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癸丑革命這兩次革命失敗原因是什麼？

在孫中山看來，辛亥、癸丑兩次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於“當時之黨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辛亥、癸丑兩次革命失敗，雖然與同盟會、國民黨的組織渙散、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有著密切關係，但主要原因卻在於敵強我弱和革命黨戰略失誤。黨員不“服從黨魁”固然不利於“統一號令”，但強制黨員“服從黨魁”就能夠“統一號令”麼？

何況作為黨魁的孫中山，在某些歷史轉折關頭，也並非總是站在正確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會停止武裝鬥爭、將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的這種“巨大的政治錯誤”(《復甦聯外交委員齊契林書》)，最後決策者正是“黨魁”孫中山。他對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在孫中山看來，同盟會、國民黨之所以不能“統一號令，服從黨魁”，是因為“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歷史喜歡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說”的倡導者，如今卻一變而為黨員“自由平等”權利的剝奪者。

早在1912年孫中山的自由觀就發生了微妙變化，強調“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官吏、軍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軍人的天職是“犧牲個人之自由，個人之平等”，以為“四萬萬同胞謀自由平等，使四萬萬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

及至1914年，孫中山把剝奪自由平等權利的物件，又從官吏、軍人擴大到黨員。黨員既“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誠然，遵守國法、軍紀、黨紀，為全國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無疑是官吏、軍人、黨員的天職，但絕不應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在國法、軍紀、黨紀允許的範圍內所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官吏、軍人和黨員倘若喪失這些自由平等權利，就必將淪為任人指使的馴服工具，泯滅個性和首創精神，還怎麼能夠為全體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