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萍晚年談兩彈元勳 不要讓人家罵過河拆橋

我和父親談論起這些獻身於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們時，他總聯想到當年在華東海軍時，受他影響和他一起創業的那批青年知識分子們。他會若有所思，沉默不語，猛地蹦出一句話來：“陳老總當年就說過，不要讓人家罵我們共產黨是過河拆橋啊！”

本文摘自：《從戰爭中走來》，作者：張勝，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

父親從事原子彈事業的時候，我還小，有關他和原子彈的故事，都是後來聽到的。也許是原子彈那超出人們意想之外的巨大神威吧，和它聯絡在一起的故事，也都蒙上了神祕和浪漫的色彩。

第一顆原子彈，父親他們稱它叫邱小姐，這是一個密語代號。我後來向第二炮兵司令員李旭閣問其緣由，他當時是原子彈試驗總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是密語代號的發源地。他說：“第一顆原子彈是在塔架上試驗的，形狀像個球，根據諧音，就叫它邱小姐。第二顆，形成了武器化，要空投，才造成炸彈狀。試爆前，有一道工序，插雷管，代號梳辮子。”世上萬事萬物，原本無所謂美醜善惡，都是因為有了人，在人們不同的審美視角下，不同的心態和情感下，才會變得光怪陸離、美輪美奐。原子彈是個可怕的武器，但在中國的科學家和創業者們眼裡，她卻成了個有生命的含情脈脈的女孩子了。

當然，給邱小姐梳辮子可不是鬧著玩的。

海晏—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地方。

坐上剛剛通車的青藏鐵路列車，出西寧約百公里，就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縣。這是青海高原上一個叫金銀灘的地方。藍天白雲、荒草無際，有一首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唱的就是這裡，第一顆原子彈爆轟試驗基地就設在這個地方。原子彈和王洛賓的歌曲使金銀灘揚名，前幾年當地出了本雜誌，就取名《金銀灘》，他們請父親題了刊名。

1992年基地解禁後，青海省軍區作訓處的同志陪我去過。當年的禁區，已人去樓空，一座座低矮的堡壘式的建築匍匐在荒涼的地面上，暗紅色的殘垣斷壁映入眼簾。這便是生產重水和核彈配件的工廠遺址，代號是“西寧100信箱”，為我國核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九院就在這裡起家。“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當年來到這裡的青年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最多時達800多人，參加基地建設的解放軍和工人達15000多人。現在這裡已移交給地方，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基地，成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改名為西海鎮。

要離開了，我回頭瞻望，在父親題寫的紀念碑上，12個金色大字“中國第一個核武器試驗基地”在夕陽熹微中閃亮。紀念碑高16.15米，代表著原子彈研製成功的那一時刻：1964年10月16日15時。

王洛賓的歌唱到：“人們走過了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

在那個基地開始建設以前，二機部就在北京附近簡易的棚子裡開始了原子彈的研製，父親奉中央命令去二機部調研時，他們已經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基本原理，正在進行一系列部件的試製、試驗工作。父親說：“當時只剩下一個技術關鍵問題未解決，正在沿著兩個途徑研製，專家們認為這兩個途徑都有成功的把握。”核物理學家陳能寬回憶：“張愛萍和我們一起到官廳水庫做試驗，找來個鐵桶，把手榴彈放在裡面，用當年流行的話說，這叫土法上馬。成功後大家興致不減，一定要坐船遊遊湖，不想風浪變大，好不容易才回到岸上。張愛萍說，我站在這裡都替你們捏把汗，幾個大科學家翻了船怎麼得了啊！”當年的艱辛創業，在回憶中變得輕鬆而有趣。

1963年春天，核研究所從北京遷出。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科學工作者們，就要離開大城市到遙遠的青海去了，李覺請父親去做動員報告。

我沒有找到報告的原本，也許當時就沒有記錄。但許多親歷者仍向我講述了動員報告的大致內容，事隔40多年了，記憶猶新，只是每人的說法不一，可能是聽的人心情不同，層次不同，存留的記憶也就不同了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是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說，多少年後回想起來，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有人說：“我這才知道，大首長也很浪漫的。你父親說，你們要去的是‘黃河遠上白雲間’的地方。那裡確實很苦，但絕不是‘西出陽關無故人’。我們早在你們之前，就開闢了基地，在等著歡迎你們。你們這一代人，要親手在戈壁灘上建起一座現代化的城市。”

還有人記得是這樣講的：“俗話說，知識分子手無縛雞之力，可是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其中還有不少是大知識分子，將親手放飛我們的原子彈！你們就像春風一樣來到玉門關外，唐朝詩人王之渙的‘春風不度玉門關’將永遠成為歷史。”

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著名物理學博士陳能寬說：“我還從未聽到過哪一位高階首長做過如此動人的演講。永遠忘不了這位上將把‘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詩句改成了‘春風已度玉門關’。大家的情緒一下子被鼓動起來了。當時我就想，這個將軍不一般，不像我所接觸過的某些領導，‘通不通，三分鐘’，而是真誠、細緻、入情入理。我相信跟著這樣的領導，有幹頭。我的確是心甘情願地帶著試驗隊伍，唱著歌、寫著詩，來到大西北的。後來的實踐，驗證了我的這一感受。”

許多大科學家是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動的，他們回憶時還能清晰的記得我父親當時的原話：“一個人來到世上，無非兩條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們就留下，我那裡無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灘上能做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天蒼蒼，野茫茫，到處青山埋忠骨。願意跟我走的，現在就簽名！”

“到處青山埋忠骨！”多麼熟悉的語句。1964年，我參軍。我對爸爸說，既為軍人，就要誓死報效國家。我向他提了三個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隊去，不當和平兵；二到先頭連隊，不在後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見紅。這當然也算是走後門了，屬不正之風之列。父親對祕書環克軍說：“給軍務部打招呼，就說，我支援這樣的想法。今後凡有這樣要求的戰士，都可以同意。”當我來到擔任抗美援越作戰任務的部隊時，接到父親在大西北寫來的信，幾個毛筆寫成的大字：

“到處青山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

一個從崗位上退下來的老知識分子，當我採訪他時，他說：“是你父親的一場報告，影響了我的一生。我這一呆就是30年。”

就在這以後，沒兩年，三線建設開始，山、散、洞，備戰備荒；緊接著又趕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亂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連回來的奢望都沒有了。這批人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硬挺到80年代初。父親出任副總理，分管國防口，開始著手整頓、調整“文革”以來處於混亂中的國防工業體制和佈局，清還歷史的欠賬。徵得鄧小平認可和胡耀邦的支援，經與趙紫陽多次協商，討價還價，才從當時極其有限的財政中，撥出一筆款項，逐步將長期奮戰在艱苦地區的這批人陸續安排，返回他們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葉落歸根。他們現在的住所大多是80年代初建的小單元，50平方米左右，這在當時已經是令人羨慕的了，但和現在9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比起來，還是簡陋、寒酸得多了。

後悔嗎？我在採訪他們時問。

“不！”幾乎是異口同聲。

如果再給一次機會選擇呢？

“也許就不去了”；“也許還去”；“誰知道……”說法不一。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時代的英雄觀，社會因此而具有活力。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去重複上一代人的豐功偉績了，但戰爭的轟鳴還在他們心中激盪，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的藍圖還等待著他們去描繪。他們生長在一種得天獨厚的時代環境中，他們年輕的心充滿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動不安，躍躍欲試。

回頭審視歷史，總有說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誰。一個人的命運，往往離不開時代的選擇。我和父親談論起這些獻身於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們時，他總聯想到當年在華東海軍時，受他影響和他一起創業的那批青年知識分子們。他會若有所思，沉默不語，猛地蹦出一句話來：“陳老總當年就說過，不要讓人家罵我們共產黨是過河拆橋啊！”

我國傑出的核科學家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回憶：1986年6月鄧稼先病重時，楊振寧到醫院看望，閒談中提到國家頒發獎金的事，許鹿希說：“人民幣10元。”楊問：“不是開玩笑吧？”鄧稼先糾正說：“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

也許是受市場經濟的衝擊吧，1985年經濟略有好轉後，模仿社會上，專門經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對兩彈一星有功人員頒發了特等獎，獎金總數1萬元。怎麼個分法？九院領導們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當年那麼多人拋家舍業地來到這個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誰沒有做出過貢獻？不說貢獻，奉獻總是有的吧？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沒辦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幾萬，按10元、5元、3元三個等級分下去。原子彈、氫彈兩個專案，鄧稼先得到了20元。

這難道是錢嗎？楊振寧當然會明白，這是共和國頒發給他侄女婿的兩枚勳章！在許鹿希的家裡，至今掛著我父親為鄧稼先題寫的橫幅：“兩彈元勳鄧稼先”。

還是在1985年，一次會上，我父親遇到了多日不見的鄧稼先，說你瘦了，氣色不對，必須馬上住院檢查。鄧還想說什麼，我父親這邊已經親自要通了301總醫院的領導，從會場直接送鄧去了醫院。診斷結果是惡性直腸癌，必須馬上手術。那天，父親拄著柺杖，在手術室外靜候了整整5個小時。他批示：“國防科工委和核工業部應指定專人隨時與鄧夫人和醫院取得聯絡。”

鄧稼先去世後，父親寫了輓詩，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奮戰君當先。”一個“共”字，道出了兩個人友誼的緣由。

許鹿希說：人們也許會奇怪，張愛萍，一個革命家，一個上將；鄧稼先，一個科學家，一個院士；一個1910年生人，一個1924年生人，相差了14歲；一個是四川人，一個是安徽人。兩個截然不同經歷的人之間，竟會有如此深厚似海的情誼。為什麼？

許鹿希寫到：“這是什麼原因呢？只用一句話就可以解答：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人們看到張將軍這樣的老革命家在領導中國的核武器事業，所顯示的民族英雄精神，使鄧稼先他們向張愛萍學習，為了祖國強盛，個人的一切在所不計。”（注：許鹿希《至純情誼眾心所歸》）

我父親呢？他為什麼這樣看重和珍惜與鄧稼先的情誼呢？也是一句話就可以解答，他寫到：“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

英雄相惜啊！這就應了我本書開頭扉頁上的那句話了，愛因斯坦評價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程序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還要大。”

200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了地處四川綿陽的九院。他們告訴我，80年代初，由於你父親的力挺，九院終於從大山裡搬出來了。老院長鬍仁宇像是在講故事：“當初國防科工委主任陳彬來檢查工作，晚上鬧肚子，出去找廁所，老也不見回來，去找找吧，看他在那兒衝鞋子……他狼狽地說，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九院，薈萃了共和國的精英，它無論到哪兒，都會給當地帶來好運，綿陽被譽為科學城。新一屆中央領導非常重視，朱鎔基總理來過後特撥了鉅款用於九院的建設和人才培養。現在每個分配來的大學生分來都能獲得一套住房，平均工資在四五千元……九院，再也不是鄧稼先時候的九院了。

聽完了一些當年創業者的故事後，總難免疑惑。無疑，物質條件是科研的保障，但物質條件好了，就一定會出成果嗎？過去的那股精神能保持得住嗎？青年學者的論文為什麼一定要由領導、由學科領頭人署名呢？搞科研的人，做學問的人，熱衷於搞關係、搞經營，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下了班，科研大樓裡再也見不到昔日那燈火通明的景象了，我們的專家們，他們都到哪裡去打發業餘的時間呢？難道這就是市場經濟運營的規律？

九院，曾是大科學家的搖籃。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大科學家呢？一個大科學家又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造就出來的呢？為什麼在那樣一個艱難的時代，會出現如此眾多的大科學家？是偶然還是必然？當年在青海金銀灘的時候，伴隨著算盤和手搖計算機，他們唱著“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後來他們搬到桐梓，住在大山溝裡，父親去看他們，說：“不會寂寞的，當年司馬相如就在你們眼前那塊石頭底下讀書的嘛！”鄧稼先接著說：“是啊，旁邊九曲山大廟裡，文曲星張啞子還在看著我們出成果呢！”

這就是一個大科學家應有的人生態度！他們曾如群星燦爛……

馬蘭—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基地。

現在這裡已經是很繁華了。展覽室裡，有父親戴著墨鏡、斜挎一個軍用水壺和一架德國造萊卡相機的照片，面板被大西北的紫外線晒得黝黑；還有手拿防毒面具，穿著防化服的照片。解放軍報社著名攝影家孟昭瑞對我說，這張照片是他搶拍的。他得意地說：“你找找，開國上將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的照片，這可是獨此一張。”

從這裡往前，就是無人區了，一條公路在荒漠中蜿蜒。自從20多年前停止大氣層核試驗以來，戈壁的烈日和風沙已經完全摧毀了它。汽車駕駛室裡的溫度為50℃。迎面而來的不是風，是火焰，是燃燒彈的氣浪。

在荒漠中建立核試驗場，是世界核大國共同的做法。美國的內華達核試驗場，位於拉斯維加斯西北約100公里外。在美國迄今進行的1054次核試驗中，有100次大氣層試驗和828次地下核試驗，是在這片沙漠上進行的。

父親到大西北之前，戈壁灘上所有新設的點，都是按蘇聯專家的辦法編號命名的。父親來到後說：“也太沒有想像力了。”他看到盛開的馬蘭花，就說，記下來，這裡就叫“馬蘭”；21基地靠近孔雀河，父親說，孔雀開屏，我們一定會成功，就叫“開屏”吧；兵站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旁邊甘草繁茂，起名“甘草泉”。有個單位，人員來自天南地北，為了住房發生了口角。父親說，到處荒沙，有什麼值得你們爭的？乾脆把他們住的地方改叫“團結村”吧。以後新同志來了，問起名字的出處，看他們怎麼解釋；為了生活方便，女同志集中住在一起，起名為“木蘭村”。父親住處的名字就更特別了，帳篷多，又聚在一起，為了找起來方便，給插了塊牌子，標明是首長住處。父親把牌子拔掉，在帳篷上寫了一個很大的“響”字，說，告訴大家，按這個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父親說：“戈壁灘氣候多變，晝夜溫差很大。白天帳篷外溫度42度，棉帳篷內高達47度。我們的防化兵訓練一次，從防化服裡倒出來的汗水就有1至2公斤。而夜間又需要穿上棉大衣。孔雀河水含礦物質較多，水質又苦又澀，開始喝下去腹瀉的人高達60%。後來我們就改挖滲水井，又專門組織從200多公里外運泉水，情況才有所改變。水貴如油。早上洗完臉，就將洗臉水留下，中午再用它擦臉，晚上再用它洗腳，洗完後才倒入菜地澆菜。”

跟他的祕書說，當時正值緬甸總理奈溫訪華，基地官兵就在背後叫他“耐溫將軍”。

我媽媽回憶：“你爸爸難得回趟家，偶然回來一下，晚上做夢都在喊‘水！水！’經常是一下飛機就直奔總理那裡，時間緊就來個電話，說是在總理那兒彙報工作，要馬上飛回去，就不回家了，帶的東西交老安（注：司機。安全德，1948年參軍，後任首長駐地管理員）直接送機場。一次，李旭閣（注：總參作戰部處長，我父親的隨行參謀。後為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員）打電話來說，他給總理送材料回來了，晚上要飛回去，問有什麼要帶給首長的。我聽說是架空飛機，知道戈壁灘乾旱，就趕緊把司機、警衛員、炊事員、公務員都發動起來，上街去買西紅柿、小紅蘿蔔、黃瓜、西瓜，成筐成筐地買，北京這些東西最便宜，幾分錢一斤，都帶上飛機。你爸說杜甫是‘家書抵萬金’，你這是‘家貨抵萬金’，說我幹了件大好事。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興壞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層皮，還捨不得扔，放在桌上，辦完事回來，再用它擦擦嘴，燒開水時，還把它扔到壺裡煮。我當時還給你爸寫了句話，你看看……”說著她小心地抖開了一張發了黃的紙條，上面寫著：“千里送鵝毛”。“你爸爸一直儲存著它，夾在他的小本子裡。”

在東大山哨所舊址，還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據說是當年父親經過此處，哨兵請他出示證件，隨行人員說是總指揮首長，不料哨兵回答，這就是根據總指揮首長的規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親當即為哨所題字：“東大山哨要道站，車來人往夜不斷。一絲不苟嚴把守，保衛鋼鐵運輸線。”哨所裡的士兵們用石塊堆砌了這四句詩。如今，40年過去，那個哨所早已撤銷，那些士兵們也該進入花甲之年了，歲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詩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張愛萍三個字還依稀可見。

父親是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總指揮，但在戈壁灘的生活，他說的並不多，我們都是聽別人講的。小時候和父親的溝通，大多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媽媽的習慣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齊了才開飯，這時她總會督促我們把功課先做完。經常是一邊做著功課，一邊肚子咕咕作響。父親回來，總會說，怎麼這麼晚了你們才吃飯？看得出，他的腦子還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難時期，糧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雜糧，父親屬於高階幹部，可以配給些細糧，每餐飯給他專門蒸一小碗白米飯，他坐下來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這碗飯劃成四塊，我們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媽媽總要說，你工作累，他們小孩子皮實得很。父親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對我們說，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總會跟上一句“真是個魯智深！”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重複同樣的程式，終於有一天，有了例外。楊尚昆的兒子楊小二來我們家玩，留他吃飯。父親說，你是客人，這碗白米飯就歸你了。後來我去楊家，也留我吃飯。他們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鄧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飯。楊尚昆介紹說，這是愛萍的孩子，我們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們唯一的白米飯給吃了，今天我來回請這小子。鄧小平說，那你還不放開肚皮吃！我回去和父親談起來，他神情凝重地說：“昨天在總理那裡研究工作，搞得很晚，總理說，弄點吃的吧，端上來每人一碗清湯麵。總理說，現在連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當然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嚴重的，也許是我們沒有和他產生共鳴吧，稍頓片刻後，他說：“你們都住到學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過一樣的生活。”

四中並不是個住宿制學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給少數外地或是農村來就讀的孩子。我們家離學校不足10分鐘的路程，學校自然不能批准。父親叫祕書專程找了黨委書記陳模，轉達說不能允許我們的子弟從小養尊處優。陳模書記非常理解，她專門找我去，講了許多道理。直到我長大後，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處。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吃不飽飯的滋味。

困難時期，都吃“雙蒸飯”，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後，再泡上水蒸一遍。這樣看起來有滿滿一大碗，但實際上還是那麼多，是精神會餐，一頓飯要不了幾口就結束了。但食堂的湯是隨便喝的，下課鈴一響，大家就箭一般地躥出去，搶先去撈湯上的那點油花子。我幾乎整天都是飢腸轆轆的，永無寧日，見到些什麼，不自覺地會想，這能吃嗎？到了週六下午，先把學校那份晚飯吃了，然後再回家吃晚飯。哥哥說：“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點，爸爸媽媽看了會傷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時候，總是剋制住自己，儘量多嚼幾口。可哥哥還是照樣罵我，“你這個傢伙，怎麼就說不聽的？去照照鏡子，看看你那個饞樣！”

每當這種時候，父親總會說一句：“今天就讓他過一次共產主義吧。”

媽媽的關心當然就更細緻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馬就會風捲殘雲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東西。有一次吃完飯，媽媽問我飽了嗎，我說，如果有，還能吃點。她說人家送了幾個椰子，吃不吃？這當然不能放過了，只要是能吃的東西。我折騰了個半天，把椰子劈開，挖裡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點像花生米的味道，這下終於真正地飽餐了一頓。回到學校後，睡到半夜，就噁心起來。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終於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將胃腸裡的東西噴射出來。我又睡在上鋪，飛流直下，惡臭難當。同學們都氣壞了，你他媽的吃的什麼玩意？這麼臭！還讓不讓我們睡覺了？一直到現在，我一聞到椰子味就噁心。

父親似乎很滿意我們能自覺地接受這樣的生活。他說：“讀過墨子嗎？我就是欣賞他的苦行僧主義。”“儒家輕視種田的人，也就是勞動人民；墨子則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講究衣冠周正，食不厭精；墨子卻穿粗布，吃粗糧，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學生跟了他3年，手腳就起了繭子，面板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應該學習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學校開展節糧活動，自報公議。現在的上海市委副書記羅世謙，那時是我們班的輔導員，他找我說：“你出身在革命家庭，應該要求進步。”我說：“那還用說，我一直就很進步。”“進步可不是句空話，黨和國家現在遇到了困難，你用什麼實際行動為黨分憂解難呢？”你看這傢伙，從小就是塊書記的料！我說：“行！要我做什麼吧？”“節約糧食，你帶個頭吧。”我說：“他們都節約多少？3斤？那我就節約5斤怎麼樣？”“好樣的！”羅世謙很興奮。一天後，他又來找我：“別的班有人提出節約8斤了。”我說：“我他媽節約10斤！”羅世謙說：“對！我們決不能落後。”又過了一天，大喇叭廣播，說全校最高的節約15斤。我一聽，馬上表態：老子節約20斤……就這樣，指標步步攀升，最後我提出的指標是每月為國家節約30斤。回到家，我興致勃勃地告訴大家，我每月節約30斤糧食，是全校第一。父親一聽：“你吃的這碗飯是幾兩米，知道嗎？亂彈琴！”當然，說歸說，經學校最後評審，批准我節約3斤，每月定量是30斤。羅世謙對我說：“記住，要感謝黨的關懷！”

父親長期在大西北，託人帶回一小桶黃羊油。這可是寶貝！開啟一看，佈滿了綠茸茸的黴點。媽媽把表皮切去，但裡面仍然處處是滲進的黴點，只有切成薄片，將黴一點點地挑去，再在鍋裡一煉，就成了黃澄澄、金燦燦的黃油。雖然很羶，但畢竟是油啊！它幫助我們度過了那個寒冷的冬天。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來長滿了綠黴的油漬，居然被炊事員老黃撿了回去。我是偶然邁進他家門的，老黃正在專心致志地煉油呢。鍋裡滿是爬滿了綠茸茸長毛的油塊，他專致地輕輕地撇去它們，露出鍋底一層薄薄的油，晶瑩透亮。他的兩個孩子瞪大了眼睛，圍在鍋邊，像他一樣的專注。老黃有些尷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傷。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們是皖東北根據地給過我父親和九旅一粥一飯的老鄉們，是如老黃那樣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過勞動的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我寫了篇作文，記述下這個故事。我在結尾寫道：我以為這個國家只是我的，我以能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黃那尷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麼呢？結尾，我引用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詩：“不管我今後走到哪裡，我都永遠不會忘記，和我一起捱過餓的—祖國。”

支撐這個國家的是他們，為這個國家承擔苦難的也是他們。記得我曾把這篇作文給父親看過，他若有所思地說：“應該記錄下來，再也不要讓人民為我們黨承擔責任了。”

大躍進是歷史的錯誤。

既然是歷史的錯誤就有其歷史的原因。相當多的共產黨人，包括父親在內，甚至包括像我這樣大小，連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內都知道，中國太落後了，為什麼就不能發揮出我們戰爭年代的那股勁呢？為什麼不能再鼓足些幹勁，早日改變貧窮的面貌呢？

什麼是大躍進？吹牛皮、畝產萬斤、餓死了人是大躍進；但大興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也是大躍進。全民鍊鋼，砍光了樹，遍地小高爐，是大躍進；但幹部、技術員、工人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也是大躍進。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是大躍進；組織大協作，會戰戈壁灘，搞出原子彈，也是大躍進……

蠻幹、不尊重科學、浮誇作假、欺上瞞下，並不難糾正。真正的教訓在於開創了個人凌駕於全黨之上的先例，這才是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