龍,我問:“總理在哪裡?”他們說:“已經脫險了!”“夫人呢?”“還在粵秀樓。”我囑他們二人,務必盡力與敵人周旋,乘隙保護夫人向附近水母灣馬伯麟家突圍。

同時我又電請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設法營救夫人。16日下午3時,馬湘、黃惠龍護送夫人突圍逃去,惠龍中途被衝散,4時,馬湘與孫夫人到達馬伯麟家。我聞訊後,立偕餘妻馳往,留餘妻隨侍孫夫人,我即赴沙面與工部局巡捕長吳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應辦法。繼又返馬伯麟家,請孫夫人改著黑色紡綢衫褲,與餘妻並肩步行,我做前導,馬湘殿後。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欄,孫夫人體力漸感不支,舉步維艱,這時突有人呼喊“宋慶齡”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副肩輿,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橋閘門,遇有叛軍十餘人趕來,喝令停止檢查,吳有、姚昌正在門閘等候,立啟閘門,我們迅速進入,即刻將閘門關閉,總算化險為夷,又逃出了一關。

17日晨,我到嶺南大學訪鍾榮光校長,設法營救孫夫人出險。適孫哲生與美籍顧問努文先生趕來,乃共同商定營救辦法,借電船一艘,駛至沙面,由余妻及馬湘伴夫人登船,冒槍林彈雨,折返嶺南大學,再由我與努文先生一同登船護送夫人至黃埔永豐艦,與總理團聚。

鄧家彥總理欲謀北伐,湖南方面趙恆惕方倡聯省自治之說,未允合作。民國10年11月,總理親訪陳炯明於南寧,商談北伐出兵事,亦為陳所婉拒。總理不得已乃命陳返廣州負責接濟餉械,而自任北伐之軍事。陳返廣州後,極力鞏固其在粵之勢力,集陸軍部長、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之要職於一身,而於北伐甚表冷淡。總理北伐軍需乃多賴第一師師長鄧鏗(仲元)籌措,因此鄧頗為陳派所嫉視,終於民國11年3月21日在廣州車站遭暴徒之狙擊。仲元之死,總理極為痛心,而雙方之關係,自愈趨緊張。以後且查出主謀暗殺者乃陳炯明之族弟陳達生。

3月26日,總理在桂林大本營召開緊急會議,有主調停者,有主回師廣州者,而蔣公中正尤為激烈,力主討伐陳炯明。總理乃決定回師返粵。陳炯明聞訊,即來電錶示辭職。總理電召炯明來梧州面商解決一切,而炯明始終拒不來晤。總理乃準彼辭去粵軍總司令與廣東省長職,但仍任以陸軍部長,以留轉圜之餘地,而圖繼續北伐。至是年6月,陳部益形跋扈,總理親赴廣州鎮撫後方軍隊,16日遂有觀音山之變。

陳炯明原亦隸屬同盟會。辛亥廣東光復,胡漢民任都督。漢民旋隨侍總理北上,任臨時大總統之祕書長,炯明遂接任廣東都督。大約從此以後,陳即蓄志竊據廣東。

餘與陳炯明雖相識,但無甚交情可言。朱執信則與之關係較深,蓋陳嘗從執信受業於廣州法政學堂也。執信死後,陳之態度日形跋扈。然以陳個性倔強而言,即使執信不死,恐亦難就範,與總理終不免決裂也。

陳炯明叛後,總理嘗一度命吳稚暉往說炯明,如彼肯填寫悔過書,可不究既往。陳炯明無悔過之心,拒寫悔過書,遂無法複合。

(2)討伐陳炯明

滬上組織討逆總理到滬後,我一面策動各地工會,加強組織,嚴防陰謀,同時協助總理,激勵各省部隊會師廣州,討伐陳逆。

此時(民國11年9月)到滬各省軍事代表,計有滇、桂、湘、贛、鄂、豫、皖、陝、蘇、閩、魯、黔、川等13省,都擁有相當部隊,惟缺乏開撥費與經常餉糧,而本黨經濟極為匱乏,無以支應。總理乃想到台山、開平、新會、恩平各地華僑旅居香港者甚眾,財富亦大,我與劉季生又都是台山籍,就派我倆於9月下旬赴港,與上述四縣旅港殷實僑商領袖伍舉焜、楊西嚴、林護、伍於簪、伍鴻南等商洽,請共為救國捐獻,彼等慨允為助。我倆即返回上海,晉謁總理,磋商籌款辦法,第一次是籌港幣50萬元,作為分發各省赴粵義師之開拔費,至於各軍經常餉糈,在粵省未收復前亦由彼等陸續籌撥。總理派我與孫哲生至港,籌設總機關,主持軍政,因應策劃,並與古應芬、廖仲愷、鄒魯、林直勉、胡毅生等,終日眾處,籌商機要。復促許軍長崇智,自贛閩邊界進兵,規復福州,一面與陳策聯絡在粵海軍,應援陸軍,會同討逆。

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黃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係黃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為尷尬,彼此寒暄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沒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

此時桂軍梧州警備司令黃紹竑密派代表到港,訪孫哲生、古應芬,接洽桂軍投誠討逆事項,系請先撥桂軍薪餉港幣10萬元,即可開拔入粵,經電總理核准,即由余面交該代表10萬港幣,並推鄒魯前往梧州宣慰。

桂軍為討逆主力桂省既已投誠,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督師東下,滇軍楊希閔、範石生、朱培德,贛軍總司令李烈鈞,率李明揚、賴世璜,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率陳嘉佑、蔡鉅獻、方鼎英、魯滌平,及川軍盧師諦等部隊,均先後開拔赴粵,革命聲勢,至此大振。

是時,我已奉命重行組織游擊隊,所有地下活動,都假手粵省各地工會為聯絡。各地工會,有當年打倒龍濟光、莫榮新的勞績,一向擁護總理,聞訊莫不躍躍欲試。游擊隊集結迅速,行動飄忽,四處埋伏,乘間進襲,並與各地正規軍先遣部隊密切配合,做其前導,發揮了極大的力量。使陳逆部隊,杯弓蛇影,鶴唳風聲,大為不安。至民國12年1月16日,陳逆不得不率部退出廣州,徑奔惠州老巢。當其撤退之日,我已率游擊隊迫近廣州,當即入市區,佈告安民,並分電各地報捷,至是廣州完全收復。

不久(1月17日至25日),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先後到穗,各路軍事領袖,亦紛紛抵達。總理因與蘇俄代表越飛在滬談判,不能即刻趕到,一時廣州頓成群龍無首的局面,遂有“工防司令部之變”。

復任大元帥職總理於民國12年2月21日返廣州,復任大元帥職,22日派徐紹植為廣東省長,楊西嚴為財政廳長,伍學焜為鹽運使,陳樹人為政務廳長,孫哲生復任廣州市長,吳鐵城為廣州市公安局長。3月1日,大本營組織告成,分設四部,外交部長伍朝樞,內政部長譚延闓,財政部長廖仲愷,建設部長鄧澤如。

陳炯明悔悟

民國14年3月12日,總理在北京逝世,靈櫬暫停於西山碧雲寺,並儲存總理生前衣物。8月初我隨孫哲生先生到達上海,17日,黃大偉邀宴,並且說純原為我們洗塵,絕沒有外人蔘加。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黃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係黃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為尷尬,彼此寒暄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沒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我怫然作色說:“死者已矣,夫復何言?”立即拉著哲生走出,結果不歡而散,飯也沒有吃成。我認為這並不是個人的仇恨而是國家的仇恨,私誼方面儘可通融,而出處大節,分毫不能馬虎。

記得陳炯明叛變後,總理寬大為懷,派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白映鬥(五臺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勸陳寫悔過書,陳態度頑強,堅持不肯。曾幾何時,今突然表示懺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平心而論,陳操守尚佳,廉潔自持,其在廣東施政,如禁菸、禁賭、民選縣長各項,皆頗有成績,粵人對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鑄成大錯,致百身莫贖。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擁護總理,則總理視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豈能望其項背,則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繼承總理衣缽者,舍彼其誰?若然,以後的局面,或將完全改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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