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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曾解家鄉瑣事 送信孤寒安撫家人別得罪鄉里

曾國藩曾解家鄉瑣事 送信孤寒安撫家人別得罪鄉里

皇帝都有三門子窮親戚,更何況從湖南山衝裡走出來並逐漸在皇城根下站穩了腳跟的曾國藩!曾哥老家荷葉塘的窮親戚一大把,家人也基本待在山衝裡,這些千絲萬縷的聯絡讓他剪不斷,當然也沒法剪,因為剪了就是不孝。

曾國藩曾解家鄉瑣事 送信孤寒安撫家人別得罪鄉里

道光二十四年,是曾國藩在官場上的上升期,他卻在家書裡記述了一些自己和家鄉的小齟齬。那麼,他是如何化解這些小齟齬的呢?

職場上升期

應酬漸多

名聲漸起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在京城的處境漸漸改善。首先是居住環境,於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搬到了前門內西邊碾兒衚衕,共有房屋28間,每月房租為三十串錢,曾哥很愜意地說:“極為寬敞。”

而且,曾哥在京這幾年堅持讀書提高,修身養性,功夫也慢慢顯示出來了,他在該年五月十二日的家書中交代:“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那都是些什麼應酬呢?信中有羅列——

一、為人寫對聯,客戶大多來自四川和湖南,忙到了“日不暇給”的地步。幾年的練習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他敢拿著毛筆出來抖一抖了。

二、借錢的也多了。曾哥的收入雖然有改善,但也不至於多到請人幫忙花錢的程度,所以借錢的十有八九是失望而歸的。不過曾哥還是很注意態度問題,“不管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

三、各種酒席拜會客人諸事。

四、接見門生,這件事“頗費精神”。這一年,曾哥會見的最有名的門生是湖南新寧的江忠源。當時郭嵩燾在座,談笑風生一番之後,送江忠源出門,曾哥忽然對郭嵩燾說:“江同學必定立功名於天下,可惜死於節義。”當時天下還算太平,曾哥卻說出這麼一番血淋淋的話來,讓人大吃一驚。可見他長期閱讀史書,讀出一些道道來了。

這時候曾國藩在湖南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書裡,他承認“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在長沙城的名氣越來越響,但自己也不知道名聲是怎麼提升上來的。

而當時最大的好訊息是,道光皇帝要接見他。五月十二日的家書透露:在五月十日,朝廷就有諭旨,皇上從十六日開始,要接見一批身份不高的官員,酌情提拔。接見名額為每日兩名,曾國藩排在第六位,按日子推算應該是在五月十八日。曾哥高興地說,這是皇上的“勤政求才之意”。這個傳統,已經實施了十六年,道光皇帝似乎還是很重視人才選拔的,不然,他也不會提拔出林則徐。

果然,五月十八日,道光在勤政殿接見了曾國藩,君臣一番交談,道光皇帝感覺滿意,於是提拔曾國藩為翰林院教習庶吉士,還獲得出外主持考試的美差。這下好了,曾國藩有餘錢支援家裡人了。

曾哥,你在京城混得那麼風光,你家裡人知道嗎?你家鄉人知道嗎?

瑣碎鄉間事

安撫家人不要得罪鄉里

曾國藩在京城蒸蒸日上,家裡來了五封信,一封是曾老爸的,其他都是弟弟們的,訴說了家裡一些事情。這跟曾哥在京城的風光形成了對比,它們瑣碎、繁雜,但又不得不去處理。

首先是給鄉親送手信的問題。曾哥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書中提到,家鄉有個叫西衝的地方,有四戶鄉里,因為手信送得孤寒了一點,結果惹得人家不高興,“送項太簡致生嫌隙”,嘴巴里礙於我曾國藩是京官,不好說,心裡肯定是有埋怨的。曾哥想得周到,特意捎信回家,加以說明,“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讓他們知道我家也沒那麼富裕,不到之處還請多多包涵。曾哥可能考慮到家裡人懶得跟人解釋,於是又補充說:如果父親大人覺得沒有必要跟人“開誠佈公”,那這封解釋信就扔進廢紙簍作罷了。父母大人的意思第一緊要,兒女在人際關係上不擅自做主張,這是曾哥遵循的孝道。

接下來的事情更頭疼,當地大族常家要與曾國藩的四弟結兒女親家。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不是想跟弟弟你結親家,而是想跟我結親家,想仗我的勢。

曾國藩對此的態度是什麼呢?不願意。理由是常家的子弟喜歡“作威福,衣服鮮明”,到時候結了親家,恐怕連帶“亂我家規”,尤其擔心對方子弟是癮君子,吸食鴉片。說到這裡,曾國藩跳出一層,說:弟弟,你跟誰結親家,我管不著,但是為了女兒的幸福,為了門第,一定要派人打聽清楚才決定。那麼,在誰那裡可以得到確切的訊息呢?曾國藩又指定了具體的人——“向汪三處查明”。

鄉里關係如此複雜,遠不能靠京城的風光來解決。曾哥遠在北京,可以眼不見為淨,然而,家裡人畢竟生活在家鄉那塊土地上,不得不跟他們周旋,尤其是未諳世事的弟弟們。曾國藩於是擬定了一個“不必管”方針,原文如下:“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管,是一種氣魄;不管,也是一種氣魄。這番話說得很過癮、很直接、很爽快,而且操作性強。曾哥其實是替弟弟們將複雜的世界簡單化了:這是一個關係十分明瞭而各司其職的世界,女媧管天,大禹管水,父母管家,長兄管外,你們操哪門子心?讀書去吧。

其實,有些糾葛,如果以不管、不理的心態去對待,很多擔子就放下了,責任也就明確了。

在這個基礎上,曾哥繼續勸弟弟們將態度放簡單一點,碰到親戚宗族,儘可能“愛之敬之”,這也是儒家與鄉里相處的基本態度——“泛愛眾而親仁”,廣泛地去愛大眾,親近那些有仁德的模範。如果現在就跟人家斤斤計較,到時候真的當家理事了,整個鄉里,“豈不個個都是仇人?”你們都想做聖賢,難道有聖賢和鄉里結仇的嗎?

一番話點醒了焦躁中的弟弟們,知道人生的目標不在於與周邊環境角逐糾纏,而在於放下,這樣才有空間去提升,去發展。

警惕另一種失敗

八股時文誤人終身

當然,曾國藩與弟弟們的來往書信裡,重點探討的還是學業文章的問題。弟弟們把歷次小考的時文寄到北京,要哥哥批改,曾哥卻出人意外地說:我不太善於改八股文,就請曹西垣先生代改吧。曾國藩感興趣的還是弟弟們在八股文之外的詩文,要他們多學習韓愈、柳宗元、蘇軾這樣的“先輩大家之文”。

在真正的文學與應試八股文的夾縫中,曾國藩對弟弟們的成長很憂心,他認為八股時文不是什麼好玩意,“此中誤人終身多矣”。為了前途,為了飯碗,沉浸其中,到時候會耽誤了真正的進修,他慶幸自己“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曾國藩對六弟說,你現在年過二十了,“不為少矣”,要是還在學習八股文,在題海中沉浮,哥哥我擔心你將來過了學習詩文的黃金時期卻仍然學業不精。

從這裡可以看出,曾國藩對當時的考試製度是不太滿意的,至於如何解決,他沒有提出辦法,但他對兒子的培養就可見他的真實想法了。他最得意的兒子曾紀澤並沒有走科舉之路,而是去學習英文和數理化,後來成為近代最傑出的外交家。

朝廷政策不能變,但曾家的小政策可以變,而且,這種變是絕對符合歷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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