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豪門盛宣懷家族的後人 一度家徒四壁

盛宣懷家族的後人們

盛宣懷家族是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門。《盛宣懷家族》(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一書採用紀實文學的形式，在權威檔案文獻和口述資料的基礎上，以文學的筆觸對這一家族的史料和歷史圖片加以整合，藝術地再現一個海派大宅門的百年盛衰。作者宋路霞長期研究近代家族史，在該書中，她獨闢蹊徑，展示了一幅新穎別緻、濃縮了的歷史畫卷。

上海灘最後的“小開”邵祖丞

前幾年《收穫》雜誌刊出孫樹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叫《豪門的衰敗》，講的是盛氏家族抗戰勝利之後的衰敗景象。文中說，他家與盛家是遠親，有一次他母親叫他去給這個親戚送點東西，他第一次踏進了盛公祠的大門。

盛公祠位於現在的北京西路萬航渡路路口，在漢冶萍公司上海俱樂部舊址的旁邊(現已拆，建了交通銀行大樓)。孫先生走進去的時候，房子和大門都已非常破舊，牆頭和屋瓦上長了挺高的草，大殿被木板分隔成若干間小房間，中間一條陰暗的走道，兩邊排列著小門。每個小門的門口都堆放著煤球、爐子、柴火筐和亂七八糟的東西，小門裡面則擠滿了盛家的窮親戚。這些住戶潦倒不堪的窘狀，恰恰襯托了這組房子的破敗，給人以落日黃昏般的無限惆悵……昔日的榮華富貴，對盛家大多數人來說，已是一個遙遠的夢了。

筆者曾在膠州路的一個亭子間裡，與盛四小姐的長房長孫邵祖丞先生(即邵洵美的大兒子)把茗相對。七十多歲的邵先生當年是個很“海派”的人物，曾與朋友合夥在淮海路陝西路路口，開辦一家專售外國唱片的音樂商店，凡是西方的音樂、美術、文學、語言，他均能 “一觸即發”。平時西裝革履，海外新潮無所不知，在時代中學教英語時全部用英語教課，是一個渾身上下都很挺括的小開。然而現在他的居室最多隻有十平方米，退休之後靠為學生補習英語貼補家用，歲月已把這位盛、邵聯姻的公子哥兒，塑造成一位“亭子間老伯伯”了。

講到家族後來的災難時，邵先生顯得出奇的灑脫，他說：“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嘛，盛家和邵家的風水，大概已轉到別人家去了。人家說‘富不過三代’，盛、邵兩家到我這一代的上半期，已富了四代了，再往上一代也算是富有的，所以嚴格來說，我們已富了五代人了，大概應該吃點苦頭了吧？人家說‘便宜不可以沾盡’，到了我們這一代，大概就該著把便宜還給人家了……”

盛宣懷

盛宣懷北京故居

以這樣的態度來解釋家族的變遷和盛衰，筆者還是第一次遇見。他在電話裡為筆者指路的時候，語氣也是一樣的平靜： “您到了膠州路從我們弄堂走進來，會遇到一個大鐵門，那大鐵門你不要進去，而要走那旁邊的小弄堂，進來向左拐，然後再向右拐，然後再向右拐，一定要找到後門，反正您若找不到號碼就問問人家……”

當我走上他那搖搖晃晃的、陰暗而逼仄的小木樓梯時，才明白他的處境，那是一個躲在鬧市一隅的、幾乎是個被遺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從外國報刊上翻拍下來的靜安寺道臺花園的照片，再舉手叩開那扇亭子間的小門，豁然洞開中的邵先生，簡直是位歷史導師了。

在談到這“風水”在“轉”的過程時，邵先生講了很多場景。他故意把悲涼的故事說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儘可能不讓聽者陷入傷心。他說1950年代，國家要把時代書局公私合營，或者派一名黨員幹部進來當領導，那時書局已與有關銀行家共同主持，銀行家們不同意合營或讓黨員幹部來當第一把手。那時時代書局很有特色，出版馬列主義的書，也出純文藝作品。“但不曉得怎麼回事，後來有人在人民日報副刊上寫文章罵我們書店，一週一篇長文，都是半版或整版的大塊文章。他們這麼一罵，我們的書店名聲就壞了，辦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交給國家”。

講到他父親邵洵美到了晚年，肺氣腫病很嚴重，家裡被抄得家徒四壁，又被掃地出門，曾住在原先邵祖丞“頂”下來的一間房子裡，父子倆一個睡床上，一個睡地上，相依為命。那時多虧華東師大的施蟄存先生，每月寄五十元錢來，等於救老爸一命。“沒想到後來，姚文元居然也救過我父一次。那是‘文革’以後揭批‘四人幫’時，報紙上登出了姚文元的十大罪狀，其中一條是包庇邵洵美。說是1968年，北京的紅衛兵本來要把我父親從上海拖到北京去批鬥的，不曉得怎麼搞的，居然是姚文元出來制止的，紅衛兵沒得逞，就是這麼‘包庇’ 了一回。其實那時我父親都病得快要不行了……”

講別人還能具體，講到他本人，總是一帶而過。“我嘛，歷史反革命，是沾了我父親的 ‘光’，1950年代我父親被抓進去時，我也倒黴了，發配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零兩個月。我父親放出來了，我也可以回家了。‘文革’中亦是批鬥物件，掃地出門……”說到這裡他不再深入下去。他不跟你談細節，或許一扯開的話，“味淡”的氣氛就會被破壞了。話頭一轉講到他的親戚：“我的情況還算是好的吧，命沒有送掉。我的一個表嫂，‘文革’中從濟南迴上海，正碰上聶元梓組織什麼‘南下兵團’南下上海點火，叫火車上出身不好的人都前去報到，我表嫂人老實，也去報到了，結果一車廂的‘牛鬼’，都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打死了，家屬去認屍時幾乎認不出了，還是從那隻在瑞士定做的手錶上認出來的。”

他說的這位表嫂筆者也略知其人，名叫聶光錫，是我國老一輩的銀行家、原中國銀行副總裁聶其煒的女兒，她的爺爺是聶緝，是中日甲午之戰時的上海道道臺，她的祖母是曾國藩最小的一個女兒曾紀芬，她的丈夫蒯世京是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的總工程師，她的婆婆是邵洵美的堂姐，即邵頤與李夫人生的女兒邵畹香，也就是那個致使上海“楊慶和”銀樓倒閉的蒯太太。蒯世京的爺爺也不含糊，是清末京城裡有名的清流蒯光典……“風水”轉到聶光錫，已無甚光彩奪目之處了，她是個準家庭婦女，只因家庭出身有“問題”，竟遭如此毒手！

寵辱不驚盛毓郵

筆者2000年在東京見到盛毓郵先生時，老人家已九十歲了。

毓老是盛宣懷的孫子、盛老四的大兒子。他出生在一個意味深長的年頭――1911年。這一年既是盛宣懷官至郵傳部尚書(即交通、郵電部長)，發達到了極致的年頭，又是盛極轉衰，盛家開始走下坡路的年頭。雖然其祖父為其取名“毓郵”，小名“傳寶”，但老人家郵傳部尚書的位子只坐了十個月，就爆發了辛亥革命……所以從他出生開始，就一直生活在一種盛極轉衰、日薄西山的家族氛圍中。他是這個家族九十年間的歷史見證人，又是一個窮則思變、東山再起的成功的實業家，是盛家一道特殊的風景――一個不可多得的、頗具傳奇色彩的老人。

令筆者感到震驚的是，老人面對家族的興衰，有一種現代人少有的坦率與真誠！他沒有一般豪門子弟，好為其家族隱惡揚善的舊習，更沒有紈絝子弟的虛榮和玩世不恭，他平靜而堅定的語調，來自他內心的充實――所謂大徹大悟，原來如此呵！

毓郵在大家族析產時，分到了總價為一百一十六萬零五百八十六兩銀的祖上遺產，其中包括三新公司、客利房產合股、沁園房屋、泰吉里、鄭家木橋、東有恆路地塊的房地產，還有上海、南京、漢口、武昌等地的空地，以及中國通商銀行和揚子公司的股票若干。這個時候，他才九歲，就已經成了百萬富翁！按說他是第三代，1920年分家產還輪不到他，但是因為盛家老三盛同頤早逝無子，盛毓郵過繼給盛同頤，於是繼承了三房的份額。

九歲的孩子自然還不會花錢，那麼就由他父親“幫助”他來花。所以後來毓郵對人說，他最怕父親請他吃飯，或者是為他做西裝，因為吃完了飯、做完了西裝就要向他借錢。自己的老爸嘛，不借是不行的，但是總是有借無還。

盛毓郵是盛家哥兒們中最會用功的一個，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又留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讀商科，回滬後打理自己的產業。他平時有兩個跟班，一個叫大董，一個叫小董，都是他祖父盛宣懷的原配夫人董夫人的本家。但是很快抗戰爆發，進出口貿易做不成了，只好坐吃山空，靜觀待變。這期間，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事，他娶了一位漂亮小姐為妻，在靜安寺百樂門辦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婚禮。新娘子是宜興望族任家的小姐任芷芳，端莊典雅，溫婉可人，一個典型的東方美人。

婚後他們和母親孫用慧住在一起，在萬航渡路的一處大花園洋房裡過著閒適而優雅的生活。常常有親戚朋友來玩，大家就常在大客廳或是花園裡喝茶、打牌。

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社會天翻地覆的變化，使得九歲就當上了百萬富翁的盛毓郵，變成了一個“無產者”！他只得重新開始自我奮鬥，為養家餬口而奔波。他退掉了花園洋房，把妻兒安排到丈人家，自己去香港、新加坡工作，其間做過生意，也當過中學教師。1960年，已經先期到達東京的盛毓度先生創辦了飯店，需要一個幫手，請他前來協助經理洋人客戶，於是他從新加坡來到東京，加入了餐飲業。經營餐飲業非常辛苦，每天都是早出晚歸……這時候，誰能想象得出，他就是當年盛宮保的孫子、英國留學生、九歲時就有了百萬身價的人！

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好在蒼天不負苦心人，不幾年，他開拓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1960年代初，毓郵的妻子任芷芳帶著三個孩子也來到了日本。1968年，兩夫妻面對現實，仿照旅日老華僑的“刀工”(世稱旅日華僑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開辦了一家很小的新亞飯店。這期間，他們能上也能下，精心佈置，日夜苦幹，聘請了滬幫名廚吳國祥掌廚，很快，他們新亞的醬豬蹄、紅燒划水、明蝦豆腐、紅燒排翅……不脛而走，他們的小籠包子，皮薄餡嫩，咬開來一包湯汁，很受市民的歡迎。後來他們的店面不斷擴大，又開設了分店，直至現在，已經發展為七層樓面的新亞飯店，地點在距離東京塔不遠東御城門。

盛宣懷與莊夫人在日本

他們的兒子盛承洪和盛承興都是美國留學生，留學生活也是艱苦奮鬥，他們自知父母賺錢不容易，業餘時間就去打工。盛承洪至今還記得他1960年代在美國餐館洗碗每小時一美元，為旅館擦窗每小時兩美元……

盛毓郵不愧為大家之後，不僅能屈能伸，白手起家，一切從頭做起，而且還做得別有特色。他有幾樣至今為人所稱道的“壯舉”。

其一是首創中國人不洗碗的店規，凡到他的飯店來打工的中國人，都被安排做其他工作，洗碗的事用毓郵的話來說是“讓日本人洗去！”

其二是首創中國留學生每小時工作一千日元的規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國內赴日留學大潮湧起，絕大多數留學生靠業餘在餐館洗碗端盤子，來維持學業和生活。人家店裡的留學生工資一般都是每小時八百日元，而他考慮到留學生們很辛苦，毅然做出決定，每人每小時一千日元，而且最多時用了二十多個留學生。其實他店裡已有不少固定的職工，本不需要那麼多學生來打雜的，他完全出於幫助學生們的一番好意。來打工的小夥子們自發組織起來成立籃球隊，這又觸動他那根幾十年前熱愛體育的“神經”，立即拍胸脯：“你們組織籃球隊，我給你們買隊服！”……小夥子們驚訝得都愣住了：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老闆呀！管吃、管工資，還管打球、隊服，這真是標準的“海外奇談”了！所以在他店裡打工的留學生，無不有一種回家了的感覺，大家無不積極進取，奮發向上，形成了很好的氛圍。他們從語言學校畢業後，一個個都考進了名牌大學，現在都已成家立業，各奔前程了。

其三是創辦了東京的唯一一家京劇票友活動中心――東京票房。每逢國內有名角來東京訪問演出，他們總要出來組織聯誼活動，請客吃飯，聯袂演出，發動捧場，非常熱鬧。梅葆玖、梅葆、艾世菊等人到日本，東京票房的活動就像旋風一樣，席捲了整個東京。

票房最有力的領導者是毓老的夫人任芷芳女士。任老師今年已經九十二歲，從小就跟大人們上戲園看戲，漸漸成了戲迷。她們任家是上海灘出了名的票友之家，全家老老少少，人人會唱。她的妹妹嫁給了名票趙培鑫。任芷芳本人喜歡唱程派戲，除了組織並參加票房的活動，自己每週一、三、五下午還請琴師來家拉琴，為其吊嗓子。

在大家熱熱鬧鬧的時候，毓老總是一個人斜臥在沙發上，靜觀一切。老人家話不多，但句句有分量。只要他一發話，全家人都要動作起來――還是大家族的老傳統――老太爺以其人格的力量，贏得了社會和全家族人的崇敬。他顯得十分沉靜，因為九十年間，他什麼都看到過了，什麼也都經歷過了，他無需遮掩什麼，也不需弄出什麼聲響，像一潭平靜的秋水，可以直面青天。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大贏家，因為人們從他身上，看到了盛氏家族骨子裡的豁達和徹悟。論人生，還有什麼比這種徹悟更珍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