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郭鬆齡 奉軍中最另類與最令人遺憾的軍人

郭鬆齡的“外交”

灤州會議後，郭鬆齡派魯穆庭和譚家駿到段祺瑞執政府交涉。但段祺瑞沒有接見，只派兒子段巨集業出來應付。段巨集業是譚家駿的學生，接待時卻並不友好，說：“這次不是你們兩位來，政府定不接見。今後你們的代表應指定專人，常常更換實非所宜。”原來，早在魯穆庭兩人求見段祺瑞之前，郭鬆齡已派弟弟郭大鳴求見過了。

而關於實質性問題，段巨集業則一口回絕：“郭鬆齡請求政府罷免張作霖的本兼各職，發表他為奉天軍務督辦，這種舉動執政認為如同造反，政府方面為維持紀綱應予制止；但根據目前情況不欲為此無用的表示，只有靜觀事態的演變。他的請求政府不能照辦。”

執政府是如此說法，那麼日本又是何態度呢？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郭鬆齡因為不答應日本的條件，所以日本人才轉而支援張作霖，但據曾經參與“調停”的守田福鬆的記錄來看，則並非如此。事實上，日本人從一開始便不支援郭鬆齡，這與段祺瑞不支援郭鬆齡是一個道理。其實這是很正常的想法，日本人和段祺瑞都不大清楚郭鬆齡的“政治理念”，他們也不想冒這個風險。

1925年11月30日，滿鐵發給日本外相的電報稱，“深信支援張作霖抵抗之要務，除此之外別無他策。”此外，關東軍方面也是如此態度。11月26日，關東軍參謀浦澄江與郭鬆齡“談”了四個半小時，極力勸阻郭鬆齡。最後，浦澄江聲稱，在發動軍事行動之時，日本方面將發出各種“警告”。據參加會議的殷汝耕(時任郭鬆齡祕書兼翻譯)回憶：“大體上是高調威嚇，認為郭忘恩負義，對郭的所為進行了嚴厲指責。對此，郭一一作了明確的回答，並闡明瞭自己的立場。”而這個時候，張作霖還沒有與日本人“勾結”，可日本的態度卻已明確，那就是不支援郭鬆齡起事。可以說，“外交”上的孤立也是郭鬆齡失敗的一大原因。

郭鬆齡“等”了三天

郭鬆齡在外交陷於被動，已經明瞭，那麼，其內部又如何呢？我們也可以考察一下。郭鬆齡原來以為，張作霖身邊無兵，若乘其不意，一舉拿下奉天，便可萬事大吉。但一來張作相的第四軍團正駐山海關，延緩了郭鬆齡的進軍速度。再則，郭鬆齡雖然久掌兵權，但卻不掌財權，一經“獨立”，軍餉立即成了問題，據魯穆庭的說法，“軍隊的十一月份薪餉應於十二月初即行發放，但事前毫無準備，只得以邊業銀行的銀塊和沿途徵收的捐稅發放一部分”，顯然，這對於軍隊的士氣來說，是有影響的。

因為沒有後勤補給，因而對於百姓的“愛護”在事實上也就不可能了。據《錦葫戰事——郭軍反奉片斷》(《葫蘆島文史資料》第2輯)記載：“這次戰役，禍及百姓，有的居民房屋被燒燬，畜、禽和糧食等被掠奪一空，稻池村民17歲的朱某因不敢給郭軍帶路，無辜慘遭槍害致死。”事實上，郭鬆齡在巨流河的失敗，也與民心向背有關。有資料記載，當地百姓說：“郭鬼子帶一幫餓鬼，把我們一年的糧柴，吃光燒光。”這說明郭鬆齡的行動遭到了百姓的反對，從而使補給更加困難。

更加糟糕的是，老天爺也要找郭鬆齡的麻煩。第二軍“軍長”劉偉的副官郭景珊在《郭鬆齡反奉原因》中說：“三十日部隊到達連山時，這天氣候變了，北風大雪，官兵穿的單衣，在戰鬥中凍死的很多，還有不少凍傷了手腳。”《錦葫戰事——郭軍反奉片斷》也記載：“12月2日至3日，天氣驟變，連降大雪，有一尺來厚，氣溫下降到攝氏零下20度，郭軍士兵仍舊穿著夏季衣服，多被凍傷”，據穆春騎兵師中校參謀兼作戰科科長房書溪回憶，戰後統計，輕重凍傷者達7000餘名。

郭景珊還回憶了一個細節，說12月5日攻佔錦州後，鄒作華參謀長下令在錦州休息三天。就是在這三天裡，“張作霖就有機會電調吉林軍隊和黑龍江的軍隊，很快開到新民縣東的巨流河了，進行防守”。郭景珊稱：“郭鬆齡之所以失敗即在這三天”。那麼，郭鬆齡為什麼要在錦州“休息”三天之久呢？一種說法是鄒作華故意給郭鬆齡拆臺。一種說法是等棉衣，但是，究竟是不是等來了棉衣，卻有截然不同兩種回憶。郭鬆齡的貼身衛兵姜明文稱，休息三日的情況確實存在，其目的就是為了等待由天津運來的棉衣。第二天棉服裝與現大洋都已運到，連夜分發到官兵身上，又發了雙餉，都是白花花的銀元，官兵領到後全軍踴躍，士氣大振。

但另有一種說法認為，郭鬆齡根本就沒能從天津運回什麼棉衣。據魯穆庭回憶，兵變之初，馮玉祥曾贊助郭鬆齡20萬元，當時正值嚴冬，就派人在天津趕製了6萬件大衣，但因交通斷絕，未能及時運出。李景林的繼任者孫嶽(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李景林敗走後，任直隸督辦)竟想趁火打劫。沒辦法，只得將這批大衣藏在日商山下株式會社的倉庫內。後來，郭鬆齡兵敗被殺，孫嶽也被趕跑了，張作霖才將這批大衣當作“戰利品”，運回奉天。

郭鬆齡的死亡追殺令

與守田會晤後，郭鬆齡曾給吉田總領事發去一電，提出了自己“收拾戰局”的想法。在錦州時，“郭似乎已有穩操勝券的把握”(守田手記)，所以才會如此強硬。請注意，這裡面也提及張學良，而並無“特別關照”，甚至其生命、財產都要“看著辦”。最後一條，則更見郭鬆齡之“決絕”，簡直就是“死亡追殺令”。如此說來，郭鬆齡就有些恩將仇報、刻薄寡恩了。

郭軍參謀處長王仁山的回憶也可資印證。在天津時，郭鬆齡曾對王仁山講：“我們是討楊以清君側，當然仍是張家的天下。”後來到了錦州，王仁山又問及張氏父子的“命運”，郭鬆齡變了口吻，說：“那得聽地方上的處理了”。(《瀋陽文史資料》第12輯，141頁)

筆者還注意到，兵變期間，郭鬆齡一直帶著饒漢祥、林長民、齊世英等一批文人，顯然“有所委任”的。劉鳴九說，郭鬆齡到錦州以後，就開始分配權力，內定了東北三省和熱河的“領導班子”。但具體差遣，現已無從查考，只知道“奉天省長”為林長民。後來，林長民就死在新民，一說中流彈而死，一說中了迫擊炮而面目全非。林長民有一個女兒，叫林徽因。

由此，也可推定郭鬆齡到省城後，可能並不會如通電所稱的那樣“竭誠翊佐”張學良。事實上，在錦州時，郭鬆齡曾對守田知生明確表示，他要把張學良送到日本“留學”。對此，守田是這樣記載的：“我(郭鬆齡)已經四十二歲，這樣的病軀，也許活不多久了，張上將軍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話，請學良君到日本去留學三四年；在此期間，自己的經綸抱負實現一部分之後，願將地位讓給學良君，自己下野，度過閒雲野鶴的安靜餘生。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為此，可以請吉田總領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證人。”如果這一記載屬實，也可證明郭鬆齡所謂的“竭誠翊佐”，不過是一種政治宣傳。

而相比之下，張學良卻一直對郭鬆齡心存仁意之念。據張學良的祕書劉鳴九回憶，張學良曾讓他擬寫電報，命人把郭氏夫婦送到他的司令部來，說：“郭是個人才，為國家著想，我把他送到國外去深造”。就現有資料分析，張學良確實沒有處死郭鬆齡的想法，當聽到郭鬆齡已遭槍斃的訊息後，張學良痛惜地說：“如郭不走，決不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