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湖北新軍為什麼會倒向革命 軍隊政治不中立

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的主體其實就是湖北新軍，而湖北新軍可是清末重臣張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訓練的一支近代軍隊，與袁世凱的北洋新軍號稱南北兩大新式軍隊，是大清王朝的兩大柱石，然而他們為什麼到了關鍵時刻不是保護大清王朝，成為大清王朝的“忠誠衛士”，反而成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這確實是一個不得不說的歷史教訓，這和新軍的建立、成軍及指導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是好心辦成了壞事，至少對大清王朝是這樣說。

新軍的建立要從1894年的甲午戰爭說起。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原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運用西法編練十營定武軍，分別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馬兵二百五十人及工兵五百人，總計四千七百多人。第二年，胡燏棻調任平漢鐵路督辦，天津小站的定武軍便由從朝鮮歸來的袁世凱接手，並按照朝廷的意思將這支軍隊定名為“新建陸軍”。

胡燏棻訓練定武軍原本就是德國人的建議，待袁世凱接手後依然延續這個辦法，一切按照德國軍隊的制度進行，教官也主要是德國人，規模隨之擴大至七千人。稍後被編為武衛軍前後左中右五路中的武衛右軍。這支名義上歸朝廷歸國家的新建陸軍，實際上成了袁世凱的親兵。

在新建陸軍成軍同時，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也奉旨編練了一支名為自強軍的新式軍隊。這支自強軍也是依照西方軍隊制度進行編練，分為步兵、炮兵、馬兵、工兵等十三個營共計兩千人。這支自強軍後因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而交給了兩江總督劉坤一，再往後就被袁世凱收編至武衛右軍。

1901年新政開始後，整軍經武又一次提上清政府的政治日程。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政府層面設定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袁世凱會辦。1905年，練兵處制定陸軍軍制，各省設立督練公所，準備用十年或更長時間在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每鎮包括步、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種，每鎮總人數為一萬兩千人，有統制率領。鎮下分為協、標、營、隊、排、棚，其首長分別為協統、標統、管帶、隊官、排長等。新軍的中下級軍官由各省武備學堂畢業生充任，間有少量留學歸來的軍事人才。新軍的士兵採用募兵制，對身體、文化及生活習慣、品行等方面都有比較高的要求。這確實是一支近代化的軍隊，是大清國的柱石，只是誰也想不到這支花了無數銀子訓練的新軍，竟然動手埋葬了大清國。

至武昌首義，清政府訓練的新軍已編成十三鎮。北洋新軍為中央軍，亦稱國軍，即國家的軍隊。北洋新軍佔全國三十六鎮中的六鎮，即六分之一。各省新軍為地方地方軍，而由張之洞一手訓練的湖北新軍就屬於地方軍系統，最先編為湖北常備軍左右兩翼。1905年整編為兩鎮，分別由張彪、黎元洪任統領。翌年又按照中央練兵處全國新軍三十六鎮統一規劃，湖北新軍第一鎮改番號為督練第八鎮，第二鎮改番號為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相當於旅)。第八鎮的統領還是張彪，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還是黎元洪。

從理論上說，所有的新軍不論北洋新軍，還是地方新軍，都是國家柱石，屬於國家，然而大清國的可悲之處在於這個理論始終沒有真正貫徹，結果所有的軍隊不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皇上忠於最高統治者。

軍隊不屬於國家而屬於皇帝，當然有它的好處，有利於皇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有利於培養軍隊將領的忠誠，比如在1898年政治風波中，譚嗣同曾經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夠出於大義動用軍隊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袁世凱就此說了一番話，可以看出軍隊忠於最高統治者的好處。袁世凱說，我平時訓練軍隊總是教以君臣大義，總是告訴他們皇上和皇太后如何偉大，你譚大人現在讓我去命令他們將皇太后抓起來，我這個命令一下達，他們很可能就先將我袁某人給抓了起來。袁世凱的說法證明軍隊不屬於國家，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好處。

然而，問題在於，軍隊不屬於國家，不在政治上中立，軍隊在訓練軍事的同時，總是進行政治上的灌輸，這勢必導致兩個相反的後果，第一個如前所說，你可以向軍隊灌輸皇上、皇太后如何偉大如何英明，我們應該忠於皇上忠於皇太后。經過長時期的灌輸，軍隊官兵當然會信這一套。但是這種灌輸無疑打開了另外的一扇門，那就是你可以灌輸忠於皇上忠於皇太后，革命黨人就可以在軍隊中宣傳皇上和皇太后都不是東西，腐敗墮落，罪大惡極，是革命的物件。於是這第二個後果，就是湖北新軍在武昌首義之前幾年間的真實情形。那時湖北新軍中流行中一種對國家政治普遍的關心關愛和憂慮，特別是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對官方的宣傳總是有點不信任，總是不能抵消革命黨人的宣傳。久而久之，原本為大清國柱石的新軍，開始對大清國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和深刻懷疑，終於起而發難，推翻了這個原本由自己效忠的體系。

而且，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不論是新建陸軍，還是自強軍，還是後來的新軍，其建軍的目的都是為了大清國的國防力量，其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向日本復仇，是用於對外戰爭，然而在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中，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大清國都沒有機會將新軍用於對外的進攻或防衛。這樣一支經過精心訓練的新軍一直沒有對外戰爭的機會。然而不論是否有對外戰爭的機會，國防軍的功能是不應該改變的，其職責只能是對外戰爭，通過對外戰爭維持國家和平，這是國防軍的唯一責任。但是，十幾年的和平發展，清政府的急功近利、掉以輕心，始終沒有去規範新軍的功能，始終對新軍抱有一種政治上的額外期待，總是想著將這支重要的力量用於國內政治，於是你可以將這支軍隊用於維護朝廷，我就可以動用煽動這支軍隊反對朝廷。一旦軍隊介入了國內政治，這個國家實際上就被軍人所把持所操縱。所以真正的民主國家、近代國家，絕對不允許軍隊介入國內政治，不論國內政治如何發展如何危機，軍隊都必須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事情，絕對不允許政治家藉助於軍事力量去解決和平變革中的問題。在1898年的政治危機中，康有為、譚嗣同試圖動用袁世凱的軍隊去搬掉和平變革中的絆腳石，這場政變雖然被機警聰明的慈禧太后所粉碎，但慈禧太后還有光緒帝並沒有從這場未遂政變中汲取必要的教訓，沒有將軍隊國有化、國家化，軍隊不得介入國內政治生活，軍人不得干政等原則當做一回事，相反，新軍中不論北洋系的中央軍，還是各地督撫的地方軍，大家都竭力期待軍方領導人的支援，許多軍方領導人就是大清國最優秀的政治家，這在很大程度上種下了1911年中國大革命的種子。這對民主革命來說固然是一件幸事，但從近代民主民族國家的建立來說，未免還差十萬八千里，也為後來的政治糾紛預留了巨大空間，其遺害絕對不應該低估。