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的歷史契機 兩屆世乒賽主辦地都是友邦

1970年11月11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羅馬尼亞、瑞典和南斯拉夫訪問，隊伍中包括了所有能集結起來的國內精英。這是繼1966年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之後，中國運動員的第一次出訪。

對於這次出訪，目前人們談論較多的是中國男隊受到了瑞典、匈牙利甚至南斯拉夫等國選手的挑戰以及開啟“文革”後中國外交新局面的圖謀等等，但我卻發現：事情可能並不這樣簡單——

在中國隊出訪前一個月，英格蘭乒乓球協會放棄了1973年世乒賽的主辦權，該協會主席查爾斯•懷爾斯說，“缺乏合適的場地使我們不能在我國舉辦有史以來最大一次單項國際體育比賽，這是極令人失望的事。”(這裡的措辭很有趣：“最大的”，意思是說比足球世界盃和溫網還大嗎？恐怕是這個意思。)

之後不久，國際乒聯經過和南斯拉夫乒協的談判，決定1973年世乒賽改在南斯拉夫舉行，比賽的提名候選地是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盧布林雅那和薩拉熱窩。

這裡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六十年代中國參加的三屆世乒賽，除了1961年在中國舉行之外，另外兩次分別是在兩個友好國家的城市布拉格和盧布林雅那舉行的。試想：在七十年代初，如果連續兩屆世乒賽分別在和中國有著良好民間關係的日本、以及東歐集團中挑戰蘇聯霸權的另類南斯拉夫舉行的話，中國隊為什麼不去參加呢？

所以我大膽假設：世乒賽的異地舉行或許也是中國隊決定訪歐“試水”的原因之一。而理想的“試水”物件，當然是關係比較良好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瑞典了——瑞典是第一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斯堪的納維亞錦標賽又是有“小世錦賽”之稱的傳統賽事。

此外在11月29日，瑞典首相帕爾梅接見了中國乒乓球隊，是七十年代給予中國乒乓球最高禮賓規格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之中的第一個，這位後來遇刺身亡的政治家，既反對美國發動越戰、又反對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中國“文革”年代的價值觀，這樣一位人士對中國乒乓球隊給予的禮遇，或許也能增加中國通過乒乓球重返世界舞臺的信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