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首任駐外大使郭嵩燾鮮為人知的榮辱一生

中國的外交部最近很火，讓各國都看到了中國在外交上面的硬氣與大國風範。然而，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對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直到鴉片戰爭西方列強轟開了中國的國門，此時的清政府從“天朝上國”的觀念中甦醒過來，終於意識到了外交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1876年8月，清政府在英國倫敦設立了第一個駐外使館，並向該國派駐了首任全權公使郭嵩燾。然而，郭嵩燾這次出使之旅自始至終承受了巨大壓力和非議，遭受了諸多人為的障礙和挫折，最終使他以失敗而歸。

相較曾國藩、左宗棠這樣的晚清重臣，郭嵩燾的名氣就小了很多。其實，郭嵩燾是湘軍的建立者之一，他平生可以說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組建湘軍和籌辦洋務。儒家傳統友道是維繫湘軍集團的一個重要樞紐，湘軍元老曾國藩、郭嵩燾、劉蓉三人長達四十餘年的友誼，將這一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也是湘軍集團能夠在錯綜複雜的近代史上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

郭嵩燾年紀輕輕就中了秀才和舉人，在讀嶽麓書院時認識了曾國藩和劉蓉，曾國藩比郭嵩燾大六歲，劉蓉大郭嵩燾兩歲。這三人志同道合，愛談聖賢，且都極其崇拜經世致用之學，三人於古文也都推崇桐城派，相同的智趣和相同的信仰，使他們異常親密，郭嵩燾在《玉泉老人自敘》中回憶說：“初遊嶽麓，與劉孟容中丞交莫逆，會曾文正公自京師就試歸，道長沙，與劉孟容交舊好。欣然聯此，三人僦居公棧，盡數月之歡，砰砰然覺理解之漸見圓通，而神識之日增揚詡矣。”

郭嵩燾與洋務接觸很長，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他在做浙江學政羅文俊幕僚時就見識了堅船利炮的強大，他詩歌裡說“萬里島夷浮水來，一星參伐傍霄明。”當時的郭嵩燾還和其他人一樣把洋人不當做人，他說“三年滄海有奔鯨”，但隨著眼界的擴寬，郭嵩燾被震撼了。

1856年，他隨曾國藩幫辦軍務，對西方的種種器物和某些制度已有了感性瞭解。1858年，郭在天津幫辦防務，因故被降職三級，仍回南書房。之後以病為由辭職還鄉。兩年後應李鴻章之邀再度出山，升任兩淮鹽運使。1863年，升任廣東巡撫，三品頂戴。在廣東這個洋務繁多的省份任職，通過辦理涉外事務使他加深了對西方的瞭解，看到了東西差距。從此積極倡導洋務運動，主張向西方學習。後來因與上司不合不得不再次歸隱，賦閒8年。1875年初，清政府急需懂洋務的人才，他又被詔進京，後授福建按察使。

郭嵩燾

1852年(咸豐二年)，英國佔領了緬甸，在此之後的近二十年間，英國人一直覬覦雲南。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國人竟然公然組織了一支近200人的武裝“探險隊”，探測了從緬甸到雲南的通路。英國駐北京使館為了配合這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動，派遣翻譯馬嘉理從雲南進入緬甸接應。馬嘉理於1875年2月帶領“探險隊”從緬入滇，被當地景頗族群眾攔住。馬嘉理開槍挑釁，當場打死一人。群眾激於義憤，殺死了馬嘉理。“馬嘉理事件”發生後，英國政府派遣其駐華公使威妥瑪向清政府施壓，並且要求清廷賠償死者家屬，增開通商口岸，最關鍵的是還要求清政府派人赴英國賠禮道歉。威妥瑪的態度十分惡劣，揚言如果不滿足英國方面提出的條件就將聯合俄國進攻北京。面對英國人的蠻橫，清政府只好作出妥協，1876年(光緒二年)9月13日，與英國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煙臺條約》，除了答應其他條件外，還決定派遣使團赴英國賠禮道歉。並決定這次向英國所派“道歉”人員，任務完成即留下作為駐英公使。

但是，此時“派誰去”成了擺在清政府統治者面前的難題。因為在朝廷中，這些滿腹經綸的大臣們大都不太精通洋務，不清楚駐外公使為何物，甚至認為這是去“蠻夷之國”做人質。尤其這次出使是代表國家去向洋人“道歉”，本來是一件屈辱的使命，“道歉”後還要長住下來，大臣們都唯恐躲之不及。清政府為此反覆遴選，大費思索，後來李鴻章推薦了曾任過廣東巡撫的湖南人郭嵩燾，說他“系正途之士，通外情，知洋務”。慈禧太后見狀便立即採納。

郭嵩燾得知外派出洋的訊息後欣然接受，決心為國分憂的同時一展夙志。清政府將郭嵩燾的情況通報給了給威妥瑪，威妥瑪也表示了贊同。隨後，清政府議定了使團班子，成員是：公使郭嵩燾、副使劉錫鴻、參贊黎庶昌、翻譯張德彝。隨行人員有郭嵩燾的如夫人梁氏，英國人2人，武弁7人，跟役10餘人。詔命擇日出發，並指示郭嵩燾將所見所聞做好記錄，及時寄回國內諮送總理衙門。

中國將向外國派常駐公使的訊息傳開，立即在朝野引起軒然大波。儘管多年捱打，屈辱不斷，但當時清廷內部有不少保守派王公大臣，骨子裡還在以“萬方來朝”、“藩屬朝貢”、“外夷臣服”的“宗藩”觀念而自慰，哪有中國派使“駐外”平等外交之說？在他們看來，郭嵩燾的出使行動簡直就是“大傷國體”的行為。一些頑固分子甚至認為，允許外國使節駐華已是極大的寬容，現在中國又派駐對外使節簡直是奇恥大辱，“吾大清臉面何處置放”？認為出外使臣簡直罪不容誅。更有無聊文人編了一副對聯諷刺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兩廣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湖南人氏劉坤一，雖然之前一直與外國人打交道，然而他卻指責郭嵩燾：“未審何面目以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晚清著名文史學家李慈銘的話，更代表了當時學界保守勢力對此事的態度：“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類質子，供其監策，隨其嘲笑，徒重辱國而已。”在李慈銘的眼裡，到異國當外交官，簡直就是去做人質！嚴重侮辱國家，實在不能容忍。

郭嵩燾在政界的好朋友們也紛紛為他擔憂，湖南籍京官紛紛勸他辭掉使職，不要有辱湘人的名聲。許多人當面或寫信勸他：“此行凶多吉少，有辱名節。”有的替他惋惜：“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大有好人不應出國之意。

這事在郭嵩燾的老家湖南反映最激烈。湖南籍的經學大師、詩文大家王愷運，本是郭嵩燾的好友，此時也認為郭出洋是“事鬼”，憤怒地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在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在玉泉山集會聲討他，不僅燒燬了郭嵩燾出資修復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剎上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

俗話說，“唾沫星子淹死人”，面對如此來勢洶洶的輿論壓力，郭嵩燾也一度產生了動搖的念頭。他曾經稱病求退，甚至建議清政府是否可以緩派駐外公使。但總理衙門大臣這邊的洋務派大臣文祥及沈桂芬、寶鋆等，對郭嵩燾的請求堅不允辭，說有病可以給病假，但病好後還是要去。

在眾多的聲討中，只有李鴻章為他撐腰，說：“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郭嵩燾的號)為最。”李鴻章同時也給了郭嵩燾許多鼓勵，說他“聲望眾著，為得人慶”，不要被議論所左右。在這種情況下，郭嵩燾在自己的名譽和國家利益之間再次進行了反覆權衡，最後表示：“以為時艱方劇，誰與任之？無忍坐視之理。”“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於悠悠之譭譽何有哉？”決心承受一切磨難為國出洋。

1876年12月2日傍晚，年近六旬的郭嵩燾一行登上了英國郵船特拉萬科爾號，在朝野的唾罵聲中踏上了艱難的出洋之路。作為大清國派出的第一位常駐西方國家的使節，郭公使卻感受不到絲毫的榮耀。行前，英國公使的橫蠻、朝廷上下的愚昧、鄉里鄉親的毀謗，已經讓他心力交瘁，十分寒心。對洋人而言，顢頇的古老帝國終於向“文明的西方世界”派出使節，這可是他們看清朝官員“出洋相”的大好機會。早在中英《天津條約》締結時，倫敦《每日電訊》便嘲弄“條約中最精彩的一點”，即“英國公使將常駐北京，而有一位滿清大官將駐在倫敦，也許他還會邀請英國女王參加在阿爾伯特門舉辦的舞會呢”。

經過了五十多天的海上航行，郭嵩燾一行人於1877年(光緒三年)1月的下旬到達倫敦，住在別人幫助租來的波克倫伯里斯45號公寓，這裡即成了中國駐英使館。稍作消停，按著出發時皇帝的指示，他趕緊把這五十多天的日記進行了收集整理，取名《使西紀程》，立即寄回總理衙門。

在這本日記中，將他這五十多天的所見所聞客觀的記述了下來，對每一件事情也都附上了自己的評價。日記中最寶貴的地方是，裡面廣泛介紹了沿途各國的民主政體，稱讚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的進步，對中國內政提出效仿的建議。比如在言及英國的政治制度時說：“西洋的國政一概公開，而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餘年的國政，卻正好與此相反。”他還談到，議會和政府兩者互相牽制是英國立國而不敗的原因。關於英國的首相，他說：“而上、下議政院亦微分黨相攻，居相位之任必議政院附和者多，乃能安其位雲。”對這種“君民兼主國政，國政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的制度，郭嵩燾推崇備至，稱讚西洋政教修明，希望中國採用其治國之道。

可惜的是，就是這樣一本傾注了郭嵩燾心血的書籍在寄回清朝後卻遭到了頑固派的攻擊、漫罵，直到郭嵩燾去世，該書仍未能公開發行。在當時的情況下，郭嵩燾傳回的資訊和觀點，觸動了保守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士大夫們最敏感的神經，大大超出了國家政治和觀念的底線。這些守舊派對這本日記展開了猛烈的口誅筆伐。他們很難容忍郭嵩燾對“蠻夷”的讚揚，和對天朝的批評。“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痛斥他對外國“極意誇飾，殆已中洋毒，無可採者”。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李鴻藻等守舊派的鼓動下，翰林院編修何金壽上奏章參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強烈要求將郭嵩燾撤職調回查辦。說：“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

郭嵩燾又一次站到了風口浪尖上，雖然此時他仍然得到李鴻章的支援，卻抵擋不住守舊派的強大攻勢。李鴻章此時無法保護如此被動的郭嵩燾。在一片討伐聲中，清政府下令銷燬《使西紀程》，“永禁流傳”。只是因為暫無合適人選，清廷未將其立即召回。

然而此時讓郭嵩燾更加煩惱的並不是遠在天邊的清廷內的群起攻擊，卻是近在眼前的來自身邊的苦惱。

1877年(光緒三年)的7月，郭嵩燾與其副使兼駐德公使劉錫鴻發生激烈衝突。劉錫鴻暗中對郭多加詆譭，指責郭嵩燾有“三大罪”：“遊甲敦炮臺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窩裡鬥”，都是緣於清政府給郭嵩燾組建使館班子時動了心思。使館人員的組成是洋務派和守舊派相互角力的結果。守舊派為了制約郭嵩燾，有意安排了一個十分頑固守舊、堅決反對洋務運動的劉錫鴻給他做副手。來到英國之後，劉錫鴻在監督郭嵩燾上確實十分盡責和賣力。他不顧身份公開在使館工作人員中到處宣揚郭嵩燾是“漢奸”。並揚言：“此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我必不能容。”接著就時時處處履行他的監督“職責”，到處挑毛病，然後記錄在案，向國內打小報告。

劉錫鴻指責郭嵩燾的三大罪狀都是十分普通的小事情。第一件事，有次參觀炮臺，天氣驟變，陪同的一個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第二件事，在參加其他國家駐英使館活動時，外國國王入場，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劉錫鴻認為這是大失國體之舉。最後一件事，郭嵩燾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和其他來賓一樣翻閱擺在座位前的音樂單，劉錫鴻認為這樣有辱身份，應該雙手下置端坐，不應翻看東西。

除了這些事情，連郭嵩燾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銀盤盛糖酪、夫妻擅自學習外語、與外國官員不作揖而握手、使館開茶會讓夫人出面、不按中國左為上而學西方人以右為上等等，其實這些而且都合乎國際禮儀，同時也印證了英人所說郭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的稱譽無誤，而在劉錫鴻的筆下卻全都成了郭嵩燾的罪狀。在劉錫鴻的這些小報告中，對於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無不是上綱上線，說成是故意向英國人示好而有意“詆譭朝政”，“常有怨望之心”，有裡通外國之嫌。國內的頑固派此時便開始響應劉錫鴻，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參劾他“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等語。

雖然遭遇諸多不順，郭嵩燾還是堅持忍辱負重，盡職盡責。在他此次出使期間，進了他最大的努力為清政府多少挽回過一點顏面。

郭嵩燾這次出使英國本來有兩個目的：一是作為清廷代表前往英國為“馬嘉理事件”向英國政府“道歉”;二是留在英國，充任“首任公使”職責。然而，究竟是是先“道歉”還是先遞交國書？這個事關國家尊嚴的問題擺在了郭嵩燾的面前。若先“道歉”，則有損中國形象;如先遞交國書，而把“道歉”置後，因“馬嘉理事件”正在氣頭上的英國必覺得未挽回面子而不滿。後經郭的一番努力，兩個儀式和並舉行，化解了雙方的尷尬。

郭嵩燾去英國之前問過英國大使，見到英國女王陛下該行何禮數，當時那個大使支支吾吾說你在朝廷上怎麼行禮就怎麼行禮，你看著辦吧。其實大使是想要郭嵩燾行三跪九叩之理的。因為你清政府之前因為要求西方人在中國皇帝面前行三叩九拜禮，還因此發生了很多的不愉快。所以，許多英國人都在等著看笑話。面對這個難題，郭嵩燾見了多位外國人詢問禮數，最後以與其他外國大使見女王的禮數摘帽鞠躬行的禮數。他發明了以三鞠躬行禮，女王亦鞠躬還禮的形式，從而維護了國家尊嚴。

郭嵩燾參觀法國世博會中國館(法國畫師繪)

除此之外，他為了維護祖國的尊嚴與安全，做了不少具體的工作。比如他通過照會英國外交部的形式，清除了英國商會船隻堵塞國內鎮江江面問題。並且成功處理了英國商船撞沉中國商船，以及英國洋行僱員槍殺廈門漁民事件，最後還迫使英方賠償了損失。他還把有關國家安危的資訊及時通報給清政府。

為了加強對華僑華人的領事保護，郭嵩燾最早倡議在一些國家建立領事館。在他的爭取下，中國先後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神戶等地設立領事館，保護了在海外的華人華僑的利益。郭嵩燾嚴格要求手下，對隨行官員制訂了所謂五戒：一戒使洋菸，二戒嫖，三戒賭，四戒出外遊蕩，五戒口交喧嚷。郭嵩燾使臣的形象得到洋人一致認可，認為是所見最有教養的東方人，成為中國最早的使團行為規範。

來到英國後的郭嵩燾並沒有閒著，他親赴下議院聽議員責詰政府，考察英國的議會民主及自由選舉制度。拜訪和結識政府大臣、地方名流、學者科學家等。出席“萬國刑法監牢會”，積極瞭解萬國公法。親自去工廠、港口、軍艦、炮臺、商行、銀行、造幣廠、電報局、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報社、稅務局、織繡院、輪船製造廠、瓷窯等進行考察。

郭嵩燾將這些考察心得不斷地寄回到國內，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議。提出不僅要引進歐洲的“制器之法”，更要學習他們的制度。中國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急起直追，則勢必西洋日強，中國日蹙。郭嵩燾的這些建議全部切中了清廷的時弊和要害，可惜的是，在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仍然佔主流的中國社會，這些建議和資訊顯得驚世駭俗，也同時更加深了朝內守舊派對他的憎惡。

在英國這些年，郭嵩燾的許多做法是在沒有先例沒有參照的情況下他自己首創的，為後來中國的外交工作尤其使館工作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可悲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為了清廷的外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卻被當時國內的許多人稱為“漢奸”。 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矛盾很快反映到了清廷內部，國內圍繞他們兩個的是與非引起了洋務派與守舊派的新一輪角逐。

1878年(光緒四年)5月6日，劉錫鴻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告狀信，全面列舉了郭嵩燾在使館的“十大罪狀”。已同時兼任法國公使的郭嵩燾聽聞後，二人矛盾急劇加深，幾乎是水火不容，已經開始影響國家聲譽。清政府不得已把解決郭、劉之爭問題提上了日程。

以李鴻藻為首的守舊派藉由此發難，要求立即將郭嵩燾調回國作出處理。洋務派李鴻章仍然極力為他辯護。6月20日李鴻章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其中轉述了中國駐德國留學生監督李鳳苞對劉錫鴻的看法：西方國家對劉錫鴻評價不高，德國的報紙對劉錫鴻一直“頗有微詞”，而且劉錫鴻工作姿態不好，很不負責任，經常“託病不出”。與此同時，李鴻章又寫道：“惟目前筠仙(郭嵩燾)兼英、法二使，責任較重。”“英人尚無間言。”李鴻章故意拿德國報紙對劉“頗有微詞”與英國人對郭“尚無間言”來作對比，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護郭嵩燾。但讓李鴻章始料未及的是，反對郭嵩燾的勢力非常強大，不少人不僅要求將郭嵩燾調回，還強烈要求將郭嵩燾查辦治罪。

此時的情況對郭嵩燾已非常不利，李鴻章見狀又於7月10日給總理衙門寫信。說：“惟英使一席，關係綦重，名位既須相稱，才望亦要兼優。筠仙(郭嵩燾)尚為英人所推許，頗難為繼。”他想以“駐英國大使”一職的重要性，以及繼任人選的不好選為理由，不同意調回郭嵩燾，進而更加反對將郭嵩燾治罪。同時，在信中仍借一德國人之口說劉錫鴻“職任名望俱卑”，在德國“不甚見禮於當路”。如果調郭嵩燾回來，最好也將劉錫鴻調回。

但是，此時的李鴻章並不想跟守舊派鬧得太僵，他又給總理衙門寫信，亮明自己的態度。他在信中解釋說：“蓋深知筠仙心腸尚是忠愛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來為劉雲生(劉錫鴻)所窘苦，勢難並立”，所以自己才寫信談了自己的觀點。至於對他們二人要怎樣處理，我李鴻章服從朝廷諭旨和總理衙門裁決，只是希望總理衙門慎重處理此事。

總理衙門原本決定只召回郭嵩燾，而劉錫鴻仍任駐德公使。根據劉錫鴻的提議，擬另派留德學生監督李鳳苞任駐德使館參贊。李鳳苞是李鴻章培植的親信，與郭嵩燾關係融洽，一直看不慣劉錫鴻的作為。聽聞要做劉錫鴻的副手，李鳳苞遂覺此人難以共事，不願從命，隨後便四處找人說情拒絕。李鴻章抓住並利用了這個機會，於7月18日又給總理衙門去信。他在信中提醒總理衙門安排人選時要“各得其宜”才能“各盡其用”，不能免為其難。還說，李鳳苞在德監管留學生任務已經很重，再讓他幹此不情願的工作，怕兩件事都無法做好。最後，李鴻章又補了一句：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李鴻章意圖很明顯，誰都不願與劉錫鴻合作，這就讓他就陷入了“獨立無助”的境地。從而實現總理衙門在撤換郭嵩燾的同時也要撤換劉錫鴻的真正意圖。

郭嵩燾夫人梁氏

李鴻章一方面堅決反對對郭嵩燾查辦治罪，同時再次要求撤換劉錫鴻，說他橫戾巧詐，對外影響實在不好。對李鴻章的意見，清政府給予了認真對待。經過激烈鬥爭，終使清廷改變初衷。8月25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將郭嵩燾、劉錫鴻同時召回，由曾紀澤、李鳳苞分別繼任，郭嵩燾不再予查辦治罪。洋務派和守舊派兩大政治力量圍繞郭、劉之爭雙方最終打了個平手。

1879年(光緒五年)1月，郭嵩燾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後，黯然回國。臨行前，郭嵩燾按國際外交禮儀，偕如夫人梁氏正式到英王宮向維多利亞女王辭行。帶夫人的做法也是郭嵩燾有意為之。因為按清朝封建禮教對“婦道”要求，女人不許參與政事，也不能在公眾場合拋頭露臉，否則即是“有傷風化，不成體統”。因此後來他帶夫人向英王辭行的訊息傳回北京，再次引起封建士大夫們一片聲討，為此又給他增加了一條罪過。

但是，西方人對郭嵩燾的這些做法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說這是他們“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聽說郭嵩燾要調走，英法官員和新聞工作者紛紛前來告別，大家表示出對這位“留下良好印象”的中國外交官依依難捨的心情。

經過幾十天航行到達上海的郭嵩燾，本來應該按重要使節回國的常規回京述職的，但慈禧太后傳來諭旨，說不必再進京述職，詔即可退休回家。5月5日，極度落寞的郭嵩燾乘船抵達故鄉長沙。當時湖南正發生守舊排外風潮，郭嵩燾突然歸來，猶如火上澆油，形勢更為緊張。此時大罵郭嵩燾“漢奸賣國賊”、“勾通洋人”的標語揭帖已經貼滿了大街小巷。儘管郭嵩燾欽差使臣的官銜暫時尚未解除，而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傲不為禮”，容許眾多百姓在岸邊對郭侮辱和唾罵，並阻止其船上岸。

對於家鄉官民對自己的指責和怠慢，郭嵩燾蔑然視之。他說：“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還作詩言志：“傲慢疏慵不失真，盡留老態待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世人慾殺定位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這不僅是他對自己一生經歷和結局的感悟，也是他對清朝保守糜爛官場生態的無聲抗議。郭嵩燾蟄居鄉野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上疏朝廷、致書李鴻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開設禁菸會，宣傳禁菸。郭嵩燾一直保持著大年七年級賦詩一首以紀年的習慣。

1891年(光緒十七年)7月18日，郭嵩燾帶著孤憤與淒涼無奈地離開了人世。李鴻章、曾紀澤、王先謙等官員聞之，紛紛奏請朝廷為郭嵩燾立傳，並請賜諡。但是這些請求卻遭到了慈禧太后的拒絕，竟然有人還上奏要求朝廷將郭嵩燾鞭屍，以謝國人。

郭嵩燾臨危受命，肩負重任，為自己的國家與人民嘔心瀝血。然而，卻因為他走在了那個時代的前頭，致使他直到死的一天，都沒有被他所處的時代所認同。只能在臨死前寄希望於“流傳百代千齡後，定使人間有此人”，將期待押注在了後人。甚至我們在百年之後讀史書都見不到對於他過多的描述，不得不說他的結局是十分悲涼的。應該說他的遭遇是那個時代的悲哀，清末學者王先謙先生曾這樣評論過郭嵩燾：赤膽忠肝籌國是，謗滿天下無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