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銀行家陳光甫如何為蔣介石籌措軍餉？

陳光甫是誰？

1915年6月，孫中山適逢人生的低潮，旅居日本。聽聞上海要成立一家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孫中山囑託未來的連襟孔祥熙加入股份1萬元。銀行的創辦人是34歲的原江蘇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他曾支援孫中山反袁，後因抵制軍閥張勳而辭職。陳光甫的這家“小小銀行”此時只有10萬元的資本。

12年過去了。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之一——蔣介石已從一介布衣躍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7年3月，他指揮的北伐軍經過與孫傳芳軍隊幾個月的血戰抵達上海城外。進城前，國民革命軍就已數次聯絡上海工商金融界，告知蔣介石將特派人手前來籌備餉需。

1927年初的陳光甫已是上海銀行公會的副會長，而簡稱為“上海銀行”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已成為國內第四大商業銀行。上海銀行的存款已從1915年底的57萬元增至3244萬元，放款從51萬元增至1919萬元，平均年盈利率達到20%以上，1921年的資本額就已增為250萬元。此時，大革命的高潮正要過去，工商業屢經動盪，尚未謀面的的蔣介石與陳光甫都在焦慮地思索著中國的前景。

陳光甫(1881年-1976年)，江蘇鎮江人，1909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近代中國著名銀行家。

北伐的錢從哪裡來？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年底形成了武漢國民政府。11月，蔣介石率軍苦戰三個月攻克南昌，急需大量金錢來收買人心。當時的軍餉都靠宋子文掌控的武漢政府財政部，蔣介石苦於沒有自主的財權，便將戰略目光投向經濟中心江浙一帶。他派出黃郛等親信赴滬祕密聯絡銀行家陳光甫與錢永銘。

1927年初，統兵的蔣介石與武漢國民政府關係尚好，北伐局勢非常有利。瞭解到蔣的軍事實力後，陳光甫自然支援新生的革命力量，允諾“革命軍餉銀，當盡力而為”。同時，蔣介石的親信陳其採傳來情報，認為“陳光甫君堪備擔任上海財政之選”。蔣介石對此非常興奮，1月底寫信給陳光甫和錢永銘，內稱：“滬上來友，皆稱諸公主張公道，扶持黨義。歲寒松柏，尤為感佩！尚祈隨時指示，貫徹初衷。如有公暇，能來潯漢一遊聊舒積愫。”時廣東省財政廳長孔祥熙也又專門託人告訴陳光甫，“贛漢方對於財政前途，均於公有極大之希望。”2月初，陳、錢二人祕密託人給蔣介石帶去了50萬元。

雙方的初次接觸十分順利，各自的想法卻不同。對缺錢的蔣介石而言，陳光甫背後有著上海金融界兩大支柱——上海銀行公會和上海錢業公會的支援。在陳光甫看來，上海尚在軍閥孫傳芳的盤據之下，軍人蔣介石既未取得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也遠不能在政治上代表南方革命政權。金融業在戰爭的環境中十分脆弱的，中國南北的銀行家曾祕密商議：“惟政變難，損失固應預防，而金融界之在北方有事業者，此類尤不宜露面，否則影響所至，禍變難測。”總之要避免表態，“鎮靜處之”。

不過，南方的銀行家們很清楚，只要北伐的革命力量不發生鉅變，南北政治對峙的局面終將傾斜。1926年12月25日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邀約一些銀行家率先密商支援武漢革命政府發行新公債事宜，眾人對武漢方面2000萬元的計劃基本贊成，同時提出獨立公債基金、區分基金與中央銀行存款、按月公開款項收支和提高政府公債的利息。張嘉璈與陳光甫把這些意見輾轉交孔祥熙呈請財政部長宋子文。陳光甫本人在2個月後婉拒了北京方面要他出任交通銀行總行經理的邀請，上海金融界則拒絕支援孫傳芳的抵借計劃。

這本是躲避政治多年的銀行界一次用表達立場換取資本利益的轉折性嘗試。不料，上海金融界與武漢國民政府之間的積極關係卻到此為止——南方革命陣營內部風雲突變。

政變還是交易？

3月22日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26日蔣介石抵滬，當晚約見陳光甫、虞洽卿等經濟界領袖，宣告收回租界絕不訴諸武力，以安民心，同時表明維護資本家的立場。同時，為配合北伐而發起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餘波未盡，工人力量的迅速崛起讓資本家們聯想起南方各省發生的激烈事件，資本家們的利益受到了威脅。

4月12日，蔣介石為了最終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支援，以“清黨”的名義在寧滬兩地發動了血腥政變，通過屠殺由中共領導的工人群眾來履行其維護秩序的承諾。結果，以國民黨左派為主導的武漢方面公開反蔣，汪精衛通電斥責蔣“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將蔣介石“開除黨籍”，並以反革命罪進行通緝。原本一路北伐的國民革命力量公開分裂了。

在蔣介石心裡，獨攬國民革命大局的野心和維持軍費開支的焦慮交織在一起。3月30的蔣介石日記寫道：“軍事財政亦難。政治難，黨務更難。以一身兼備數難，如何其不疲耶。”攻克上海之前，他就嚴辭催促宋子文：“前方餉項已經斷絕，如再不速解一百五十萬元來此濟急，視為以後即斷絕關係也。”如今寧、漢分裂，蔣介石不再需要或依靠武漢的財政力量。早在3月30日，他就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由陳光甫出面組織了名叫“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簡稱“蘇滬財委會”)的機構。

陳光甫任總經理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立時位於上海寧波路9號一幢老式洋樓裡。

上海金融界領袖之一的陳光甫也是處境尷尬。他剛剛探問漢口銀行公會會長唐壽民政治局勢，得知武漢方面對蔣“全是口誅筆伐，並無事實決裂表示”。誰料時局突變，蔣介石拉攏了廣東的李濟深，致使具有正統性的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驟緊。4月15日武漢政府下達了《現金集中條例》，禁止現銀流通與出口，封鎖了大部分的外部經濟往來，造成金融恐慌，上海銀行也有20餘萬現金被封存。另一方面，蔣介石依靠軍隊和青幫，以有效維持上海的工商秩序為籌碼，趕鴨子上架，希望陳光甫能出面籌錢。“四一二”事件第二天，蔣介石通知陳光甫，“請於最短期內籌款，以濟急需”，要求“盡國民之天職”。

在商言商，陳光甫的上海銀行照常營業，一方面接受有關國際支援武漢政府的存款，一方面以優惠匯率接受武漢地區外商匯款。面對已經控制了上海的蔣介石，陳光甫也同樣表示合作，回以“實以北伐之功未竟，聊盡國民一份責任”。蔣介石欣然給予多方的支援。

首先，蔣介石分別致函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和上海商業聯合會，稱“所有關於財政問題，應統由該委員會通盤籌畫”，“特派該委員會陳主任，親赴貴會商議辦法，尚希概予接洽，鼎力協助。”蔣授意陳光甫先籌款1 000萬元，陳不負所望，在上海局勢穩定以前就籌集了第一筆300萬墊款，銀行業墊借200萬，錢莊業承擔100萬，月息七釐。民國史專家吳景平教授解讀，此次墊借允許作為債權方的銀錢業公會直接介入屬於“國稅”的抵押品監收和本息的償付，這是對上海金融業的一大讓步。

其次，陳光甫並不想完全成為蔣介石的斂財工具，曾躲在鎮江拒不赴任。蔣介石一面讓其他金融家疏通，一面為陳光甫樹立聲勢。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20日蔣介石親自宣佈“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正式成立，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訓詞，委任陳光甫為主任委員。蔣還要求陳光甫擔任財政部次長、江蘇財政廳長，只是陳說“彷徨莫知所措”，以“忝居商界，未諳計政”，力辭不就。

第三，蔣介石渴望儘早募集到1000萬借款，並對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吐露“財政委員會籌款延緩，且不得法”。然而，他依舊指示“蘇滬財委會”負責收回蘇滬地區的各項徵收機關，並及時傳遞前線擊潰敵軍、“俘獲甚多”的訊息。陳光甫的工作很快有所進展，兩天後，“蘇滬財委會”與銀錢兩業公會的代表正式簽署了續墊借款300萬元合同。蔣介石表示滿意，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佈告：“江蘇及上海財政完全由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負責辦理;嗣後無論任何機關、團體，對於財務上一切用人行政事宜，概不得加以干涉。”

此外，陳光甫在南京當局與上海銀錢兩公會之間斡旋協商，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委員會，幫助發行3000萬元庫券。這筆國債由政府與商界共同組織委員會保管。該二五庫券基金會自1927年到1932年，總共發行了超過10億的公債。同年7月11日，南京財政部聘陳光甫為高等顧問。

從合作走向齟齬：不只是錢的問題

遠水不解近渴。寧漢分裂後，蔣介石四處臨敵，花銷更巨，僅答應給馮玉祥的就要每月200萬元。南京政府發行的二五附稅庫券等不及募集，5月3日蔣介石強求中國銀行先行墊借1000 萬元，頓時造成蔣與金融業的關係緊張。

北伐時期的蔣介石和白崇禧合影。

上海金融界對蔣介石的態度本就有所分歧。中國銀行上海方面的宋漢章、張家璈曾因對抗北洋政府1918年的“停兌令”而名聲大振。兩人一面請陳光甫斡旋，一面於5月13日覆函蔣介石，稱上海中行在兩次600萬元墊款中已擔120萬元，此次願再墊200萬元，大大超過各地其他分行的貢獻，表示無力為繼。而蔣介石更關心政府開支能否滿足，20日竟嚴斥 “此等商人毫無信義可言，何必客氣”。

陳光甫見到這般電文，其中還堅持中國銀行兩天各繳200萬，一分不能少。23日財委會又收到蔣介石21日電，要求在24日前籌足500萬元解寧。陳光甫當即與政府代表發生了爭辯，他說：“軍事與財政本屬休慼相關，北伐軍費固關重要，但市面金融亦應維持。倘擠逼過緊，市面一旦發生變動，則任何方面均屬不利。”他認為蔣介石太不顧及金融界，於是支援中行，希望能兼顧雙方的利益，圓滿解決。

蔣介石依舊強硬，假言中國銀行漢口分行支援武漢政府的貨幣，“如為法言，不謂其阻礙革命，亦有意附逆而不可。請諸公從嚴交涉，萬勿以私忌公，限本月內收足一千萬元，千祈勿徇私情。”前一句以政治罪名威脅中行，後一句則暗示陳光甫不要再替中國銀行說話。

陳光甫自然明白蔣介石的意思，但他也清楚金融業領袖的社會責任。經過深思熟慮，他寫信提醒蔣介石：若中行連發行準備金都予提墊，會釀成擠兌風潮和金融恐慌，影響以後的其他借款，最終損害蔣介石的軍事前途;同時上海作為金融中心，若因政府軍需而導致金融失序，外國勢力必對蔣介石有所顧慮。6月4日陳光甫又向蔣介石辭去政府職務。

此舉讓蔣介石明白此事對於金融業並非只是錢的問題。為使陳光甫繼續配合政府，蔣通過其他人表達了妥協之意。政府代表俞飛鵬迅速表態：“中行以市面金融關係，確有為難之處，但前方需款孔急，尚宜籌劃兩全之策。”張靜江向陳光甫表示，在中行墊款一事上“當不使吾兄獨為其難”。蔣介石又恢復1927年初的恭敬之態：“中正到滬後，軍事得步步進展，全賴諸公擘畫之功。吾公主席財會，尤著賢力。方今大軍渡江，後方接濟更屬緊要，千祈勉任艱鉅，捍衛國家。”次日，蔣又挽留說：“財政困難，責任甚重，軍政黨務之命脈，全在於此，非賢勞決不能勝任，且非吾兄亦決不能著信集事也。”

陳光甫即是代表上海金融業的基本利益，無意與南京政府分出勝負。6月他繼續主持蘇滬財委會，表示月前差額“日內解出”，還託人攜10萬元給南京的蔣介石表示遵命。11日，陳光甫又親自拜見蔣。兩人的第一次不快得以平息。

右二為陳光甫先生

銀行家的能耐與無奈

1927年的中國政局風雨詭變，資本家要找到強有力的政治盟友提供保護，而政治家必須找尋財源來謀取權力。雙方的現實需求迫切得足以暫時忽視理念和立場上的差異。8月，蔣介石迫於時局第一次下野，陳光甫募集公債的重任也暫告結束。學者邢建榕從尚未公佈的檔案中找到了當時陳光甫的真實想法：“立國之初不可如此。如以軍人事行之，不經政府通過，等如軍閥之行為，令人寒心。”

銀行家們把蔣介石對中行的強硬，理解成指向整個上海金融業的壓迫，他們看到了蔣介石的權力野心，看到了南京可能不足以擔當中國政治的革新。而蔣也看到了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家階層會對政權命運造成的影響。政治權力對金融業的控制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於國家？又怎樣會葬送一個政權？這便是1927年以後蔣介石與陳光甫等銀行家們去探索的歷史課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