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曹吳後 馮玉祥為何又與盟友張作霖撕上了

二次直奉戰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祕密聯合實際上宣告終結。當時的各種矛盾像一團亂麻，糾纏在一起。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的三角同盟是在打倒曹吳這個共同目標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在打倒曹吳之後，已經沒有合作的基礎，三角同盟自然解體。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祕密合作，其目的也是為了推翻曹吳。現在目的已達，合作自然也就終止了。

不僅合作終止，而且新的矛盾產生了。他們都在強佔先機，接收敗軍，擴充地盤。這是軍閥的本性使然。10月23日，馮玉祥剛佔據北京，就任命鹿鍾麟為國民軍警備司令。馮玉祥利用佔據北京，可以控制攝政內閣的優勢，首先讓曹錕下令，山海關一帶直軍，著督理直隸軍務王承斌、幫辦直隸軍務彭壽莘接管。而王承斌和彭壽莘都是馮玉祥倒戈軍隊的一部分。馮玉祥又派孫嶽的國民三軍前往保定，解決了曹士傑的十六混成旅。派國民一軍、二軍的一部，阻擊吳佩孚的主力於京奉線。派蔣鴻遇等旅往楊村方向移動，與吳佩孚的殘軍激戰，吳部數旅不支，俘虜其數千人，獲槍無算。派孫連仲旅進駐豐臺，以為策應。從總的佈局看，馮玉祥是想把直隸和北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但是，張作霖在打倒曹吳後，早把同馮玉祥過去定下的奉軍絕不入關的諾言，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張作霖對直隸也是垂涎三尺，絕對不許馮玉祥染指。據當時任奉軍上校參謀的何柱國回憶：“南下的事情擱淺之後，緊接著就是段張馮爭奪直隸的地盤，先是馮與協同馮倒戈的原直隸督軍王承斌分別在天津附近收編吳部殘軍，意欲保持這一地盤。這是我們奉軍所絕對不能容許的。”10月22日，奉軍張宗昌率馬步軍2萬人由冷口突入進攻灤州。同日，李景林派馬步軍1.5萬人由界嶺口進攻昌黎。28日，張部佔據灤州。昌黎的直軍不敵李景林軍，退至灤州，被張宗昌軍打敗後收編。張宗昌部和李景林部都大舉向天津推進。山海關戰事結束後，奉軍主力極大部分集結在津榆一線，成立了津榆駐軍司令部，張學良任總司令，郭鬆齡任副總司令，實際由郭鬆齡負責。直隸的東部實際已被奉軍控制。

張作霖入關的時機成熟了，準備入關。入關赴津前，楊宇霆和姜登選向他提起如何應付段、馮之事，他滿有把握地說：“你們放心，我會耍這一套。比不得軍事非通過你們不可，耍這一套我比你們高明，你們可再不用管了。”11月8日，張作霖聲勢煊赫地入關。共開車5列：一為前衛隊；二為步兵隊；三為總司令部；四為張之官車及外賓車；五為軍需車。鮑貴卿、盧永祥、鍾世銘、湯玉麟及駐奉日、英、德三國領事團等隨行，張張揚揚，浩浩蕩蕩，大張旗鼓地進入關內。10日，張作霖以戰勝者的姿態到達天津。

前一天晚間，馮玉祥從北京抵達天津。10日下午，段、張、馮在段宅開會，這就是所謂的天津會議。在會議進行期間，當晚，奉軍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之北倉馮玉祥部的武裝。被解除的是國民軍第三、第四兩個混成旅的武裝，奉軍稱這是他們在灤州以西與直軍戰鬥之結果，直軍敗軍的武器應為奉軍所有。這使馮玉祥非常震驚。

但事還沒算完。第二天晚間，奉軍李景林部把直隸督理王承斌新編的二十三師繳械，王承斌被迫躲入天津租界，通電辭職。同日，李景林又把孫積孚的第二十師繳械。至此，奉軍李景林、吳光新共補軍隊4個混成旅，較抵津之初增加一倍半，達7萬人，分佈在天津及津浦、京奉兩線。張作霖有意造成的這些事件，是在用實力逼迫馮玉祥讓開直隸省，乃至津浦線。不給馮玉祥出海口，把他逼往荒涼的西北。對此，馮玉祥在實力不如奉軍的弱勢情況下，只得忍耐待時。

11月12日，在李景林的授意下，直隸省議會及各公團，以直人治直為標榜，推舉李景林為直隸保安司令並繼王承斌任省長職。到此，直隸地盤完全歸奉系所有。當天上午，張作霖、馮玉祥分別拜訪段祺瑞，表示願意服從指揮。下午，段祺瑞在私宅設宴款待奉軍將領，張作霖藉故未到。段祺瑞表示，京奉、津浦兩線完全歸奉軍駐守。這是段祺瑞在向奉軍示好。他甚至有意讓李景林代替鹿鍾麟任京畿警備司令，但沒有成功。

關於這次天津會議，馮玉祥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生活》裡有一些記載，可供參考。他是應段祺瑞之邀赴津的。段祺瑞曾拍發數電，邀請他赴津。他知道這次赴津是要“討論政治機構改進的問題”。他本來希望等孫中山到達天津之後，他再赴津。可是，僅過了一天，段祺瑞即特派一位陸軍部的軍需司長去京，邀請他去。他想，如果堅執不去，必生猜疑而生誤會，就決定去了。他是10月9日赴津的。

他寫道：“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得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閉先照一相，邊散坐著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傢伙，在曹吳未倒，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重新勾心鬥角，只從個人私利著眼了。他們都懷著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常常流露出歧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著，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貿然說道：‘孫嶽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嗎？’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帶著一副假面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胡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

這裡提到的吳光新，是段祺瑞的妻舅。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畢業。1914年，任陸軍第二十師師長。1917年，任長江上游總司令部司令。此時，任奉軍第六軍副軍長。段祺瑞任臨時執政時，他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陸軍訓練總監。吳光新突然說孫嶽是共產黨，這是對馮玉祥的一個挑釁。在北京政變時，馮玉祥、胡景翼、孫嶽是緊密的三角同盟，沒有孫嶽順利地開啟北京城門，政變是否能夠成功，殊難預料。對此，筵席上的諸位是心知肚明的。但吳光新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偏要給孫嶽扣上共產黨的帽子，就是要使馮玉祥難堪。但馮玉祥在實力不如人家的情況下，也只得忍氣吞聲地巧妙辯白。本來，這次宴會也邀請了張作霖。但張作霖卻沒有出席，可以看出，此時的張作霖不是彼時的張作霖了。

馮玉祥對奉軍的言而無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滿。不僅在天津會議上奉軍表現如此，在會下奉軍更是不講信義，居然把馮軍的部隊繳了械，甚至逼迫馮玉祥的副總司令王承斌辭職。馮玉祥氣憤地寫道：“在天津，最令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為！”奉軍的種種表現，使馮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幾天，北京傳說他被刺或被扣，他為了消釋這些揣測，便回北京去了。

其實，張作霖的部下在此次會議中間，也確實在醞釀刺殺馮玉祥。有一次，奉軍將領李景林、張宗昌等擬乘馮玉祥赴宴之機，中途設伏，暗中刺殺。此事被張作霖的副官長楊毓珣得之，向馮玉祥告密，馮玉祥有了戒備，才沒有遇害。主要的是張作霖不同意他們的做法，此事也就被壓了下去。

天津會議解決了兩個問題。

其一，兩派軍閥共同推舉出了一個國家首腦。11月15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通電推戴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到北京主持政務。為什麼擁段為臨時執政呢？因為段祺瑞是一個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軍閥元老有所謂一龍、一虎、一狗，龍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馮國璋。當時，馮國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只剩下了段祺瑞。此時的北洋軍閥控制著北京政府，它分為三大派。奉系是一派，馮軍是一派，長江流域是一派。

奉系的張氏父子和奉軍的一般高階將領，對段祺瑞都很尊重。他們對擁段持積極態度。張作霖原來是袁世凱所屬36鎮的第二十七鎮，雖然不是小站練兵出身的北洋正統，但也屬於北洋體系。因此，段祺瑞和張作霖屬於北洋軍閥的老關係。不但如此，段祺瑞是親日派，張作霖也是親日派，在對日的關係上，他們也是利益一致的。同時，在1928年秦皇島奉軍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大將徐樹錚，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學的同學楊宇霆密報訊息，才得以成功。事後平分了軍械，從此段祺瑞和張作霖成了親密的夥伴。1920年直皖戰爭，張作霖雖然參加了倒段之戰，和曹吳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段祺瑞暗中是歡迎的，因為如果張作霖不參與，曹吳將要獨佔段祺瑞的家底，並且獨霸北京政府。這對段祺瑞的東山再起是不利的。在第一次直奉戰後，張作霖和段祺瑞的聯絡更加緊密。他們中間的主要聯絡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吳光新。因此，張作霖擁護段祺瑞是“鐵定不移”的。

馮玉祥讀過三民主義小冊子，對孫中山非常景仰，最先提出孫中山北上主持國家大計。但是，馮玉祥與孫中山的聯合，也有增強自己力量的含義。因為馮玉祥同張作霖和段祺瑞相周旋，深感實力不足。有孫中山這一條線牽著，他也可以增加一些砝碼。但是，在天津會議上，他已經陷入了張作霖和段祺瑞的包圍之中。這個包圍，是實力上的，也是輿論上的。他深感勢單力孤，有恨難洩。在會上，他沒有大膽地提出自己對孫中山的態度，知道處境險惡，自身難保，只好唯唯諾諾，裝出好像對提出段祺瑞任臨時執政全無成見的樣子。這是他迫不得已的。他隨機應變，把原來主張孫中山北上改為聯張擁段。

而長江流域的直系實力派是擁護段祺瑞的。他們原來的領袖曹吳倒臺，必須另找靠山。畢竟都是北洋一系，他們願意北洋元老段祺瑞出山。“段以北洋元老的資格，對於北洋軍閥，無論哪一個，雖然都吸不住，卻都罩得下”。11月10日，長江流域的直系實力派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劉鎮華、杜錫珪、周蔭人、蔡成勳、馬聯甲、李濟臣、李炳之自南京聯名通電，擁護段祺瑞出山以維大局。這一天，正是天津會議第一次召開。12日，江蘇督軍齊燮元在南京召集蘇、浙、皖、贛、鄂、豫、陝、閩、川、湘十省同盟會議。議決：保境安民；不承認攝閣；一致擁段。

因此，擁段上臺，就成為北洋軍閥當時三大派的共識。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段祺瑞就重新登臺了。段祺瑞面對咄咄逼人的張作霖和馮玉祥，玩弄著他的平衡術。對長江流域的直係軍閥實力派，他寄予希望。他把他們當作對付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一個重要砝碼。

其二，兩派軍閥重新瓜分了地盤。段祺瑞為了在張作霖和馮玉祥之間搞好平衡，在分配地盤上，真是費盡心機。經反覆折衝，最後決定：“自津浦沿線一帶以至長江下游地區，主要為張作霖的範圍，所以任命李景林為直隸督辦，張宗昌為蘇、皖、魯三省剿匪總司令。而以京綏線及京漢線方面給予馮玉祥，所以任命孫嶽為豫、陝、甘三省剿匪總司令，胡景翼為河南督辦軍務善後事宜，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為綏遠都統，並特任馮玉祥為西北屯墾督辦。”這一瓜分，張作霖佔有了富庶之地。馮玉祥原來基本沒有地盤，現在有了自己的地盤，但僅是荒僻之野。這個瓜分結果，顯然有利於張作霖，不利於馮玉祥。可是，基於張作霖的強大實力地位，馮玉祥也只能承認這個現實。

11月24日，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臨時總執政”。臨時執政的權力很大：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帥海陸軍；臨時執政對外代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設定國務員贊襄臨時執政處理國務；臨時執政命國務員分長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臨時執政召集國務員開國務會議。

名為臨時執政，其實兼有總統和總理的雙重權力。

當天，馮玉祥做出驚人之舉，通電宣佈解除兵柄，決心下野，所有部下軍隊如何處置，完全聽命於國家。這是馮玉祥的一個以退為進的政治手腕。

這一天，張作霖偕盧永祥、鮑貴卿等入京。張作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先派李景林到京妥為佈置。李景林安排奉軍第一軍進駐豐臺，第二軍進駐馬廠，津浦線自天津至德州駐軍約有六萬人。這就保證了奉軍在北京萬無一失。事後證明，張作霖這一軍事部署，不是杞人憂天。如果沒有這個安排，他們張氏父子可能就一命嗚呼了。

大約就在這一天，馮玉祥的部下準備刺殺張氏父子。

事情是這樣的。張學良是於11月22日，隨同段祺瑞、馮玉祥等一同自天津先到北京的。現在，張氏父子都在北京，躊躇滿志，得意忘形。

當時，胡景翼正在河南彰德同地方軍閥李倬章（濟臣）打得激烈，胡景翼一再電催馮玉祥調兵支援。馮玉祥擬調胡部嶽維峻、鄧寶珊去，可他們都不肯去。馮玉祥說：“笠僧（胡景翼）請兵甚急，你們兩位為什麼不去應援？”他們回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大的責任！”馮玉祥不解地問：“什麼更大的事？”他們慷慨激昂地說：“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再戡禍亂！日本人已替我們探聽清楚，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只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馮玉祥聽了大為吃驚，當即和他們說：“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能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異動，演成混亂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出勝負，日本就會乘機進佔東三省。日本人幫忙，絕不會懷好意的。”馮玉祥雖然這樣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的主張。並說，奉軍多為烏合之眾，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則奉軍將領之識大體者必然願隨我們走。馮玉祥堅決不答應，雙方僵持很久，直到深夜3點多鐘，才慢慢說服了他們。次日，就接洽車輛，把他們派到河南去了。

這次刺殺陰謀沒有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張作霖事先在京外做了充分的軍事佈置，以便應付突發事件，說明他對馮玉祥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同時，馮玉祥也不同意他們採取這種刺殺的方式來消滅政敵。

後來，見到了張作霖，馮玉祥說道，他精神不好，要上山修養。張作霖假裝很動感情，跳起來說道：“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蛋！”這是張作霖慣用的口是心非的手段，馮玉祥自然完全知道。他向部下說明上山修養的衷曲，得到諒解，就到北京西郊天台山去了。

與此同時，馮玉祥邀請的孫中山先生正在向北京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